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自序(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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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2月22日 18:31 新浪財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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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8日，李川以市委書記的身份，再一次站在南平市的“天安門”前。鮮花，鑼鼓，夫妻灑淚話別的場面，以及他那富有鼓動性的演說，送別了600余名“六八支書”。 至此，醞釀已久且飽受非議的“下派村支書計劃”，承載著官方遣往鄉村的第二撥特
細察下派支書，有20出頭的小伙子，也有過知天命之年的半老漢。在中國的官階中，他們都是鄉長和縣府局長級別的公職人員。他們的目的地，是南平下轄的十個縣區的貧困村落，他們先前的職務全部被凍結，他們新的職務一律是村黨支部書記，官方統稱他們為“下派村官”。中共武夷山市委書記張建光，以一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的文思，將他們定義為“十品官”。 中共智囊機構有關人士，喜歡將下派村官和特派員、黨代表之類的詞匯連綴在一起。“特派員這個詞，幾乎和中共黨史一樣長。” 中共南平市委辦公室主任張培棟覺得特派員這個詞，和歷史上的黨代表，是同一個意思。1980年代攻讀碩士研究生的張，掰著手指頭說，毛澤東在井岡山打游擊時，就派出了黨代表，古田會議把支部建到連隊，也離不開黨代表，電影《紅色娘子軍》中僅有一個男的，也是個黨代表。這些黨代表，實際上就是今天的下派干部。 據此，張認為，李川的做法，是中共組織工作經驗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延續。 曾出任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的李川承認，選拔下派干部，確與他從事多年組織工作的背景關系緊密，但這樣的做法，絕非一時興起，亦非事先設定思路的一盤棋，而是審時度勢后的順勢而為。 “科特派”下村好長一段時間，發現他們在鄉村底層社會的效用，由于鄉村基層組織的渙散，削弱了許多。南平轄下的國家級貧困縣政和的一個“科特派”說：“農民是分散的，我想把貧困村的農民召集起來，連個村干部都找不到。如果遇到持不信任態度的農民，也沒有人替我們疏通解釋。” 諸如此類的信息匯集到李川那里，已從市府轉移到市委的李，想到1990年代中期他在寧德掛職時看到的兩個下派村支書。歲月將細節淘汰盡凈，記憶中唯有良好的結果。第二個沉到農村水底的“皮球”，迅速在他的腦子中形成。 此時，恰逢機構改革的滾滾風雷滌蕩神州。南平分流機關公務員的壓力，不僅壓給每個擔心自己會否被視作冗員的人，也壓在李川的頭上。怎么裁撤富余公職人員？如何轉變政府職能？ 此外，他在短暫主掌市府期間提出挽救農村的“強村大戶”戰略，因為沒有強有力的村官推動，遲遲未見轉機。他一直在考慮，從哪里找到能夠帶領村莊致富的能人，培育經濟大戶，從而以鄰居效應，形成星火燎原之勢。 眾多考量聚集于一點： 下派。 2000年初，李川第一次在市委常委會上，道出給全市三分之一村莊下派“大隊書記”的設想。 沉默。 還是沉默。 山林地糾紛，“三八九九六一”留守的拋荒田地，平均負債39萬元的“空殼村”，派性宗族矛盾，有黑社會性質的地方惡勢力，上訪，越級上訪，“三個黨員八顆牙，還有一顆是假牙”的村官隊伍——如此背景下，焉能指望素無鄉村任職履歷的機關公務員當好村支書？ 據稱，一位當過縣委書記的常委打破了沉默：“讓我去當支部書記，我都沒有信心。” 換屆選舉在即，有人建議是否等到基層黨支部選舉結束，再派村支書？從事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生導師游勸榮，在李川當市長時出任他的市長助理。和持不同意見者一樣，他也擔心這般運動式的下派，能否奏效，一旦大規模落選于換屆，后果不堪設想。在這個計劃經濟烙印很深的山城，任一考慮不慎的細節，都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洪災過后亟需穩定的南平。 李在常委會上據理力爭： 我們能否因為農村工作難，就回避？ 回頭看當時的農村，一個前南平官員說：“不能說，我們做官的都沒有責任心，確實是那個破攤子太破了，不回避又有什么好的辦法？” 破攤子的“破”，在官方調研的資料中是這樣表述的： 村支書普遍老化，全市1616個村支書，35歲以下的不到五分之一；村官文化素質低下，大專文化者不到千分之一，三分之二沒有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部分村官的領導力，非但適應不了發展新農村的要求，而且因為工作方式簡單，作風粗暴，甚至以權謀私，以致黨群干群關系緊張；一些鄉村“無人管事，無章理事，無錢辦事”，上頭的政策，除了收費，到了鄉鎮就打上了句號。總之，矛盾日積月累，越級上訪頻頻，執政黨在鄉村的執政基礎受到削弱。截至1999年底，南平有281個村處于癱瘓狀態，更多村的狀態，則是偏癱。 彼時，鄉村自治的海選風潮，已漫卷到南平。李不相信，僅憑一紙法律文書，就能讓中國文化素質最為底下的群體，享受到最高級的民主。 常委中有人表示，同意書記關于鄉村現狀的描述，但是下派干部的傳統做法，就能挽狂瀾于既倒？ 李反問： 在沒有更好辦法的前提下，為什么不可以試試我的辦法？ 常委會上的爭論，最終沒有改變李川的“猛藥計劃”，只是細則變得更為具體可行。 雷厲風行的李，召集十個縣、區委書記，欲圖統一思想。面對“班主任”，官場上喜歡自稱“班長”的縣委書記們，表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后來，李川發現，“班長”們跟他耍了個小聰明。他指望下派支書去把強村做強，創造輻射效應，班長們卻在有意無意間，把下派支書送到貧窮的村落。李猜想：“他們可能打算借這個機會，從市里搞些錢財，扶持一下貧困村。” 從今日之效果看，李覺得“班長”們的小算盤，反而歪打正著。變革“偏癱村”和“全癱瘓村”的“皮球”，由是入水。 擔心中共的基層領袖們不接受陡然間交權的安排，老百姓短時間又不擁護新任支書，決策層讓下派官員的“娘家”，反過來給下嫁的“婆家”備些“彩禮”，用于修路搭橋，看望鰥寡孤獨，資助失學孩童。 “敲門磚”很快敲開了農民們業已對“公家人”閉鎖的心門。 三個月后，中共在南平的鄉村組織開始換屆選舉。624個下派村官百分之百當選五分之四滿票當選的格局，表明李川的這只“皮球”再次沉到水底。游勸榮等人懸著的心，也沉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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