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意義上來說,我們泡沫不大,又沒有危機,比較早進行調整,政策力度比較大、政策回旋余地比較大。這幾個方面宏觀因素加在一起,還沒有說微觀因素,企業家、市場改革等等方面的問題,還沒有說這些問題。這些宏觀因素加在一起,我個人覺得盡管世界上金融危機影響還會持續,主要發達國家還會有兩年衰退,但是我相信中國經濟經過一兩年調整,恢復一個相對正常的增長,盡管還有世界危機的陰影,但是我們恢復一個正常的增長還是有希望的。2009年我們的增長如果能夠持續的話,當然主要靠的是政府的投資,8%我認為是有希望實現的是我們政府最近剛剛公布的財政刺激計劃,是9500億財政赤字,這個減去歷年來要還本付息的一些債務,比如減去去年1800億,還有8000億規模財政赤字可以用來刺激經濟,相當于這已經接近3個百分點。如果按照GDP整個來算,其他部分下滑,但是加上這3個百分點,我相信2009年應該是有希望實現8%或者接近8%的增長。當然這個增長在2009年仍然很難說是一種正常的增長。因為增長很大程度靠的是政府投資,還不是靠企業投資,還不是靠企業需求增長,還不是靠消費需求的增長,也還不是靠房地產市場恢復,房地產投資增長。相反,2009年由于08年新開工項目比較少,2009年房地產投資可能是相對比較少,2009年因為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在我們各種產業都有一些過剩生產能力的背景下,我們企業投資應該說增長速度也不會高。消費,我們能夠保持現在的實際增加,我們現在還有15%左右消費實際增長,應該說在我們體制下已經不錯了。它也不會再進一步有所提高。因此2009年增長一大部分主要靠政府投資。這個嚴格說來是不正常,是政策支撐結果。而且2009年這些政府投資投下去后,主要起的作用是消化存貨,然后笑話過剩生產能力。乘數效應還發揮的比較少。當存貨消化差不多,企業需求、企業投資才能起來。而這個在2009年恐怕還不會實現。但是有了2009年的支撐,我們消化存活的能力就可以開始。到2010年,加上其他政策,加上整個市場復蘇,我們的希望是到了2010年企業的投資開始有所增加,房地產投資也開始有所增加。然后如果政府繼續進行一些投資的話,繼續是8%增長速度的話,2010年這個增長速度就比2009年來講相對就比較正常,因為是各種投資、各種需求都開始發揮作用。如果在這一兩年我們再進行一些改革、包括財稅體制改革、社保體制改革,2010年消費增長如果能更好持續下去的話,我們增長速度就會更好一點。大家可以聽到我的假定是2010年我們外貿出口恐怕還不會有增長,也許穩定下來,但是由于世界各大經濟體仍然在衰退,因此仍然不能增長,主要還是靠內需增長,內需增長是支撐這兩年主要部分。
我認為這樣一個前景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給定這樣一個前景,我相信我們的企業在危機當中,我們確實還是要看到我們有新的機遇,包括最近原材料價格下跌,勞動成本的下降,政府啟動國內市場采取的各種措施,包括房地產市場、金融政策的調整,對于農村消費的鼓勵,對于消費品市場政府的產業振興計劃,所有這些對我們企業意味著新的機遇,怎么抓住這個機遇能夠盡快實現復蘇,這是擺在我們面前一個重要課題。
在這兒我想說的是什么呢?危機已經爆發,這些問題、這些困難、這些對我們的影響已經發生。而危機總要過去。中國實現一個相對正常的增長,可能用的時間比其他國家要短,盡管我們外貿出口企業如果在國內市場也能獲得這樣的機遇的話,我們現在在危機當頭恐怕需要思考的已經不是這一兩年的事情,可能是更長遠的我們怎么增長的問題。包括從政府的角度思考我們經濟政策、改革政策、經濟調整的政策,現在恐怕也不是僅僅要思考這些應對危機的問題,而是應對危機之后如何使中國經濟能夠長遠發展、持續發展的問題。而我們的企業現在需要思考的也不僅僅是怎么應對現在的危機、怎么生存下去,而更多要思考危機過后我們怎么持續發展的問題。
中國經濟確實還有很多問題,我們的企業相對來講比較弱小,真正的挑戰對于中國來講,我把前面講的這些問題都講完了,我們的優勢、面對的挑戰都講過了,我們仔細想想對于中國來講、對于中國企業來講,真正問題恐怕不是怎么應對這場危機的問題,而是怎么在危機當中尋找新的機遇,而且是在長遠,危機過后,我們怎么調整我們結構,企業怎么能夠進一步改善自己競爭力,怎么在世界市場上,我們中國市場也是世界市場組成部分,怎么在中國市場、世界市場上進一步發展,克服我們的弱點,獲得我們新的增長點。現在所謂提振信心的問題,包括我們長遠思考的問題,只有我們有一個長遠思考,我們才能在現在應對危機的時候做的事情都能夠不做和大趨勢相反的事情,能夠為未來發展打下更好基礎,而不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使未來發展受到某種阻礙的事情。在危機當中,當我們重振信心的時候,我們更要有另外一個信心,如果我們采取其他發展戰略、政策,包括改革、改進企業,我們應該建立這樣一個信心,就是我們不僅僅能夠應對這場危機、能夠渡過這場危機,而且在危機過后還有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高增長。我個人觀點我們中國還處于發展的早期階段,我們還需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高增長,才能解決我們農民轉移的問題。我們的就業不充分的問題,我們收入差距問題,我們的企業弱小的問題,我們的教育、科研、創新機制、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才能實現中國經濟現代化這個遠大理想。
我說我們現在在危機當中更應該振奮這樣的信心,有這樣一個長遠目標,這樣我相信我們應對危機的能力、應對危機采取的措施一方面更強一點,另一方面也為今后發展打下更好基礎。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樊教授帶給我們精彩的觀點。非常符合我們信心之旅的主題,的確給我們帶來了信心之旅。我們注意到樊教授在剛才演說中提到這么一點,你對中國經濟未來非常樂觀,而對美國經濟未來不是很樂觀。你認為中國經濟比其他經濟體更早走出危機。這次論壇你跟羅奇有一個交流,他是否認同您的觀點?
