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貿易盈余問題怎么解決？中美之間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問題。對于中國來說，我們很清楚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是我們長期的方針。美國也要看到，當中國這個大國經濟體以內需為主的時候，長期依靠進口貿易赤字維持增長的美國，或者說70%主要為消費GDP的美國，它的增長速度可能會受影響。另外，我始終納悶的是：美國主流經濟學家老是引導我們討論中美貿易匯率的問題，針對這場格林斯潘稱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到底根源是什么？是監管問題嗎？是華爾街的貪婪問題嗎？都不是。我認為從美國政府角度說，美國對這場全球化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判斷失誤，拼命的擴大信用，最后造成了后院著火，之所以能夠犯錯誤，后院著火，歐洲和中國犯不了這樣的錯誤，想犯都犯不了，因為有一個客觀的制度基礎，允許它犯錯誤。這個制度基礎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有問題，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為什么不在這方面引導世界的知識界去研究去改組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這是最大的問題。因為還沒有開始對話，我先引引，到此結束！

　　王方華 教授：夏教授不喝酒的，讓美國人喝酒。他提了國際貨幣組織體系要反思，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第三位專家是金巖石先生，他是我們老朋友，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他，我想給他出一個怪題，就讓他講講中國的股市跟經濟危機的關系？

　　金巖石：我也是交大海外教育學院的金融所所長，很榮幸，我是87到89年的哈佛大學，后來一直在美國創業、工作。對克魯格曼先生財經評論的文章我關注得更多。

　　聽了他的演講，我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預言家和經濟學家更古老的職業？克魯格曼先生更喜歡哪個職業？如果更喜歡預言家的職業，能不能告訴大家成功率是在70%以上還是70%以下？第二個問題是中國股市。中國股市背后是中國經濟能不能夠領先全球經濟復蘇？給克魯格曼先生的問題就是在美國經濟沒有復蘇的前提下，中國經濟能不能脫離大家接受的常識，能夠鶴立雞群，自己獨立復蘇。如果克魯格曼先生同意這個觀點，就意味著中國股市是可以特立獨行的。第三個問題，克魯格曼教授講的時候大家沒有注意到他重要的一個觀點，他說這次金融危機是因為這次全球負債太多了，也就是虛實失衡了，但是正在G20會議上，G20國家的領袖代表著65%的人口，85%的GDP，90%的國際貿易，95%黃金儲備，他們三個小時內達成的協議是繼續發債。問克魯格曼先生的問題就是：G20領袖是否也犯了錯誤，本來我們的危機是由于負債過多，可是我們解決危機的辦法卻是要繼續發債。究竟是他們錯了，還是你錯了？第四個問題，克魯格曼講話最后的一張圖中，碳排量中國職逼美國，他講19世紀20世紀美國、歐洲人都是這么玩的，但是現在你們不能這么玩了，因為我們玩的時候生存空間很大，因為那時候有戰爭、有瘟疫，所以人口不斷的被殺了，現在我們天天防豬流感、禽流感，人老這么長，又不打仗了，結果導致我們后發優勢現在變成后發劣勢，因為后發優勢是因為我們可以接受前人的教訓獲得前人的技術，后發劣勢是我們前人教訓你不能學，我們前人的技術你也不能用，因為現在這個空間不能像我們以前這么玩了，這個命題是真，還假的的。是真的，就是這個世界容不下我們中國人了，還是說這個世界有很大空間，他們不喜歡中國人占更多的地方？

　　王方華 教授：我們金先生這四招一招比一招狠，他自己不預言，把預言還給克魯格曼先生。第四位專家是John Ross教授，他長期擔任倫敦市的副市長，他參與了倫敦市金融中心的籌建、發展、建設，現在他在交大做EMBA課程教授，下面我們聽聽John Ross對剛才的演講是什么看法，有請John Ross。

　　John Ross：首先，我非常榮幸能夠和克魯格曼教授一起來到這里，看到你比較1929年的圖以及日本在90年代的情況，我在交大做教授，其實我也拿出這樣的圖給學生看，我們的學生就問我，為什么要討論這些問題，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這是悲觀主義的論調。當時我掛出來的時候，學生就這樣說我，我非常感謝克魯格曼教授也掛出了相同的圖，這樣讓我對學生更有信服力。情況就是克魯格曼教授說的這樣，我比較同意他的看法，我認為整個世界可以避免一個新的1929年的情況，1990年日本的情況我們很難避免。

