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自序(2)

　　致力于改善鄉村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官員們，是我寫作時假想著坐在我對面的人。中國的官員有時候很有意思，在制度不太可能發生根本變革的時候，老將做不好的事情大而無當地歸因于體制或者說制度。我想，主張破解中國三農問題應從制度入手，沒有什么不妥，但是技術和制度并非二律背反的悖論，再好的制度，也離不開技術上的精進。

　　技術是由細節疊合而成的。所以我希冀經由人物命運的沉浮、故事情節的沖突，淋漓盡致地將細節呈現無遺，以期效仿者品咂借鑒。我不敢讓我筆下的南平實驗，流于空洞或者虛假。我不想任意拔高它的探索價值，只是期待自己能夠還原南平經驗的真實，讓學習它的人們覺得可學，讓經驗的正面被人吸納，讓經驗的負面被人避免。

　　順便說一句，作為一個記者，我不但希望自己可以詳盡地展現細節的力量，還順帶著希望自己講述的故事，兼具敘述方式上的文本價值。我厭惡過去常見的官方經驗的寫作，欲圖在堅持獨立調查獨立寫作的基礎上，有所創新。

　　知識界居廟堂之高的部分學者專家們，以及從他們那里尋找理論支持的、明知非農化有害而為之的縣域經濟執行者，也是我貪圖的讀者對象。中國77%的農戶的經濟生活形態，以小農經濟為主。這是中國農村最為普遍的“鄉情”，是無法與西方理論照搬的上層建筑相適應的現實生產力，是我們考慮一切事情的基礎和前提。然而，過去的十數年里，居廟堂之高的部分學者專家們，以及明知非農化有害的縣域經濟執行者，并沒有在意我們面對的“鄉情”，他們在謀劃農民問題時也沒有尊重我們應該尊重的“基礎和前提”。

　　所以，充盈于我們耳目的，總是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在于“消滅農民”，在于土地私有化，在于高新科技農業等等“高瞻遠矚”的激昂的論調。考察南平的現實，從附著在毛澤東畫像上的關于過去的留戀，到滲透在村民言行中的朱熹理學的痕跡，無不提醒那些在聚光燈下振振有詞的知識精英們，這些源自歐美的理論和言辭，多么像那個聽說災民饑荒遍野就說“給他們肉吃”的糊涂皇帝。

　　我還希望欲為農民代言的新聞界的同行們，也能看看這本書。我從南平實驗的細節中，發現了自己過去對包括三農問題在內的中國問題的判斷，多少有些像書生的夢囈。延展開來，如果我們的身體始終游動在京都、滬上等大城市的樓堂館所，聽取知識精英們的高談闊論，我們同樣會成為一只漂蕩在水面的“皮球”，我們看到的只能是武夷山的“半張臉”，只是武夷山的鬼斧神工，以及匪夷所思的文化景觀。如此，夢囈式的發言，就是把握輿論工具的我們不能避免的遺憾。

　　南平一月，是我有限的記者生涯中，最為艱苦最為實在的一次采訪。近年來，慢慢走向所謂“高端題材”的我，已經習慣了舒適的采訪環境。星級賓館，有品位的茶樓，裝飾考究的會議室，匹配小資生活的酒吧，已定格成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刺鼻的豬糞，衣衫不整的農民，破敗的小學校舍旁光腳的學童，一個上午跑不到一公里半的鄉村小路，只剩下老人、婦女和孩子的村莊——南平情狀，喚醒了我曾經是一個農民的所有記憶。

　　所以，我還希望我的父親母親也能成為我的讀者，盡管我知道合起來只受過不足半年教育的他們，并不能曉暢地通讀。

　　走出鄉村整整十年，我考取了博士研究生，組織了有兩個博士研究生的家庭。可是，除了將原先在我名義下的責任田，分攤給鄉鄰，讓盼我考取大學的遠房族叔們，增添一丁點拋荒的土地，多繳納幾許三提五統，我對安徽長江岸邊那個生我養我的村莊，又有什么貢獻？或緣于此，我對南平實驗中那些返回故鄉當村支書的公務員們，欽佩不已。他們以三年的篳路藍縷，換來了故鄉容顏的改變。

