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自序(6)

　　2001年8月的一天，市財政局副局長寥獻平一行九人，走進閩北大飯店的一個會議室。李川已經等在那里。寥是唯一的女性，出任副局長不足一年。之前她已知道，剛從鄉鎮考進市直機關的她，又要重返縣鄉，回爐再造。

　　李給他們一個新的身份： 流通副縣長。寥所去之地乃縣級建陽市，所以一蹴而就任“流通副市長”。兼任常委的他們，所有的使命，就是把供銷社的流通納入到流通助理隊伍中，從更高層次抓流通。

　　所謂“更高層次”，是相對于“鄉鎮長流通助理”而言的。

　　此前三個月，186名“鄉鎮長流通助理”，已先行下派到各個需要他們的鄉鎮。

　　李認為，此舉并非心血來潮，而是現實環境一步步驅使的結果。30個月過去了，先前的兩撥特使很好地履行了他們的特殊使命。下派村官已漸漸平息偏癱或者癱瘓村落的怒火，科特派在一些地方贏得了豐產。然而，豐產并未完全帶來豐收。處于相對封閉境地下的南平農民，在告別統購統銷時代的日子里，壓根就不曉得瓜果要賣到哪里。

　　當過十數年鄉鎮主官的寥，當然明白“賣難”對農民意味著什么。科特派們最怕聽到的是一句順口溜： 果樹當柴燒，西瓜河里漂，柑橘爛樹梢，增產不增收。科特派中的典型人物詹夷生說，我們科技人員大多數缺乏市場意識，生產環節一般沒問題，一到流通環節，就會“短腿”。

　　探究原委，寥的黨校同學、中共南平市委副秘書長潘劍才，指出四點：

　　農民不適應體制環境的變化，在乎生產不在乎流通的計劃經濟思維，面對市場經濟時代千變萬化的大市場一頭霧水，遑論包裝產品討上海小姐們的喜歡；

　　舊的農村商品流通主渠道已經斷流，農民過去長期仰仗的供銷社，已從原有的農民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實體，幻化成產權不清、責任不明的“公”字號經濟，不可能再為農民提供有效的流通服務；

　　散兵游勇式的鄉村流通人才，已不能將年產值100多億元的農產品，適銷對路地送出層巒疊嶂的武夷山脈，不足8萬人的專業營銷游擊隊，非但各自為戰，亦缺乏足夠的抗風險能力，根本擔當不起“中介組織”的稱謂；

　　后WTO時代，“綠色壁壘”比不得武夷山上的天游峰，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跨越世貿組織設定的門檻，沒有流通載體的更新，就別談什么“利益最大化”。

　　下派流通助理的同時，另一個問題旋即產生： 農業如何產業化？南平從事政策研究的人士普遍認為，唯有產業化方能以工業化帶動農業現代化。由于加工和流通環節的缺失，南平糧、果、茶、木、禽在福建乃至中國舉足輕重的資源優勢，并未能轉化為商品優勢和經濟優勢。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曾在福建省長任上，考察南平所轄光澤縣一個農民的茶場，欣然品茗之后，問茶場老板金友，你的茶葉多少錢一斤？聽到“十五塊左右”，習詫異不已，感慨產業化的落后，讓農民得到小頭，丟了大頭。

　　曾在日本農業產業化的場景地流連忘返的李川，意識到要使農民不丟掉大頭，必須發展農產品加工的龍頭企業。環顧南平十個縣區，只有“大乘牛奶”和“長富牛奶”，作為農業產業化的兩個集團，有些氣象。李發現，即便是這兩個典型，也依然保留著濃重的粗放經營的痕跡。他們的管理水平距離現代企業制度，相去甚遠。深山老林，物色一流人才，似無可能。就南平而言，人才都在黨政部門里。盡管經濟發達地區官員下海，填充職業經理人的稀缺鴻溝，已是第二波、第三波，南平的公務員，還欠缺那樣的勇氣。

