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港投行舍本港而取內地，進入中國金融服務市場的終極目標既濟未濟

　　投行：挺進內地

　　在香港中環金融區的摩天大樓間，操著流利的英文和普通話的投資銀行家大多行色匆匆。最近幾年間，這些大多正值壯年的銀行家難得在舒適的辦公室停留。他們游走于北京、上海，甚至藉藉無名的內地城市之間，以游刃于內地政治經濟生態的才能，為香港資本市場引來內地項目。

　　十年前回歸中國時，此類擁有內地背景的投行人士仍是香港業界的“稀有動物”。“1997年的時候，熟知內地的游戲規則只是駐香港投資銀行家的附加條件。”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崔桂勇說，“投行的高級雇員里幾乎沒有內地背景的人。”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擊垮了“紅籌之父”梁伯韜一手締造的香港百富勤證券集團，此后很長時間，香港本土投資銀行幾無可與外資抗衡者。及至上世紀90年代末，能在內地長袖善舞的職業銀行家依然屈指可數。

　　現在，“懂得中國”已是一個駐港銀行家的必備素質。許多外資投行在港部門幾乎完成了人員的“內地化”；出身內地且有著良好教育背景的畢業生大量進入，“中國投資銀行家”成為市場新寵。

　　1997年以前，亞太區的投行業務主要集中在項目復雜程度較低的東南亞國家。金融風暴后，受沖擊較小的中國大陸優勢凸現。資產龐大的中國國企真正系統地利用香港這一平臺融資，始于1997年10月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即現中國移動)的上市。十年來，這已成為香港資本市場上的主要故事。

　　“最近十年，投資銀行在香港的業務幾乎都與內地有關。”摩根大通中國區董事總經理方方說，“即使香港本土企業上市，也以中國題材吸引投資者。”

　　然而，投資銀行在人員和運作上舍“本港化”而取“內地化”，并不僅僅是對業務變遷亦步亦趨，更似深富野心的戰略部署。

　　早在中國業務極盛時期到來之前，無論高盛、花旗還是摩根士丹利，以香港為亞太區總部的投資銀行均冠以“中國投行部”之名，表現出對內地市場非同尋常的重視。

　　這種依賴本土人士拓展本土業務的部門，初期與專業投行統一整合的業務平臺并不契合，可謂全球僅有。最初幾年，它給外界以“到中國拉項目”的印象，甚至向內地客戶提供瑣碎如翻譯之類的“服務”。

　　但這并不妨礙“中國投行部”從輔助角色逐步走向壯大。美資投行貝爾斯登成為一個榜樣，1994年其任用內地投行家任克英主持中國投行業務。此后七年，包括廣深鐵路、北京燕化、兗州煤業在內的一系列國企上市大單，盡入其囊中。

　　2003年起，隨著龐大的內地國有銀行啟動赴港上市計劃，“中國投行部”已被不斷刷新的IPO記錄推至輝煌境地，更多產品被推向更強大的客戶群。“除了傳統的投行業務，風險管理、匯率調期等業務每年也可為我們帶來上億美元的收入。”方方說。

　　在更廣闊的視角中，1997年到2007年，中國內地正經歷著迄今最廣泛而深刻的開放與變革；香港也從內地的“世界之窗”，轉變為中國經濟不可分割的部分。已成為主流的“中國投行部”甚至開始從香港北擴，到內地設點駐站，從而構成中國投資銀行生態的重要部分。

　　這正是那些堅持在香港守望的投資銀行所期待的，盡管困難重重。

　　早在1993年，摩根士丹利和中國建設銀行就在中央政府的批準下，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合資投行，即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但中金公司并未成為大摩的中國分支，借助身份的特殊優勢，這家運營獨立的中國本土投資銀行成為大摩和高盛等國際投行的強勁競爭者。

　　2000年-2001年，科技網絡泡沫破裂，“911事件”爆發，全球經濟陷入谷底，在港投資銀行亦陷入大規模的收縮簡編。

　　“當時大家整天只能在辦公室里數手指。”一位投行家說。規模較小的投行如貝爾斯登甚至撤銷了中國投行的建制，較早介入中國投行業務的ING霸菱，亦最終在2004年將其投行業務轉賣給澳大利亞的麥格里銀行。

　　但就在市場尚未完全復蘇的2004年，高盛實現突破，在北京建立合資公司高盛高華證券有限公司，真正進入了正在快速發展的中國金融服務市場。這一動作震撼了業界，因為人們深知其價值遠高于僅僅在香港承接中國業務。但至此以后，以“花錢買門票”方式進入中國證券業的外資投資銀行，只有瑞銀集團重組北京證券一例。

　　對于“逐水草而生”的投資銀行而言，進入中國才是過去十年“內地化”的終極目標。“或早或晚，這一目標都要實現。”方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