　　首先，我說我看法，我也同意中國的嘉賓談到的匯率問題。對中國的收支平衡很多人有些誤解，你看數據肯定就會有誤解，看看中國的GDP，其實出口占GDP比例沒有很大的提高。當匯率提高，我們不能忘記人民幣已經升值了20%，我是說進口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了，并不是由于出口激增造成的盈余，而是進口下降了造成的盈余。我們看看美國的調整，美國無法按現在的匯率世界市場上競爭，這是問題的癥結。如何知道它無法在世界市場競爭呢？由于美國缺少投資，所以它的國際收支平衡都是負的，如果來自于中國、印度、東南亞國家的投資比例和美國是一樣的，美國吸引投資的競爭力會越來越低，這是美國最大的問題，也是我不太同意克魯格曼教授的一個地方，因為這是結構的問題。

　　在美國投資如果下降的話，這邊不是從2008年開始的，從2006年第一季度就開始的。看今后的三年GDP調整是這樣的：家庭支出占GDP比例增加了1.1，政府支出增加了1.2，庫存占GDP比例下降了1.4%。但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例在美國下降了4.4%，也就是說由于現在的情況美國的投資大幅的下挫了。缺少投資才是美國經濟的癥結所在，最后才是氣侯的變化，之前我是倫敦的副市長，我們談到氣侯變化的時候，問題很簡單，唯一我們要做的是碳的公平、民主，世界上每個公民都應該享用相同大小的它，超過使用量的國家必須減少使用量。世界上可以討論個合理的碳排放量進行平分，每個人都可以得到一塊。美國、英國這樣的國家它們的碳排放應該下降，中國、印度這樣人口很多的國家它們的碳排量應該根據人口排，這不是很容易完成，但這是唯一的解決方案，按人口平分碳排放量。

　　王方華 教授：下面我們看保羅·克魯格曼教授怎么回答剛才這些尖銳的問題。

　　克魯格曼：一共有3組問題，我們按敵對程度大小排序。第一類的問題，很多經濟體有了很多債，為何進一步發債，我們是不是要說債務不好的，每個人應該避免減少債務？我們發現我們所處的環境中問題的癥結對于個人和整個經濟學來說債務是不一樣的。我們所處的社會有一個矛盾，經濟下挫的時候，每個人都會存錢，沒有人再愿意投資了，沒有真愿意把更多的錢投資下去，每個人都想存錢，結果就是需求下挫，世界經濟縮水，真正的存款不會增加，因為投資下降了。經濟下挫，每個人想存錢，整體來看，整個國家的存款會下降這是一個謬論，還有一個去杠桿化的謬論，很弱的經濟體中，利率近似于零，再沒有辦法降，每個人都想減少債務，這種情況更遭，每況愈下，因為收入下降他們的債務負擔會提升，這是30年代的情況。1929到1933年之間，美國人試圖存更多錢減少債務負擔，GDP下挫，債務比GDP比例不減反增，大幅的上增。我們必須非常小心避免重蹈覆轍。

　　短期應對策略來看，必須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做一些必要工作預防需求大幅下挫，私營機構必須繼續發債，私營機構、個人，應該減少杠桿、減少債務，為了避免剛才的矛盾，以及去杠桿化的矛盾和謬論，還有一些政府臨時應該增加發債(暫時來說是這樣)，如果政府愿意赤字財政，短期來說，增加杠桿刺激經濟的發展，這樣有可能可以渡過難關，渡過這個難關以后，我們再不深陷這個危機中，我們可以讓政府減少債務，政府這么做是一個權宜之計。如果現在我們由于身負重債應該盡量減債，這樣不會有利于這個問題的解決。

　　G20領袖說的話，要了解他們所說的本質。我們碰到這樣的危機會感到很困難，因為這個世界波動很大，好象以前的美德都變成了邪惡，人們不再存錢，節儉也成了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我們活得長一點，會發現整個世界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壞的變成好的，好的變成壞的。危機結束以后一切又充歸原狀，這是危機的微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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