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滯脹”是最困難的

　　關于“風險”的定義，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看它的可能性，二是看它一旦發生可能帶來的損失。

　　關于可能性，目前各種觀點都存在，眾說紛紜，值得注意的是，宏觀經濟走勢與宏觀經濟政策還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系。

　　首先，如果我們對經濟增長下滑過度擔心，并進而在貨幣政策上重新開閘放水的話，就有可能重蹈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覆轍。1984年中國經濟開始出現過熱，1985年加大了宏觀調控力度，1986年經濟增長出現下滑，于是，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就開始叫，包括一些青年的經濟學家也開始高呼經濟滑坡了(見薛暮橋先生回憶錄)，于是中央高層對通貨膨脹的態度開始發生動搖，貨幣政策重新開閘放水，1988年物價迅速上升，1989年出現了“硬著陸”。

　　其次，如果我們過度堅持數量控制、甚至是行政控制的話，又有可能重新出現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情形——1996年就開始討論需求不足的問題；1997年爆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到1998年不得不全國一起努力來“保8”。

　　再次，如果我們的政策搖擺不定，貨幣政策松一下、緊一下的話，就有可能出現滯脹的情形。因為美國當年就是貨幣政策不斷地松一下、緊一下，對市場機制沖擊過大，才導致了滯脹局面的形成。

　　另一方面，從損失的角度來看，宏觀經濟的損失不好量化，那么可以從“克服的難度”來加以觀察。

　　首先，如果出現“滯”的情形的話，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和特征來看，一般克服起來相對容易些，并且我們有1998年、1999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成功經驗。

　　其次，如果出現“脹”的情形，治理起來要比出現“滯”的情形困難得多。但是過去30年我們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一整套治理的方法，也還是可以應對的。

　　再次，如果出現“滯脹”的情形的話，我認為恐怕是最難治理的，一是我們沒有經歷過，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二是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治理“滯脹”是最困難的，比單純治理“滯”和單純治理“脹”都要困難；三是目前中國出現“滯脹”的可能性的確正在上升，因為我們存在著一些與美國當年相類似的情形。

　　只能用改革的辦法來促進經濟轉型

　　在如此復雜的形勢之下，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應當如何抉擇？筆者以為，在當前的形勢下，理想的政策應當是：緊貨幣、松財政，放價格、調結構，抓改革、促轉型。

　　所謂“緊貨幣”，主要是為了抑制通脹。總量政策應當繼續從緊，不能開閘放水；但是應當注意更多的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也就是利率的調控作用，消除負利率。

　　所謂“松財政”，主要是為了應對經濟增長放緩。財政在總量上能不能適當增加財政支出和政府投入，且重點放在調整結構上，例如增加社保、救災方面的投入；補助窮人以增加抗通脹能力。另外就是降低稅負，降低所得稅和取消利息稅；還有可以探討的是，能不能允許地方政府發債。

　　所謂“放價格、調結構”，現在一說調結構，總是政府去調結構，政府去“有保有壓”，但筆者以為，正確的調結構方式應當是理順價格，把價格理順了，由價格機制去調整結構——但是一定要注意，只有管住貨幣才能放開價格，否則就會導致通貨膨脹。

　　所謂“抓改革、促轉型”。舉例而言，近來呼吁較多的就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并不是由于貨幣緊縮造成的，貨幣放松的時候，中小企業融資一樣困難，所以，這個問題一定要通過體制改革來解決。比如設立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政策性銀行和擔保公司，又比如成立民營銀行或小額貸款公司，等等。

　　總之，要用改革辦法來促進經濟轉型。 ★

　　(作者申明：文中觀點僅代表個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