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香港還是內地，均須責無旁貸地承擔跨境監管的義務

　　監管：證券市場首當其沖

　　香港的一位監管人士認為，過去十年香港市場監管政策的最大變化，是逐步從交易所的自律性監管，向證監會的法定性監管為主，自律性監管為輔過渡。

　　1997年之前，盡管香港聯合交易所擁有多項監管職能，但更多地是一個類似“俱樂部”的自律性組織。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遭遇重創的香港進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

　　在1999年3月出臺的財政預算案中，香港財政司公布了香港證券與期貨市場的全面市場改革計劃。此后不久，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完成合并，整合成為單一控股公司香港交易所(下稱港交所)的全資子公司。

　　同年，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其監管券商的工作正式移交香港證監會——一個在1989年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成立的獨立法定監管機關。此舉被外界視為“香港交易所讓出部分監管權利”，以求獲得上市資格。

　　2003年4月1日，兩部在香港證券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法規同時生效，分別是《證券及期貨條例》和《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下稱《上市規則》)，共同構成目前香港證券市場監管的主要制度框架。

　　兩部法規著力推動交易所和證監會兩大組織緊密合作、攜手共管，然而實踐并不盡如人意。2002年7月底爆發的“仙股事件”以及2003年三四月間發生的上市審批權之爭，令當時由董建華主持的特區政府左右為難。

　　2002年7月26日，香港主板上市的761只股票中，有577只股票齊齊下跌，其中前一日收市價在0.50港元以下的股票總市值下跌109.1億港元，是為“仙股事件”。“仙股事件”爆發后，港交所在當月發布的一份有關證券市場改革的《咨詢文件》中，提出了建立退市機制的建議，包括建議上市公司股價若低于0.50港元便須合并，否則可以予以除牌。

　　這一咨詢稿旋即引發了市場震蕩，之后港交所被迫撤回了有關咨詢條款。時至今日，香港證券市場的退市機制仍未能建立。

　　“這一事件，顯示出政府在某些市場群體的壓力下屈服的彈性。”市場觀察家指出，“而這將助長日后不同利益團體向政府施壓的可能性。”

　　時至2003年3月底，檢討香港證券監管架構的專家小組向外公布，建議取消港交所的上市審批權。當日，特區政府立即表態支持報告建議，并希望有關機構商討安排工作。但到了4月1日，港交所主席李業廣聯同董事會致函當時的財政司長梁錦松，對報告表示不滿，批評港府事前未曾仔細考慮及咨詢市場，便削去港交所上市審批權。事態一直僵持到2004年初，最終結果是上市審批權仍歸港交所。

　　歷經前述兩次波折，市場業界多有整合監管之吁，整合范疇已超越本港，將內地龐大的證券市場納入其中。　　

　　回歸十年，香港證券市場早已今非昔比。1997年，在香港聯交所掛牌的H股和紅籌股總市值為5216億港元，占香港上市公司總市值的16.29%；截至2007年5月底，H股和紅籌股總市值已達6.793萬億港元，占香港上市公司總市值的45.79%。以成交量計，H股和紅籌股的權重已由1997年的38.19%升至2007年的59.08%。顯而易見，源自內地的股票已占據香港市場半壁江山。

　　2006年以來，內地A股市場一路飆升。與此同時，香港股市也達致十年來的巔峰。“1997年時是歷史高位，現在也是歷史高位。”香港證監會主席方正說。兩地股市的相關性業已顯現，近年來，幾乎內地A股的每一次大幅波蕩，都會令香港股市陷于“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擔憂。

　　2007年6月6日，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在記者會上表示，香港證監會發現內地股市波動對本港金融市場確有影響，但目前心理影響多于實質性影響。方正則在同一場合表示，高股價帶來的高風險正使得香港證監會面臨新挑戰。

　　方正和韋奕禮二人都強調香港證監會將繼續與內地監管機構緊密合作。2007年3月30日，香港證監會與中國證監會簽署了《監管合作備忘錄》的附函。據此，兩地監管部門均須責無旁貸地承擔跨境監管的義務。

　　除了一如既往地召集兩地監管定期會議，雙方還開展了高層交流活動，以加強對在港上市內地企業的監管力度。比如，中國證監會基金監管部主任孫杰已于2007年5月到港，出任香港證監會中國事務資深副總裁，任期一年。

　　同樣，在2007年5月30日舉行的香港立法會例會上，針對內地赴港上市公司激增可能帶來的諸多風險，有議員提議加強監管保薦人，要求保薦人就招股書內容承擔法律責任，并要求政府加強跨境監管來自內地的上市公司。

　　面對日益緊密的兩地經濟聯結，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情勢，“加強監管”反映出近年來香港社會中一種逐漸上升的內在需求，這意味著政府需要適時有度地調整自身的角色。在多年來恪守“小政府”的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的香港，上述新需求如今已不再顯得不合時宜。關鍵在于，政府對于市場的介入究竟應該達到怎樣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