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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驚訝于環武夷山的閩北農村，被綠水青山遮蔽的貧窮，超出了我的想像。可我不愿意再去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過去兩年里，李昌平以“向總理說實話”的名義，陳桂棣夫婦以一部《中國農民問題調查》，向天下人道盡了中國三農問題的危機。2004年5月31日晚，撤出 “閩北農村調查”的最后一個驛站，我已知道，我要寫一本什么樣的書。
《南平寓言》章敬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權新浪網獨家連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2004年5月31日晚，撤出 “閩北農村調查”的最后一個驛站，我已知道，我要寫一本什么樣的書。
我驚訝于環武夷山的閩北農村，被綠水青山遮蔽的貧窮，超出了我的想像。可我不愿意再去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過去兩年里，李昌平以“向總理說實話”的名義，陳桂棣夫婦以一部《中國農民問題調查》，向天下人道盡了中國三農問題的危機。
2004年一號文件的出臺，以及農民政治的種種跡象，無不顯示執政者已洞悉農民的苦難。此時，再寫一本描摹農村苦難的書，不管煽情得多么成功，于我，于《南風窗》，均屬多余。且不論資政價值是否式微，僅就中國農民問題的未來而言，一味地痛陳和驚呼，會不會讓公眾最終失去解決問題的信心？
眾所周知，中國農民問題是中國新世紀的最大問題，業已在中國權勢階層達成共識。知識分子和具知識分子氣質的傳媒，當下的視野，當從為農民討說法，轉變到為農民想辦法。
書齋中想不出拯農民于苦難的良策。獲知閩北致力于農民問題的中觀實驗，已經悄悄做了五年多，我從心底生發出“看看再說”的沖動，盡管我滿腹懷疑。中國是個出經驗的國家，從農業學大寨開始，層出不窮的經驗并沒有讓農民最終走出貧窮的境地。
出發前，有人告訴我，源自中國最高決策層的兩紙批示肯定了南平實驗。我未置可否。真正觸動我的，是李昌平和董躍玲的首肯。我不認為李昌平的訪問，管窺了南平實驗的真經，但我相信他作掩飾不住的“吹捧”時，態度是誠實的。董躍玲，《中國青年報》的女記者，我大學時代的偶像，只身一人翻山越嶺的采訪方式，賦予她的新聞作品以無限的公信力。從《中國青年報》“冰點”上讀到董用“腳”寫成的詹夷生，一個南平實驗中的典型人物，我決定早點去看看。
“五一”長假前一周，經由地方官員的引領，我走馬觀花跑了幾個山區縣。我當然不認為，南平實驗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完美無瑕，可我覺察到，南平實驗中堪稱經驗的探索，對中國欠發達地區的鄉村，有著不可估量的參考價值。南平的先鋒官們已經和正在作出的努力，或可為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趟出一條路。
假期一結束，我再赴南平。這一回，我謝絕了地方官的陪同，邀《閩北日報》的一個記者同行，依自行選擇的采訪地點和采訪對象，一路顛簸到深山老林。沒有副秘書長同行的采訪，也就沒有了前呼后擁，沒有了看臉色說話，沒有了“匯報”和早已準備好的提綱。以我有限的觀察，南平實驗的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諸多層面的系統努力，松緩了劍拔弩張的鄉村矛盾，剝離了過去數十年來我們對農民欠下的部分“呆壞賬”，不僅為幾百萬農民爭取了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也為執政黨完成鄉村底層社會的結構重建贏得了時間和空間。平心而論，南平實驗只是過渡時期的過渡辦法，現階段，它只是一個最不壞的辦法，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說成最好的辦法，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比它更好的辦法。中允地說，指望在南平這個中觀區域內找到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所有答案，是不現實的。
雖此，我還是對南平實驗的決策者、推動者、執行者表達了自己的敬意。盡管我在有節制的寫作中，一再提醒自己不能偏離客觀公允的第三方立場。實事求是地說，中國三農問題是個體制性、歷史性難題，對它的根本解決遠遠不是一個地方政府所能做到的。對于主政一方的官員來說，沒有一點唐.吉訶德的精神，斷不會迎難而上。何況，1998年至2003年間，三農問題并沒有達成今天這樣的朝野共識。在世人對GDP幾近崇拜的過去幾年，一個地方官員敢于在非議中致力于三農問題的探索，所仰賴的不僅是一種政治智慧，還有勇氣，乃至良心。
秉承這樣的認知，我決意寫一本以南平實驗為主題的書。就邏輯而言，在農民問題已經贏得廣泛尊重的當下，探討如何破解農民問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我知道，對這個實驗的描述，極易被人理解為經驗寫作，對寫作者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游戲。今日中國，揭露黑暗和罪惡，很容易贏得“有良知，有責任感”的美譽；傳播經驗則不然，由于經不起檢驗的“經驗”泛濫成災，寫經驗者，在經驗主義者眼中，多是“沒有骨氣的文人”。
我打算冒險一搏。我要客觀記錄南平農村見聞，供有志于探索中國農民問題解決之道者，品評借鑒。不止于此，我還要以一己之見，陳述南平經驗的全部內涵，思考延展開來的南平寓言。我希望中國農民問題，不再是一只漂浮在水面上的“皮球”。
“皮球論”的版權屬于一個南平農民。五年前，中共南平市委前任書記李川，下鄉跟那個農民談心。農民指責官員對待農民問題，就像皮球丟進井里，漂浮著，沉不到水底。這個兒時早起拾糞被狗攆得到處亂跑的農民的兒子，決心讓“皮球”完全沉入水底，從下派科技特派員到下派村支書，再到金融助理、流通助理、龍頭企業助理，五路特使像皮球底下的五塊綴物，硬生生將“皮球”沉到了水底。
為什么我要將南平實驗的書名寫成“南平寓言”，又為什么要將南平寓言，拉扯到中國農民問題上，并將之比喻成“球”？這當然是因為那個農民的“皮球論”，與我要論述的事物有著皮相上的極大關聯。但原委不止于此。
在南平采訪期間，我見識了一撥撥的取經團。據稱，南平實驗中的經驗，正在被中國的很多省份所效仿，我的故鄉安徽已傳出下派三千名村支書的訊息。此情此景，讓我振奮，亦令我擔憂。在農民政治浮出水面的當下，對南平實驗的復制，會否成為一場應時的運動和政治謀略？我以為，如果南平經驗真的存在，那么這經驗的核心，不只是方法，還有態度，不只是條文式的規則，還有一顆誠實地面對農民的心。如果我們心靈的“皮球”，不能完全下沉到鄉村社會的“水底”，任何經驗的創造和效仿，都只是鏡花水月的打撈。
這就是我為什么要把南平實驗理解為南平寓言的首要之義，也是我將中國農民問題比喻成一個“球”的秘密所在。我對“球”的理解，既是一種源頭的追溯，又是一種方法的描述，也是一種價值觀念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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