　　下派龍頭企業助理，于是順理成章地成為沉入水底的第四個“皮球”。自2000年秋天始，三年三撥138名龍頭企業助理，潛移默化地提升了企業管理的檔次。

　　眾所周知，李川領導下的中共南平市委，一共下沉了五只“皮球”。第五只球，是2002年與人民銀行合作下派的“金特派”。

　　科特派、村支書、流通助理、龍頭企業助理，四支特使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科學技術、發展環境、市場流通、農業產業化四個制約鄉村進步的“瓶頸”，但是小本經營的農民們普遍缺乏致富的本錢。2000年中期，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新華下鄉調研，發現科特派無償傳授農民種蘑菇的技術，可是不少農民根本就買不起農業生產物資。

　　吳去找與自己平素私交甚密的人民銀行南平市分行副行長陳敏，問她，生下來就以支農為使命的信用社，可否給農民小額貸款。陳的第一反應是： 不可以。自打1996年接管原農業銀行麾下的信用社，她發現不少農民信用不好，給信用社帶來的呆壞賬數額驚人。

　　經由一年多的調查和磨合，2002年，人民銀行南平支行和南平市府，正式確立“金融助理制”。一年間，250余名基層農業信用社優秀主任和信貸員，出任鄉鎮長和村主任的金融助理。以打造信用鄉鎮、信用村、信用戶為工作方式，讓農民們從“金融墟日”贏得了十個億左右的小額貸款。

　　人走政未息

　　我們今天看許多人總結過的“南平實驗”，好似一盤事先謀劃的棋。綜觀此間的每一個環節，我們發現，所有的一切，都是順勢而為的結果，它的每一個步驟，都符合真實世界的邏輯，都是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鏈條中撞擊出的應急之策。

　　2003年初，李川當選為福建省副省長，主管工業經濟。此時，有人擔心，李川“皮球”沉水“十年磨一劍”的意圖，可能會落空。他的一個幕僚以為，李過去幾年，至多夯實了一個基礎，“南平實驗”真的要成為“南平經驗”，可能真的像李曾經宣稱的那樣，需要十年。

　　據此，有人提請李川上書省委，繼續出任市委書記一職，如果省委意欲提拔，掛個省委常委則可。顯然，這樣的想法過于書生氣。

　　李川最終還是走了，先前跟他搭班的市長徐謙接任中共南平市委書記。一段日子里，在千余下派干部中彌漫著一種焦慮情緒，不少人擔心新領導人另起爐灶，搞自己的“政績工程”。一旦晉升提拔的“烏紗帽導向”、鼓勵利益共同體的“財富導向”、立功受獎當勞模當人大代表的“榮譽導向”，發生改變，驅動特使們把皮球沉下水的三個內在驅動力就沒有了力量，“南平實驗”或可半途而廢，就此顛倒過來。

　　后來發生的一切，證明人們的擔心是多余的。 吳新華說，官場常見的“人走政息”現象并沒有發生。明確表示蕭規曹隨的徐謙，強調了三個層面的不變： 派機關人員沉到鄉村社會的導向不變；從下派官員中提拔重用后備干部的導向不變；利益共同體政策作為一項制度的導向不變。當然，“不變”不是拘泥于陳規，徐謙表示，我們要在先前的思路上，繼承并且有所創新、有所發展。

　　“下派”，以“更大的規模”在進行。2003年春節前夕，原市委督察科科長裹挾在第四批下派“鄉官”中，出任建陽市最貧困的崇雒鄉黨委書記。短短半年，他以“項目”的名義，從福建省、南平市三級政府“化緣”700余萬元，他要在剩余的一年半內完成他對下派鎮的承諾。

　　盡管有人對下派部門轉嫁城市資源去鄉村的做法有異議，新晉市委書記徐謙不以為然，且在公眾場合宣示：“城市的資源轉嫁到農村再多，都不過分；城市的人才下派到鄉村再多，都不嫌多。”

