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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為籌備上市積極重組、暴露問題自然是好事，但出現問題后當需直面現實、反思教訓、評估改革成效、繼續推進改革。一意盯著“上市時間表”，最終很可能適得其反
□胡舒立/文
張恩照出事的消息，是在人代會結束前夕傳出來的。
雖然中國建設銀行3月16日的董事會堅稱這位建行董事長的去職系“個人原因”，但海內外業界普遍認為絕不止于此。目前種種輿論對建行是否能上市、是否應當繼續上市、什么時候上市議了又議；新任建行一把手郭樹清上任伊始便強調上市準備不能耽誤，蓋因此“張恩照風波”起。
現實相當殘酷。作為中國商業銀行改革的重要部署，無論外界還是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自身，一直將上市看得重之又重；兩行上下也一直是躊躇滿志，摩拳擦掌；雖然口頭上稱“上市沒有時間表”，事實上心中有一本明賬，兩行對今年內上市可謂志在必得。然而元旦過后不久，中國銀行即曝出黑龍江分行河松支行行長高山攜款失蹤要案；兩個月后，又有建設銀行董事長張恩照去職風波發生，使人對兩行的上市資格與可能性再度質疑。
當前，諸多目光聚焦于兩家銀行，特別是建設銀行下一步的上市策略，有一種強烈的意見仍然認為“宜早不宜遲”。我們對此不能茍同。
應該承認，高山與張恩照兩起事件幾乎同時發生，確實相當巧合。但兩人分屬中國改制已有年余的中行和建行，一為最底層的支行長，一為最高層的董事長，顯示中國國有商業銀行長期存在的兩大根本問題——法人治理結構和內控制度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商業銀行為籌備上市積極重組、暴露問題自然是好事，但出現問題后當需直面現實、反思教訓、評估改革成效、繼續推進改革。一意盯著“上市時間表”，最終很可能適得其反。
這牽涉到選擇什么樣的上市策略。過去不少中國國有企業上市特別是海外上市，最初聲聲強調穩妥漸進、重在重組，但是，往往走到一定階段，便轉為快攻快打，急于登陸股市。我們認為這種激進策略是極不妥的，實踐中很容易導致嚴重的負面激勵。因為上市必須滿足境內外證券監管當局的要求，而過分趕進度、抓任務，國有銀行很可能通過粉飾財務報表、突出盈利能力、隱藏結構性弱點等方式贏得發行資格。而所有的粉飾必然導致投資者預期的全面高漲，這就加大了經營者永續經營的難度，往往陷入除了加大粉飾力度而別無他途的經營困境。“安然事件”即此類情況的典型。
主張激進上市策略者所堅持的技術理由為抓住“資本市場的窗口”，而積極的辯護詞則為“上市可以倒逼改革”。其實，具備市場常識的人都明白“窗口常開常關”的道理。而且中國企業上市境內外股市的種種前例早已表明，投資者通過資本市場對上市機構實施激勵是有條件的，資本市場本身并不能造就良好的法人治理，惟良好的法人治理有助于發揮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國有商業銀行當然可能通過上市籌得巨資發展成為更為龐大的銀行，但如何使之成為有效率的銀行，則有待于扎實的內部改革和整體金融生態環境的改變。希圖藉上市逼出改革大獲全勝的局面并不現實。
當然，我們主張上市不搞既定時間表，并非主張銀行改革本身沒有時間表。恰如我們不主張激進的上市策略，卻也認為改革本身應當重點突破而非一味漸進。2004年1月中央宣布注資中行和建行以來，廣大公眾對兩行改革熱忱以待。不過直到現在，除了大張旗鼓地轉制為股份公司、二度剝離不良貸款、更換高級管理人員，人們還沒有觀察到國有銀行在組織架構、經營方略、人力資源、市場開拓乃至金融產品創新方面的實質性舉動；因而，在一年之后甚至無從評判每一項改革步驟所取得的成效，遑論為等待中的另兩大國有銀行提供成熟的、可供參考的試點經驗。這種情形本身便足以使人們對改革進程倍加關注。
因而我們主張，盡管上市可以不需要時間表，但改革本身應有精確嚴格的預算安排、步驟設計和后評價機制。銀行改革必須細化其年度目標，或在內控機制、或在經營成果、或在經營者選拔上，使人們可以看到富有意義的實質性變化。換言之，銀行改革需要建立更為嚴格的目標責任制。既然全體公眾已經為國有銀行支付了450億美元，那么作為委托人，無疑希望看到起碼的預算執行情況匯報。在這里，公眾期待的絕不僅是45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更重要的是巨額投入所換取的逐步健康起來的銀行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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