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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現象”
在研究“民工荒”現象的同時，一些學者們還概括出一種“40歲現象”。
所謂“40歲現象”，是指企業出于控制成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壓低用于農民工的各
種支出，農民工無法獲得培訓提高的機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重復著低水平的勞動，大量年輕的農民工在被透支體力和腦力之后，在40歲左右又被無情地推回農村。
有學者疾呼，“40歲現象”集中反映了工業化對農村勞動力資源的掠奪性使用。這種掠奪不僅是對農民工個體的透支，也是對中國勞動力資源的透支，其欠賬要在未來由整個社會承擔。“‘用之而不養之’，農村怎能成為城市勞動力資源的‘蓄水池’？認為中國勞動力可以無限供給更是一廂情愿的主觀臆斷。”
社保部在2004年上半年對26個城市2000多家企業所做的調查表明，農民工占企業員工總數的59.8%。外地員工占企業員工總數的比重按地域分布依次為：珠江三角洲地區74%，閩東南地區71%，長江三角洲地區59%，環渤海地區49%，中西部地區43%。這項調查表明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工人階層最主要的力量。
在深圳，這個現象尤為突出。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的劉開明博士告訴《財經》，深圳從31萬人的小漁村發展成今天1000多萬人的大都市，其中外來人口800多萬；這800萬外來人口中，外來農業人口達到485萬。在深圳幾大企業中，寶成集團25萬人，95%是農民工，富士康集團7萬工人中有80%是農民工，比亞迪公司3萬多人有65%是農民工。
另一方面，深圳的年財政收入由1979年的1721萬元躍升到2003年的1024億元，其中675億元上交中央財政，深圳自己留下的349億元，卻很少有資金用于改善農民工的生存狀況。
劉開明說：“他們為這個城市創造了那么多財富，為什么不能得到一點回報？如果政府肯從349億元中拿出49億元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否則由于惡劣的公共服務系統，大批農民工無法在深圳生活下來，‘民工荒’只會繼續！”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郭虹也認為，在城市化進程中，人們只注重了一個外觀的、硬件的城市化，而忽略了人的城市化。長期以來城鄉二元化的制度安排和文化中城市對農村的歧視，造成了中國的國民分裂，一部分人能夠享受到公民待遇，而另一部分人則不能。“這部分無法享受國民待遇的人最后選擇了‘用腳投票’，這就是‘民工荒’的體制之因。”他說。
在另一方面，由于全國各地區經濟也在不同程度地發展，農村勞動力外出的選擇余地加大，流向分散。很多過去珠三角、長三角的務工者轉向江西、安徽等內陸中西部省份。比如深圳一家內衣廠在江西建立了一個新廠，計劃招收6000名員工，盡管工資水平略低于廣東，但民工在合計了收入與支出后大多選擇在當地打工。
2004年這場被廣泛關注的“民工荒”，是勞資博弈的結果。勞方開始獲得有限的討價還價能力，市場的力量在發揮作用。它預告了對勞動力資源不計后果的掠奪式利用走向終結，而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切實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等已是必須之舉——這就是2004年“民工荒”無言的警示。■
由協作者文化傳播中心主辦的“全國農民工公共政策改革與服務創新研討會”、本刊實習記者姚娜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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