　　截至2004年初，南平市共適時分批下派傳統意義上的“干部”近5000人，略占南平機關事業人員的4%。他們的選派沒有增加太多的行政成本，卻讓黨政部門的工作重心，乃至各種社會資源大量有效地下移到最基層的村落。

　　官員下派并未影響機關工作。一個下派的公務員現身說法：“過去，納稅人反映機關作風推諉扯皮，吃拿卡要，追溯原委，其中一條，是我們的干部不諳個中艱辛，不曉得老百姓的酸甜苦辣。現在，給我們一個設身處地換位思考的機會，對轉變政府職能、機關作風，大有裨益。”

　　下派官員的意義，絕不局限于政府職能的轉變，或者官員素質的提升。此舉對修繕鄉村社會不斷滑坡的文化道德情狀，以及提升鄉村民主政治水準，都善莫大焉。當然，最有價值的提升，還是農民經濟生活的改觀。2003年初李川在北京的一次民間性質的集會上說，南平農民人均增收速度高出福建平均水平的一倍，2001年達到5��9%，次年提高到9%。

　　同時獲得改觀的，還有社會穩定層面的內容。一個明顯的標志，是信訪總量的下降。南平市信訪局局長受訪時，提供了一組數據： 2003年越級集體上訪的批次和人數，比上年分別下降38%和36��7%。他尤其強調，有下派支書的村，幾乎沒有上訪現象的發生。

　　南平現象的積極意義，如果沒有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府要員的支持，也不可能如此明顯地顯現。一開始，李川并不希望省里或者北京方面知道他們所做的事情，他擔心省里對政策并不明確的下派，會有不同理解。出乎他所料，從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到省長習近平，再到當下的省委代理書記盧展工，無不對南平的做法給予激賞。

　　消息人士指出，福建黨政領導的正面期許，非但使南平避免出現“人走政息”的情境，還使得南平實驗的實驗場拓展到南平之外的更為廣闊的天地。

　　墻內墻外

　　南平實驗，能夠走出大山溝，被中國人所認識，成為新的歷史時期中國貧困鄉村探索農民問題的一個標桿，最先得益于羅豪才，一個從福建走出的國家領導人。是他的偶然發現，最終引起了中央領導人和中央各個部委的注意。

　　2000年底，武夷山下大張旗鼓地搞了個紀念理學家朱熹誕辰800周年的民間學術研討會，意在整合旅游文化資源的武夷山人，希望這樣的盛會能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露個臉。

　　主事者知道，沒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出席，央視是不會給這個面子的。時任朱熹誕辰紀念800周年活動組委會辦公室主任的南平市長助理游勸榮，想到了福建人羅豪才。羅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學的博士生導師，著名的“平衡論”提出者。同樣研習憲法與行政法學的游勸榮，幾經輾轉，并最終請來了羅豪才。

　　游今天已經想不起來，自己究竟是怎么和羅談起南平機制的，反正羅對他所說的農村民主政治生態頗有興致。是年11月，政協全國委員會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在羅豪才的指派下，去南平考察下派村支書和科特派。該委員會借用了南平方面對這兩項措施的官方陳詞：“高位嫁接”。調查報道如是評價了高位嫁接：

　　科特派代表著先進生產力，他們的到來，實現了先進生產力同農村傳統生產方式的高位嫁接，閩北農村涌現科技興農高潮；

　　下派村支書是新形勢下高素質的黨的工作者，同“軟、散、癱”的基層黨組織的“高位嫁接”，他們的工作，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農村基層工作模式。

　　報告在結尾強調，南平高位嫁接“顯現的積極效應”，“具有重要的意義”。鑒于南平經驗的典型性，報告撰寫者以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的名義，建議有關部門組織力量，在理論上、實踐上、政策上給南平以必要的指導，幫助他們不斷完善機制，并適時總結推廣。