樊綱:這兩個星期以來,越來越多人相信復蘇不是簡單的事情。連官方,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個所謂官方觀點,官方觀點就是要提振信心的,連他都說今年可能是負增長,這些負面影響短期內不會消除,他都開始說這些話了,什么美國經濟四季度就能夠2%高增長,這個神話接受的人已經越來越少。包括美國一些經濟學家,都已經看到了問題嚴重性。
主持人:他們對中國經濟未來判斷是怎樣?
樊綱:都知道中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不容易,我們外向型經濟,確實受到影響比較大。他們現在更關心中國經濟內需能不能擴大,特別是消費需求能不能擴大。作為美國經濟學者更關心你們將來能不能少出口一點、自己多消化一點。這次會上,正在開會前的一兩天美聯儲宣布了購買長期國債和購買“兩房”債券的方案,要購買1萬多億,這就是印貨幣了。所以我在跟他們私下交流的時候我說我們完全可以預見美國通貨膨脹將來會高,美國美元又要貶值,你們將來又會壓中國升值,因為你們是本位貨幣,你們貶值就表現要壓我們升值,我們不升值,你們就貶值不了。這次問題不是我們要升值,問題是你們要貶值,你們要是不制止住貶值根源,你們一天到晚跟我們鬧要升值,我們不升值,還說我們操作匯率。
通過這些事情,我們過去跟美國學者說不通的事情現在開始說通了。這是危機的一個產物。我們問題徹底的暴露了,我們大家都討論清楚了。所以也是使我們對世界不平衡問題有一個新的認識。
主持人:這幾天大宗商品價格已經開始上漲了。今天來到我們演播室的還有光華管理學院深圳班的同學,還有深圳當地媒體,他們更加關注這次金融危機對深圳,包括對珠三角的影響,他們也更加關心未來一年里,珠三角有什么樣的未來,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觀眾,請大家提出你們思考的問題。
問:我是來自21世紀經濟報道賈玉寶,一個樂觀問題,一個不樂觀問題,樊教授剛才講到在危機發生之前國內也在宏觀調控。在上次亞洲危機當中,我們92年就有了體制改革。2005年我們針對房地產領域有一個不間斷的宏觀調控,那個階段也有3、4年。國內也有一個觀點,正是因為中國在兩次危機中都進行了調控,所以影響比較小,恢復比較快。這是一個樂觀的觀點。一個不樂觀的觀點是上一次十年前我們主要是以高速公路建設,這一次經濟刺激計劃主要用于鐵路、西北地區。本次講到內需這塊,我們的社保體系、包括農村醫改,應該更多從本質上,長遠規劃還沒有啟動,你剛才也說長遠規劃也不太樂觀。你怎么看?
樊綱:第一個問題,我同意你說的基本觀點,至于具體的亞洲金融危機怎么回事、上一輪調整怎么回事,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分析。但是客觀上說,中國經濟我們跟其他經濟相比,我們確實是一個優點,就是我們在過熱的時候自己就調整了。過熱趨勢一形成,我們就比較謹慎,不讓泡沫任意膨脹,所以后面問題也比較少。甚至比起一些發展中國家,我們吸取他們的經驗教訓,我們還是做了很多事情,比較主動。第二,我也同意我們現在確實要加大對于國內需求結構的調整,特別是消費需求。我們最大問題是儲蓄率太高,消費率太低,按照07年口徑算,07年51%GDP用于儲蓄,49%用于消費,其中14%還是政府消費,只有35%是居民消費,太低了。因此要采取各種措施來進行調整,而這個調整是制度改革,很多東西不是政策,不是發點消費券一次性的,而且要從制度上根本解決我們儲蓄率太高的問題。包括財稅體制。這個改革確實現在要加速,真正剛才我說的也是為未來著想,我們現在要有一個長遠的一個觀點的話,我們就要著力于這些改革,危機來的時候,宏觀政策是短期政策,在體制不變的情況下調幾個變量,當年就要見效,改革是一個相對長期的,現在在危機當中我們就要想長期事情,就要進行各種改革,也包括剛才講的社保問題。包括你有錢了,要花在社保上,當農民自己都不花的時候,社保流動性很差的時候,你花錢都可能花不到地方,因此需要一種機制改革,才能使我們資金向那個方向流。從那個意義來講,一方面我們要采取短期政策,刺激消費。另一方面我們現在就要著手,要有緊迫感,為以后結構調整,為我們是一個健康的經濟結構、可持續長期發展的一種經濟體制、經濟結構現在就要開始做具體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