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克魯格曼：

　　凱恩斯到底說了什么，我們可以討論，但是這并不重要。凱恩斯要求美聯儲購買長期國債，所以說凱恩斯70年前也不偏向于這種，在現實當中真正的凱恩斯是很偏向于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我想這個也很自然，我覺得這個并不是某個人突然發明出來的，伯南克主席之前是教授，就中央銀行可能發揮的作用寫過很多論文，就傾向與我們買很多資產，2002、2003、2004他寫了很多論文，都在討論目前美聯儲正在做的事情，當時在論文中討論的是可能性，而現在都是在做的。

　　我沒有看到通脹的風險，大家都是看到貨幣的增長，當經濟恢復的時候，還是這個樣子，但是實際上到經濟恢復的時候這些問題不會存在，美聯儲可以等待著逐漸的把這些多印的貨幣收回去。如果只要有可能的話，他們肯定會急迫的把已經過度供應的貨幣收回去。很多人說每次當國家去增加他的貨幣供應的某個程度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預算赤字，最后的結果往往會導致通脹。我就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你看日本，日本也是這樣做的，但是他也是發了很多貨幣供應，但是沒有通脹問題。所以我們應該換一個角度去看這些問題。當然，你剛才說超超級凱恩斯主義，實際上我害怕的是通縮，我擔心恢復不住，然后有一個下降的壓力，然后這個壓力繼續存在下去，然后兩三年之后我們會發現我們更多的還是深陷于緊縮經濟當中，這是我真正擔心的。

　　張維迎：

　　由于時間關系，我們下面轉向給公眾提問的機會。我想加一句，我們從歷史來看，通貨緊縮與經濟衰退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所以我不是特別明白克魯格曼為什么這么擔心通貨緊縮。當然，你可以不回答我，一會兒吃飯的時候再討論。因為我們的時間到了，我們要交給主持人來征求觀眾的意見。

　　主持人：

　　非常感謝張院長，也謝謝各位嘉賓，請你們臺下稍適休息，我們把接下來的提問時間交給我們的觀眾和網友，我們也從網上征集了一些問題。

　　提問：

　　我對克魯格曼先生的一些個人經歷非常感興趣，我曾經看過你的一些個人傳記，對幾段經歷非常好奇，一個是我知道您進麻省理工學院之后對歷史學非常感興趣，那個時候每天修歷史課，但是經濟學的課反而修的很少，我非常好奇，那個時候你是不是想成為一個歷史學家，而不是成為一個經濟學家，你是怎么想的？歷史學是不是給你很多研究經濟學的靈感。第二個問題，你進入耶魯大學之后，因為性格強硬得罪了不少人，甚至研究生獎學金丟失了，我想知道在你不被別人承認，你的觀點不被人承認的時候，你有沒有動搖過，覺得不應該研究經濟，你對你的觀點有沒有懷疑？第三個經歷，克林頓政府沒有選擇你進入內閣，而是選擇了另外一個人，你在華盛頓工作的那一年也是非常不得志的，而且和其他人關系也不好，剛才主持人說這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良知，我想不是這個簡單的回答可以包容的，我想知道你那個時候最真實、最細微的精神狀態和內心世界。謝謝！

　　保羅·克魯格曼：

　　我對歷史很感興趣，但是我希望能更有結構，我希望有一個歷史的框架，經濟學更有框架感，所以最后我選擇了經濟學。我希望探尋事物最后的原因，而不是現象本身，所以最后選擇了經濟學而不是歷史學。

　　每個人都有對自己懷疑的時刻，但是我現在已經有足夠多的成功來比較有理由的相信自己來捍衛我現在接受的內容，對于我不知道的東西我盡量不講，我講的東西都是非常肯定的。

　　我在華盛頓工作了一年，當然還沒有到決策層，是很下面的一層，就是一個經濟學家，我在美國經濟咨詢部監管部門擔任一個經濟學家，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我是一個首席世界經濟學家，那個時候我只有29歲，首席國內經濟學家也是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學家。我們那一年共事很有意思，怎么說呢？結果就是我對于政策討論有了一個更健康的判斷力，有一些時候對于現實生活真的是怎么樣的，有些人的評論是非常愚蠢的。當然，當時沒有入選內閣，我有幾個月時間感覺很遺憾，后來我覺得會有更好的事情發生，焉知非福，我覺得我并不適應那里，并不適應克林頓政府，你必須了解自己的優勢在哪里。成為一個很好的政府團隊成員不是我的所長。我覺得我現在的工作不錯。其實我現在非常同情美國政府，他們都是好人，方向也正確，但是我非常希望他們能夠很快的完成他們的目標，所以我施加壓力讓他們做的更快，但是我確實非常同情他們現在的處境。

　　主持人：

　　感謝這位同學的提問，在克魯格曼的回答中說他最痛苦的經歷是在華盛頓聽那些大腦袋在講傻話，我們正好有一位網友提問，他說你自己有沒有犯傻的時候？你自己有沒有預測失敗的經歷？

　　保羅·克魯格曼：

　　當然，很多次我都會犯傻，在90年代的時候我沒有預測到美國生產力的復蘇，我對早期的生產力的復蘇感到非常懷疑，我對那些持樂觀態度的人感到非常信任，后來確實生產力復蘇了，當時我非常悲觀。之前我預測美元要下降，我的預測比現實早得多，其實我預測了好幾年之后美元才開始下跌，這也是預測錯誤的地方。這是最大的兩次錯誤。但是，如果你要說你自己是永遠不錯的，你就需要有一個重新改寫歷史的能力，所以是個人就會犯錯，如果你每次都對50%，作為經濟學家已經不錯了，可能我每次可以對54%，我其實絕對不是一個永遠不犯錯的人，這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

　　非常感謝您的坦誠。這也有一位網友在提問，預言家有兩大類，一類是報喜鳥，另外一類是烏鴉嘴，顯然您是屬于后者，為什么您總是預見危機？是因為你對這個世界整體態度是悲觀的？還是說你認為語言危機會讓人印象深刻，會引起人們的重視？

　　保羅·克魯格曼：

　　因為危機更有意思，有很多事情會發生，比如說你是氣象預報員，好天氣沒有什么意思，但是颶風、暴雨就會激起人的興趣。我有時候會說有一種律師，叫做救護車律師，比如有一個救護車沖過去了，這個律師想肯定有人要死了，會出現一些訴訟，他就跟過去了。我為什么總是關注潛在的危機呢？這可能對于世界將來更為重要，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我不得不說我非常感激世界經濟的走勢，就是現在的這個危機，因為在過去要想了解危機現象，我得乘飛機到雅加達或者是委內瑞拉，現在我只要坐火車到紐約就可以到危機的中心。

　　主持人：

　　你每次做危機的預言之后熱切的盼望著它的到來嗎？

　　保羅·克魯格曼：

　　并不是如此。我相信我們是有很可怕的房地產的泡沫，2005年早期就有了，我很奇怪這個泡沫是2006年9月份的時候才開始破滅的，這已經太慢了，我很奇怪對于經濟的影響會這么長，直到2007年對經濟的影響才開始顯現，按照我的預測很造就應該發生了。怎么說呢？這往往會發生，當你看到一個泡沫，他總是比你想的延續的要長，我以前預測過一些歐洲的泡沫，但是我很了解的一些朋友研究過西班牙，說我們有一個房地產泡沫了，但是預測出來以后，等五年以后已經很顯而易見的泡沫才破滅。市場有很長一段時間會不甚理智，延續很長時間，直到大崩潰很久以后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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