　　這篇三四千字的調查報道，經由《政協信息》等渠道的傳遞，引起了高層政要的注意。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相繼作了肯定性批示。李川對兩個批示的解讀，就是“皮球”究竟能不能沉到水中，倘若真能下沉，便可在中國境地推而廣之。

　　2001年全國“兩會”期間，李川偶遇國務院體改辦副主任潘岳，兩人從最高領導層的批示聊到南平實驗的政治意義及其普世價值。是年秋，潘指示知名農村問題專家、《中國改革》雜志社社長溫鐵軍一行數人，去南平調研。此前，溫毫不知情。南平人做了三年，竟然沒有宣傳自己。溫日后在一個高層研討會上，專門提到這一點，他說：“這是我很感動的一點。”

　　據稱，潘岳和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兼省長的習近平，是經常往來的私交，他們在研探南平實驗時，共識多多。

　　2002年4月9日開始，習近平頂著1米8的大個子，大汗淋漓地翻越了南平三個縣的好幾座高山，見證十數個有下派村官的村落。爾后于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求是》上，發表了他的調查與思考。此外，習還以個人名義給溫家寶總理寫了一封信，條陳南平實驗的種種好處。

　　前腳送走習近平的李川，后腳再度迎來羅豪才。這一回，羅率全國政協社會與法制委員會專題調研南平實驗。他選擇了順昌縣白沙村。白沙是福建有名的上訪村，跪求省府主持公道，“罷免村官選村官”，就是該村村民所為。他們的激烈對抗曾招致中央電視臺記者千里迢迢趕來報道。一余姓下派支書從土地承包這個矛盾的根源出發，最終化解了村民的千千結。

　　羅問余：“你認為你們的下派，和村民自治有沒有矛盾？”

　　余答：“不矛盾。我們從黨的系統下派，符合黨章，與村民自治沒有法律沖突，我們的介入只會將形式上的民主，變成現實可操作的民主。”

　　又三日，羅在調研期間的一個座談會上問： 這項工作現在更多還是政府行為，怎么進一步鞏固、完善，使之真正成為一種機制？專業協會看來很重要，今后怎么建立，怎么發揮作用，怎么來維護農民的切身利益？干部下去后，對自己的專業，對自己的利益，這方面有什么互動，什么關系？

　　羅豪才的“三問”，在5個月后于北京舉辦的一個學術高峰會上，再度引發。這次會議由潘岳倡議發起，主辦者有他主管的《中國改革》雜志社。當然，有了《人民日報》、《求是》的參與，《中國改革》只能恭陪末座。

　　此前四個月，科技部組織西北五省科技廳廳長，慕名去南平考察了七天。考察的一個結果是： 在西北，搞個試點。但科技部對一些政策性問題，沒有把握，就去請示中組部。中組部的答復是： 值得探索，方向應該得到肯定，科技部應該在更大范圍內試點。

　　就在科技部去中組部請示前后三個月內，北京官方人士乘坐的飛機，接連降落武夷山機場：

　　5月12日，原中組部部長、中共黨建研究會會長張全景抵達；

　　6月15日，國務院體改辦副主任潘岳派4個人抵達，20天走訪7個縣23個村，形成20萬字的調查筆記；

　　8月5日，中國人事部部長張學忠抵達；

　　……

　　北京方面的各路官員，分別在各自管轄的職能范圍內做專題調研。他們的頻頻造訪，提醒了福建省有關部門。2002年11月1日，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省委農辦、省體改辦等部門的副職和省社科聯、省信訪局的一把手坐到一起。中共福建省委副秘書長阮榮祥說：“南平下派干部，提法很多，如南平現象、南平經驗、南平做法、南平體會、南平機制等等。我想，為簡單方便，容易記憶，以后就規范提‘南平機制’。”

