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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城市化?
自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加速。據統計，1990-2001年這11年間，中國地級城市數量由188個增加到269個，人口超百萬的大城市由31個增加到41個，城市覆蓋的面積占全國國土面積的比重由1990年的20％增加到42.6％。
當中國新一輪的城市化進程以“城市經營”、“城市營銷”、“城市公司化”以及“城市競爭力”等主題展開時，土地成為政府手中最大的資產。政府將大片土地賣給城市運營商，同時將開發經營的權力交給后者，政府則從中獲得大量資金。
據《福布斯》統計，《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位富豪中大約只有30人左右是地產商。但2002年度中國大陸100名富豪榜上竟有50％以上涉足房地產業，或者以房地產為主業。難道房地產真的成了催生富豪的聚寶盆嗎？其實不然。地產界多富豪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地產是中國最佳的尋租場所。
“慕馬案”中的主角慕綏新擔任沈陽市長時期，沈陽市土地開發商打著“高科技農業”的幌子，大行房地產開發之實，大量土地被以行政劃撥的名義圈走。從1997年至2000年間，行政劃撥供地占這個城市建設供地總量的七成左右。2000年，沈陽收回的土地出讓金僅為7000萬元人民幣，而附近一個批地量少于沈陽的中等城市同期土地出讓金卻達3億元；與此同時，一批批腐敗分子被造就，而天平的另一側，失地農民只能背井離鄉，在城市邊緣苦苦掙扎與抗爭。
社會學家指出，社會轉型的基本目的不僅僅是要積累社會的總財富，更為重要的是形成一整套同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相適應的公正規則體系，以及社會群體之間良性的、有益的互動規則。而現行的征地制度恰恰妨礙了公正規則體系的形成。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警言：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斷裂的社會，掙扎在社會最低層的農民等弱勢階層正在被甩出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羅盤。
繼續沉醉在中國經濟連續20多年高速增長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和“太平盛世”中是危險的。如果這樣的“城市化”繼續演變下去，失去土地又沒有社會保障的農民與政府和開發商之間的沖突，將會繼續以暴力的方式上演。
中央政府已經無法回避這種沖突。“說到底，征地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政府是否能夠尊重農民權利的問題。就好像你到商店去買東西，覺得這個東西很貴，你買不起就開始搶人家的東西，這能行嗎？”一位專家對記者說道。
在很多學者看來，此次國務院下發的《決定》，并非徹底解救失地農民的革命性綱領，多似緩解土地矛盾的緩兵之計。但其意義在于：它不僅明示了國家對于土地管理的最新思路，更展示了中央政府直面城鄉二元暴力沖突的姿態。
《決定》或許只是解決土地矛盾的一小步，但其象征意味則足以給人希望和信心。■
本刊記者常紅曉、段宏慶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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