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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曉會:我追問您一個問題,除了信用體系建設還有其他的長遠社會化的幫助之外,像你們這樣的公司發展就不需要政策方面直接的優惠或者是扶持了?
唐寧:我覺得剛才朱博士講的有一個公平的環境就夠了。當然了,如果能夠有一個更好的、創新的環境那是再好不過了。我覺得現在這樣一個創新的環境還是有的。其實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未來幾年甚至是更長一段時間,金融改革、金融創新也是必由之路。所以我們還是能夠感受到這一點的。
喬曉會:周老師我想問問您,政府在中小企業的發展方面哪些是政府應該做的?哪些方面不應該做?我想請您最好結合一下以往我們在政策方面的方法,是不是有偏頗的地方或者是有哪些比較好的方向?
周其仁:一講政府大家都愿意做加法,這條加、這條加,加到政府的責任也很重,招呼不過來。我同意唐寧所講的,社會和市場能做的事情不要都讓政府去做。1000多萬家企業讓政府招呼,怎么招呼啊?沒有泰龍、沒有唐寧、沒有包頭商業銀行,沒有阿里巴巴(微博),要成立一個小企業融資部?我看你的會有的開。一直討論下去吧。還是社會盡量能做的事情讓社會盡量做。但如果不做或者是做不下去,這些問題就要有一個改革的程序來解決。
剛才提到了,宏觀環境穩定靠底下,是沒有辦法的。嚴重的負利率讓所有的指數都歪曲。誰借錢誰合算。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反映出來的貸款需求不真實。負利率誰說貸款夠?當然不好意思說大企業也不夠,所以一耳朵聽出去就是小企業不夠。其實錢到哪兒去了?所以宏觀穩定這個東西上至少利率為正,這畢竟是政府需要的職責。
還有政府要通過法令讓給企業做。我們有很多的信息系統,阿里巴巴的數據不公布,變成了部門的私有財產,掌握這個數據沒有什么用,開放出來可以用這個信息做很多的事情。這個事情有一個法律,因為已經有法律了,所以公民的信息應該為社會市場發展來服務,不能變成部門的私有財產,這個東西要做扶持。
我是多少年對"傾斜"這個詞始終有一些保留,不要隨便地傾斜。有時候出發點很好,一傾斜后果就不那么好。內蒙當年扶持貧苦的牧民養羊,貸款是低息,負利率一起來,就發現把貸款出去比養羊好多了。結果高利貸變成了地方的麻煩。很多人家都跑了,因為還不了債,形成了債務糾紛。所以,傾斜誘惑這些事情我倒不覺得那么緊迫。還有對整個社會一般性,誰都適用的公平的環境、宏觀的穩定,不要在重大的經濟參數上形成負值,這樣讓微觀組織有空間。
還有金融改革這些年挺不容易的,這些政策要有后續的政策。小額貸款只用自有資本去放貸。做了這么多年的小額貸款下來,里面有做得很好的,也有一般的、也有很差的。應該有分級和升級的機會。做得好的讓它有一定的杠桿,但不能一步做成銀行。比如說阿里巴巴,到現在為止今年可以放到12萬戶,最小的一個幾千塊錢,就可以打到卡上去。做得好的應該擴大一點他的額度。還有包商講的,我在泰龍調查的時候也遇到了這個問題。如果現在是緊縮的時候,單獨開一個口子是很難的。微調的時候先讓誰微一下是可以選的,是不是要面向大企業的貸款先放松,還是先面向小企業、特別是做得好的小企業,先可以多一點額度,這是可以選的。
總的來說,對政府的要求我傾向于不要提得那么完備,政府夠忙的了。還是把最必要做的事情做好,經驗證明這樣效果非常好。其他東西交給市場、交給社會、交給企業。其實我們的社會底層還是有很大的創造和發展的空間的。
喬曉會:現在臺下已經有觀眾迫不及待地提出問題。我們再次以掌聲感謝周老師給我們做高屋建瓴的分析。
提問:各位嘉賓你們好我是證券市場周刊的于穎。剛才聽了你們的發言,受到了很大的啟發。第一是聽了唐寧先生的講話,我的感受是,其實小微企業包括中小企業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好像都像殘障人士一樣,必須需要政府的扶持,否則(這些小企業)就不應該存在。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都是很健康、蓬勃地成長。個別企業在宏觀經濟波動的時候,遇到了融資方面的困難,我認為不是一個極其普遍的現象。不能把我們的小微和中小企業去扶持,扶持起來會更慘的。
第二,我想說一下周老師說的政府不是萬能的,他來選的時候問題更大,前段時間溫州跑路的企業家稍微多一點的時候,有關部門提出來要商業銀行允許中小企業的貸款的壞帳率容忍度要提高到5%,政府下的這個命令,銀行真的出現了壞帳,錢政府給兜著嗎?