　　這樣的說法得到一致的認同。

　　會議上，省體改辦一副主任說，兩天前，福建省代省長盧展工提及南平機制，表明要在2003年突出研究全省農村改革問題，南平的做法是個突破，有示范意義，我們在很多方面調研思考得不夠，今后要多向南平學習。

　　人們相信，盧不是隨便一說。此前四個月，他與潘岳派往調研的人馬大略同期抵達。頭尾7天，主題只有一個： 新形勢下的南平是如何開展農村工作的？其間，盧多次“突襲”，臨時停車去田頭和村落里造訪村民。他要核實一下，“派錢派物不如派干部”這些順口溜到底是誰總結出來的？是《詩經》那樣流行于民間的“風”，還是御用筆桿子的杰作？

　　2003年3月3日，中共福建省委機關報《福建日報》刊登了盧在南平調研時的講話，全是口語，顯然不是出自秘書之手。此時，代病中的宋德福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一職的盧，為什么要發表一篇舊文章？

　　據稱，福建日報社在發表這篇文章前，曾以懷疑的口吻試探了盧的態度，盧說“就這樣發”。

　　是年5月的最后一日，盧請78歲的福建前副省長王一士，去省委學習中心組學習會上，作關于南平機制的報告。報告會由盧親自主持。觀察人士認為，實際主持省委工作的盧，以這樣罕見的方式，鮮明地亮出他意欲在全省推廣南平經驗的意旨。

　　南平的下派做法，被科技部介紹到西北地區后，甘肅省省長助理前來南平調研，并借用福建方面對口扶貧的資金，創造性地催生出科技特派員創業風險基金制度，讓南平實驗的花朵在墻外開得更為燦爛。

　　據2004年8月3日晚央視《焦點訪談》報道，新疆、青海等中西部省份，分別結合各自的省情，克隆了一個個新的破解三農的新版本。有消息說，三年前開始下派“村官”的安徽，將大規模派遣“十品官”，作為省府“特使”扶助境遇困頓的鄉村。

　　為取經團解“球”

　　信息相對閉塞的南平溪后村農民，可能不曉得他們的“皮球論”，會在5年后的今天引來這么多的連鎖反應。當下，前往南平取經的人們，正源源不斷地捅往武夷山下，遺憾的是，由于路遠，溪后不是參觀的“景點”。

　　結束南平的訪問后，我總是希望取經的人們能去溪后看看。我期待著他們能發現，即便是南平實驗中地位不遜于安徽小崗的發源地，也依然處于探索實驗階段，所取得的進步也只是點滴的進步。事實上，不是所有的村莊都像被安排考察的村莊那樣氣派吉祥。南平官方理應客觀陳述下派官員撤退后的“三三結局”： 三分之一的村莊繼續前進；三分之一的村莊維持在下派村官撤退時的水準；三分之一的村莊正在向起點倒退。

　　一位在南平實驗中立功受獎并被擢升的經驗制造者說，他在接待取經團時很想提醒一句，人們應該冷靜對待所謂的南平經驗，不能將尚未打上句號的實驗，詮釋成無所不能的經驗，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中共南平市委的一位張姓副秘書長也冷靜地表示，南平實驗的五年，僅僅是中觀層面的探索，欲在宏觀層面根本驅除中國三農難題，尚需制度層面的巨大變革。顯然，這一切都不是南平實驗所能解決的。

　　有見識的人士希望我能呼吁那些走馬觀花的取經團，不能被“點”上的巨大進步迷亂雙眼，更不能簡單地將之理解為方法上的勝利，以為規章制度上的克隆和照搬，就可以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

　　我以為，如果南平經驗真的存在，那么這經驗的核心，不是方法，而是態度，不是條文式的規則，而是一顆誠實地面對農民的心。如果我們心靈的“皮球”，不能完全下沉到鄉村社會的“水底”，任何經驗的效仿，都只是鏡花水月的打撈。

　　這就是我為什么要把南平實驗理解為南平寓言的首要之義，也是我將中國農民問題比喻成一個“球”的秘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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