　　十年前，我去蕪湖讀大學，載我報到的船只停泊在長江輪船碼頭，我想起了我的父親。我孩提時代的學費和書本，是父親在泊于碼頭的沙船上做挑夫換來的。含辛茹苦的父親母親，把我送上了大學，卻未從上了大學的兒子身上，贏得多少名分之外的福分。

　　父母親辛勞大半生，在可以預見的小半生，還將繼續辛勞下去。他們和我在閩北看到的農民一樣，從未想到他們的艱難困頓，和政策有著什么樣的關聯，亦無從知曉所謂的剪刀差、城鄉二元，對他們意味著什么。

　　摻雜著復雜的感情，我希望自己能真實地再現南平實驗的點點滴滴。無論是好的，還是不好的。我盼望，我能為農民做一件有益的事。一定程度上，本書是我對農民出身的自我救贖。一個朋友建議我在扉頁上題寫“獻給天下8億農民”，我沒有那么大的口氣。我只想把它送給我的父親母親。

　　我在閩北的采訪幾乎沒有任何休息的罅隙，晚上的訪談常常拖延到子夜時分。采訪本積累了整整六本，數十萬字的采訪筆記，數百萬字的文字材料，是我歷次采訪中“沉”得最深的一次。別人給我戴了諸如敬業之類的多頂高帽子，事實上，我在本質上沒有他們說的那么好，我之所以會沉下去，是因為我在潛意識中，將這次采訪視作我對父親母親的一次報答。我祈望能在求解中國農民問題的道路上，為我父母那樣的農民最終走出束縛他們的制度困境，做一點有益的事情。

　  哪怕只有一點點。前言“皮球”是怎么沉下水的

　　美國白宮記者西奧多.懷特，在《美國的自我探索》的開場白中說，不管講什么故事，都有一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從哪里開始？

　　對我來說，這一切尤其重要。一個局部地區在中觀層面的探索與實驗，不像一個懸念叢生的微觀故事那么跌宕起伏。基于方便讀者閱讀，乃至挑逗讀者閱讀趣味的考量，我先對南平實驗五年間的前世今生，作個大歷史的觀照，以便讀者提綱挈領，不致散失在各個章節的閱讀中，見樹不見林。

　　2004年6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梁綺萍等福建政要的坐騎，在福建大會堂門口相繼剎車。一地方資深媒體人士稱，早在一個月前，中共在福建各縣區的主官們，就開始等待是次會議的召開。

　　與會者知曉，政要們在意的問題，不是軍事，而是農民。一位聞聽是次會議的北京學者打趣說，中國農民問題對執政黨而言，是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

　　過去五年間，閩北農村發生了一場由中共南平市委主導的靜悄悄的革命，它在政經層面的影響力，已鎖定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眼球。有人從溫家寶總理曾經的批示中，看到過“方向正確”的字眼。主事者認為，是次會議就是對高層政要“希望繼續探索和總結”的一個回應。

　　消息來源說，福建政界對是次會議的期許，是科學地總結以南平機制為核心的農村工作機制，使其以星火燎原之勢，漫卷福建經濟版圖上的貧瘠鄉村。

　　貧瘠鄉村之一的南平市延平區王臺鎮溪后村的農民，雖然聽不懂是次會議的官方表述，但從電視上濃墨重彩的會議報導中，他們依稀感覺到福建領導層對農民問題的關注。

　　他們當中鮮有人知道，他們生活的村莊，就是官方新聞屢屢提及的“南平機制”的發源地。他們更不曉得，南平實驗迄今五年的前世今生，是一個鄉鄰的“皮球理論”擦亮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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