第三,我想請教一下周老師,現在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融資很困難,我們也可以從積極的角度來說經濟發展太快了,所以融資的需求比較大。從反面去想,是不是我們銀行的供給有問題了?現在的狀態下,無論是經濟上升的周期還是一個下降的周期,小微企業和中小企業的融資永遠處在一個被動的狀態。因此在這個框架下,去討論怎么改善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我覺得幾乎是不可能的。
比如說商業銀行的貸存比已經設了紅線。而當政府調整總的貨幣供應量的時候,一定是調整限制各種各樣的指標體系。大型商業銀行首先要保證自己的優質客戶,信息透明、管理規范企業的貸款,把這些貸款放下去以后基本上就要塌陷了,肯定要擠壓中小和小微企業的貸款。在目前的框架下再怎么說,也是說在末梢上沒有解決問題。是不是從商業銀行供給的結構上從根上解決?周其仁老師現在是不是金融機構改革的一個好的機會?允許進一步的嘗試各種各樣形式的中小金融機構。牌照管理是不是可以推進了?
周其仁:我們跟阿里巴巴合作,在長三角、珠三角做了幾千戶的樣本,進行小微企業的調查,發現(小微企業)從我們正規銀行得到的貸款的比例,在整個融資當中的比例是很低的,大概20%左右。最大頭是靠自己,靠親戚朋友;其次是非正規金融,然后是正規金融。這兩個三角洲有一些差別。其中長三角充分非正規金融融資比例還高一些,珠三角自有部分和正規銀行這兩塊稍微大一點。這是一個現狀,而不是說設計政策就可以馬上改變的。所以這是一個常態。
事情也有另外的一面,也不是說大企業、大銀行都占用了資金。小企業本身就是很難取得別人的信任。我就講做了實驗在座的各位都關心小企業,可能把錢借給我,你心里總是打鼓。這個事情倒過來要求小企業建立你的信用。這個信用要足夠,如果很容易小企業出來第一天馬上拿到大把的錢,對國家的長遠發展不見得有益。你知道借錢不容易,你就要付賬單,包括以后的發展很重要。知識普及很重要,大家的行為要收斂。我們的兩邊偏會有問題的。
當然我同意中國整個商業銀行包括金融的結構也還要做很大。我也贊成泰龍、包商、阿里巴巴這種機構還應該再發展。但確實也要在經驗的基礎上發展。中國過去的經驗是一陣風,一個題目出來的東西,最后會留下很多的后遺癥。還是要在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地發展。比如說小額信貸,所有的小額信貸都可以馬上吸收存款,這是不合理的。應該設門檻,設一個分級處理的系統,讓你對社會和市場做了好的事有更大的空間,要讓這個原則變成政策變化的布局。不要在兩邊這么跳。
我們有時候氣憤,這么高儲蓄的國家資源沒有用好,放在了偏大的大型企業,對社會的增長、工業都不公平,這個批評意見是有道理的。但非常時期要一步一步來。我總之是傾向于把它看成是長期的問題。
我希望《財經》年會持續地關注這個題目。不要因為今年出了一個溫州,熱門就搞一把,希望持久的關心、總結這里面點點滴滴的經驗、教訓,無論是政策還是時間的操作都逐步地提高。
我們的調查是一個季度做一個地區,現在在做渤海灣,春節后會公布,之后做成都和重慶。主要是阿里巴巴有數據庫,我們幫助一塊做一些分析。我希望長久地來看,如果中國的小微企業以十年為期,從正規商業銀行、正規的融資渠道的比例在上升,說明中國的經濟就是在往一個健康的方向走。一天要解決兩面看都做不到。所以這個事情可能回答不能太讓你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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