交行一員工利用老客戶信任詐騙超千萬，該行被判承擔85%責任。

　　近期，中國裁判文書網披露的兩則判決書顯示，2013年，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原名為交行上海大橋支行）前理財經理印某以銀行名義與客戶謝某簽訂虛假信托合同，詐騙并私吞謝某1400萬元，后被公安機關逮捕。直至案發，印某仍無力償還剩余款項，隨后，謝某將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告上法庭并獲賠315.68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在賠償謝某損失后，將前員工印某告上法庭，但此人目前正在監獄服刑，交行是否能追回上述經濟損失仍未可知。

　　理財經理利用老客戶的信任

　　偽造信托合同詐騙1400萬元

　　2010年3月至2016年8月期間，印某在交行上海大橋支行擔任理財經理，負責向客戶推銷交行推出的各種理財產品。據印某證言，在其介紹下，謝某于2011年至2012年期間先后購買3次信托產品，此3次交易均是真實交易。

　　隨后，在2013年4月至2015年11月期間，印某多次冒用交行上海大橋支行名義，與謝某簽訂多份偽造的信托合同，同時，利用協助謝某辦理網銀轉賬之機，將謝某交行賬戶內的1400萬元陸續轉入自己銀行賬戶，用于個人炒股票、郵幣等。

　　那么，印某是如何利用虛假合同詐騙，并且沒有被謝某及早發現的呢？

　　印某在公安機關的訊問筆錄中稱：“一方面，我是交行上海大橋支行客戶經理，職責是介紹客戶購買各種各樣的產品，另一方面，我是在銀行內部辦公場所替客戶劃轉資金的。此外，我也要客戶簽訂相關的理財產品合同和協議。當然，主要原因是這些客戶都是我的老客戶，大家比較熟悉，關系也不錯，比較信任我。”

　　印某表示，偽造的理財合同是在互聯網上下載的，之后再冒用交行的名義與謝某簽署合同。謝某是在其偽造的合同、協議上面簽名，而合同或協議上加蓋的卻是交行上海大橋支行的業務受理章。在這樣的條件下，印某輕易地獲得了謝某的信任。

　　“從我認識謝某開始，每次都是謝某將其網銀插在交行的網銀電腦上，她輸入完密碼后，會將電腦交由我操作。”印某稱自己利用客戶年紀較大，不懂網銀密鑰轉賬操作為由，幫助他們操作網銀購買交行理財產品，并將他們購買的理財產品的資金劃轉至個人名下的銀行賬戶。

　　理財經理獲刑12年，

　　交行被判賠償原告85%損失

　　判決書顯示，印某因投資失敗而無力歸還謝某到期的本息，遂主動至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最終，印某被法院判刑12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處罰金15萬元。但是，直至案發，印某仍有371.39萬元未歸還給謝某。

　　于是，謝某將印某原單位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告上法庭，要求其對印某造成的損失賠償。

　　一審法院認為，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在印某長達幾年的犯罪過程中，并未引起警覺，直至印某被公安機關抓獲逮捕。上述情形之所以能發生，與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規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監管不力密不可分。

　　此外，2018年2月2日，原銀監會上海監管局對交行上海大橋支行做出滬銀監決字[2018]11號《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其存在以下違法違規行為：“2014年11月、2015年11月，該支行未能通過有效的內部控制措施，加強對員工行為的監督和排查，及時發現并糾正員工的上述違規行為，員工行為管理嚴重不審慎。”最終該支行被責令改正，并處罰金30萬元。

　　最終，二審法院上海金融法院認為，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的過錯與謝某的損失具有直接因果關系，故維持一審判決結果，判處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對謝某371.39萬元損失承擔85%的賠償責任，即315.68萬元。

　　交行向入獄原理財經理追償

　　雖勝訴但能否追回賠償未可知

　　2020年5月28日，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因印某案件，最終向謝某支付335.46萬元，包括315.68萬元本金及利息、案件的受理費、律師費等。

　　在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賠償謝某損失后，對印某進行了追償，要求其賠償該支行給謝某的335.46萬元。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印某作為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的員工，利用職務便利以及該支行管理上的疏漏，對謝某實施犯罪行為導致交行承擔了民事賠償責任，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據此向印某行使追償權，請求印某履行賠償義務，并且支付相應利息符合法律規定，法院予以確認。

　　最終，上述法院判定，印某對交行上海陸家浜路支行支付給謝某的合計335.46萬元進行賠償，同時支付該筆款項的相應利息。

　　但是，印某目前仍在入獄服刑期間，交行是否能追回上述經濟損失仍未可知。

責任編輯：王婉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