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我連續被騙過幾次,但是跟現在的感覺不同在哪兒呢?那時候中國人突然由一個完全計劃經濟的思想慣性到政策體制突然間開放,整個就會有些混亂,因此有少數的壞人就冒出頭敢做各種事,但并不普遍。老百姓的思想體系、政府的公信力,和今天相比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首先政府,這也是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講到的,立法后在執行中要公平,對誰都一樣。立了法那就要嚴格執法,尤其是公務人員和家屬都能夠嚴格遵守。更為重要的是政府領導以身作則,帶頭嚴格做起,這樣我覺得這個問題才能夠逐漸解決。”
“比如說,如果我們收購的酒類公司,釀成的酒規定放一年才能銷售,但是由于賣的好,可能八個月就銷出了,在進入聯想控股,成為我們的成員企業之后,這樣的做法是堅決不能允許的,而他們也立刻進行了改正!
去年一向表現較佳的TCL海外手機業務,其傳統海外功能機業務整體銷量下降了4.33%。在國內,與國產四大手機“中華酷聯”一樣,都屬于賣得多虧得多的狀態。談到這個問題,李東生依然溫和地、用略帶廣東口音的普通話解釋:去年手機業務虧損與行業低迷的大環境有關。他直言,“我們技術創新落后于領先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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