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

　　我舉個例子，褚時建比我年紀大，起家也很困難。我們曾經在一個臺上領過獎，到后來他的貢獻大到2000年前后利潤做到200億，那時候我們營業額200億，后來出事了，我特別惋惜。我覺得他在干活的時候應該想想，跟國家談談，我做到這樣退休了怎么算？有個說法嗎？如果國家說沒有說法，那就得跟國家談個說法，為什么好談呢？因為你掌握著那么大的東西，拿著跟國家談好談。如果什么都沒有了，你沒有談，你弄了小小的一塊東西，做法上不太合適，我覺得國家也得好好反省。好幾個人，還有一個現在做得非常好的企業，我在94年開會住一個房間，就談過，你們也得像我們一樣考慮，但是他主要把精力放到干活上，現在沒法弄。李東升遇到了李鴻忠，真是不一樣，大部分領導人不為你考慮，想不到，或者要考慮的東西太多了。所以做好人一邊干活一邊把話說清楚。親兄弟要明算賬，跟國家說清。這回答行嗎。

　　記者：您是老江湖，但是這個會回答有點幼稚，褚時建是國營企業，李東升遇到李鴻忠了，有跟國家談條件的資格嗎？沒有資格，干不干？不干有的是人等著。你跟國家談條件，國家說你不干算了，怎么辦？

　　柳傳志:

　　我跟你說怎么辦，褚時建做到那個程度，跟云南省談條件，他在云南省的噸位是很大的，真的談不成可以拉人馬自己干。我在93年科學院周院長極其支持，如果真不支持，我要想清楚是繼續干還是走別的路，我想過這個念頭。因為在這之前已經有若干年輕人跟我談過，給我指過兩條道，一個關于高消費的問題，四通在我們邊上，四通工資高，高消費。說咱們是國營單位，為什么不能更高消費呢？這個被我嚴詞拒絕了。還有一個主意，上市公司這么做是犯法的，沒上市公司如果股東老板看不住你，你做了沒有任何罪過。當時科學院對我們非常信任，沒有人關我，我要做這個事非常容易，只不過想做好人不做事了。

　　記者：我還要說一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比如和行業也有關，剛才柳總說84年鼓勵科技人員下崗，國家到今天也沒說鼓勵媒體下海。

　　郭廣昌:

　　我支持柳總的觀點，鼓勵媒體下海不錯，如果你真的本事離開的話，媒體還有相關產業可以有施展之地，很多路可以走，總是有路的。

　　記者：是有很多路，有的路可以實現自我價值最大化，有的路實現社會價值最大化。

　　郭廣昌:

　　總之一句話，不能什么都要。

　　謝艾林:

　　我請教柳總一個問題，有一次聊天的時候，剛才談的是激勵機制問題，早年創業是這么激勵的，兄弟們好好干，想想以后到菜市場買菜不問價是什么感覺。

　　主持人:

　　柳總有沒有這個事？

　　謝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