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如何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應對裕如，如何避免矯枉過正

　　政府：向“積極分子”轉變

　　在1997年7月到2005年3月的執政期間，酬躇滿志的董建華積極在經濟、教育、醫療、房屋、公務員體制等多個領域推行改革，提出發展高科技、興建“數碼港”、發展“中藥港”等多項構思，不斷為香港尋求新的定位。然而，這些改革措施卻每每被認為是“好心辦壞事”。有分析人士指出，上述以政府主導為特色的系列計劃，可謂是對過去香港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的矯枉過正。

　　上世紀60年代，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郭伯偉最早提出了“不干預”構想，采取自由放任政策。70年代末，財政司司長夏鼎基首次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施政理念。他說，“當我提到政府的經濟政策時，我是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的。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地認為建議不正確。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采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后才作出積極的決定。”

　　之后20余年中，香港政府一直恪守“積極不干預”政策。但是，圍繞著這項政策的爭論也從未停止過。支持者認為“積極不干預”帶來了香港經濟騰飛的奇跡，反對者則認為真正意義上的“積極不干預”也許從未得到實施，政府事實上是在選擇性地對經濟進行干預。

　　在批評者看來，董建華的施政方針偏離了香港市場對于政府角色的期許。“香港經濟從來都不是政府帶動的。這樣做也許成本高昂，但香港政府的管理哲學始終都是小政府。幾十年來香港的成功失敗，一直是由商界、市民的打拼及外部經濟環境決定的。”陶冬說。

　　2005年3月，董建華以健康理由辭職，未能完成其第二任特首任期。由香港公務員出身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繼任特首。董、曾二人不但背景相異，命運也十分相殊。2005年曾蔭權主政伊始，香港已開始走出董建華時代的不景氣。中國經濟繁榮的強大支撐、CEPA和“自由行”的落實、內地國企赴港上市潮，均為香港經濟復蘇注入活力。經濟向好，令特區政府得以從容審視和調整自我角色。

　　時至2006年，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要支持香港發展金融、物流、旅游、資訊等服務業，保持其在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方面的中心地位。當年9月，曾蔭權召集香港33位專家參加《“十一五”規劃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開始制訂本港發展規劃。

　　就在這次勾勒香港未來經濟發展藍圖的經濟高峰會上，曾蔭權首次高調對媒體表示“積極不干預政策早已不是政府的施政藍圖”，“我們發展的方向，就是一個‘大市場、小政府’方針”。

　　此言既出，引起軒然大波。香港社會各界與國際社會備感驚訝，擔心港府的經濟政策將有重大改變。為此，曾蔭權數日后即發表署名文章，澄清港府一直沒有背離自由市場經濟哲學，但面對全球化和內地的急速發展，“必須采取主動，研究如何結合政府與市場力量，貫徹‘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締造最能支持經濟發展的環境。”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兩周，一直視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后堡壘”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一文，指“積極不干預”制度已經夭折，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征”。但這或許只是一面之詞，香港各界對政府角色的新定位亦不乏支持的聲音。“現在的香港，沒有一個方面不受到兩地互動的影響，這是1997年以后新的發展。”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主任張贊賢說。

　　由于香港與內地之間往來日益頻密，不可避免地帶來公共衛生、環境污染、跨境管理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對于解決這些問題，政府責無旁貸。在張贊賢看來，回歸之后，香港政府作為一名 “積極分子”的形象已日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