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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緣起 不久前國務院頒布的《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著重改革政府對企業投資的管理制度，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確立企業在投資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并合理界定政府投資職能，建立嚴格的投資決策責任追究制度。旨在建立起市場引導投資、企業自主決策、銀行獨立審貸、融資方式多樣、中介服務規范、宏觀調控有效的新型投資體制。有人擔心這一以放權為核心的投資體制改革可能影響當前宏觀調控的效果。其實，投資體制改革與宏觀調控并行不悖，它將有利于從根本上消除投資盲目擴張的沖
動，解決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實現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對當前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劉金山(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投資體制改革一直是我國建立宏觀經濟調控體系的核心環節�！稕Q定》提出要加強和改善投資的宏觀調控，綜合運用經濟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全社會投資進行以間接調控方式為主的有效調控。這不僅是中央政府針對當前經濟波動進行宏觀調控的結果，更是市場化改革與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具有改革與發展的雙重意義。
市場化的投資體系需要市場化的調控手段
我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正在快速推進，在資源配置中市場的基礎性作用逐步提高。與之相伴的是，市場化的投資體系在逐步形成和不斷完善，投資決策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這就要求對投資的宏觀調控，要順應投資的市場化進程，采用市場化的調控手段。按照市場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根據投資宏觀調控的目標，運用財政、金融、價格等各種經濟手段，對市場行為主體的成本與收益產生影響，從而熨平經濟波動。只有市場化的經濟手段通過不斷的實踐并漸趨成熟，投資的間接調控方式才能逐步形成和生效。
法治是政府和市場正常運作的基礎，政府和市場都應該是法治的。投資宏觀調控的法律手段可以使市場主體按照統一的規則限定各自的投資行為，政府以規范的準則調控投資活動。其最大的意義在于：通過法律背后的信息充分，形成投資主體的穩定預期，通過理性預期實現理性選擇；通過法律的“程序正義”，形成政府調控的“實質正義”。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一些大型投資項目的核準，主要就是通過法律程序來決定的。這一點，對于“形象工程”投資的制約或杜絕至關重要。
處于轉型之中的中國經濟尚具有“行政主導”的色彩，許多投資主體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市場手段對它們不能充分發揮作用。比如對于一些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國有銀行來說，很多經濟手段不一定起作用。由于法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投資的相關法律體系尚待健全，法律的執行效率尚待提高，因此，法律的調控手段有時會出現“遠水解不了近渴”的局面。這就決定了：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需要的，有時候只有行政手段才能起作用。尤其是在我國各地區間存在“行政性區域市場分割”的情況下，中央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對于制止投資的地區理性導致全國非理性的“合成謬誤”現象，具有重要意義。江蘇“鐵本事件”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當然，我們不需要過度的行政手段。
可以說，投資宏觀調控方式的轉變、調控手段的綜合運用，是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各種約束條件綜合作用的結果，也是政府宏觀調控的理性選擇。
多種手段熨平由地方投資沖動引起的經濟波動
投資的宏觀調控是中央政府的職責，其成敗不僅取決于未來的不確定性，更取決于中央與地方利益的博弈。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一直是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也是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在投資宏觀調控方式轉變的過程中，綜合運用多種手段，抑制地方投資沖動或熨平由投資沖動引起的經濟波動，非常重要。
首先要認清投資沖動的深層次原因——地方政府的考核。這是投資宏觀調控向間接方式轉變的最大障礙，也是經濟波動的體制原因。這使得中央宏觀調控成為經濟波動之后不得不做的一件事，調控成本較高，而效率卻在遞減。因此，要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改革地方政府績效的考核制度，消除GDP崇拜，引導區域之間的理性競爭，尤其是要避免政府換屆所引起的“政治周期性”的投資波動。
投資沖動的另一原因是投資資金的源頭——銀行。中國具有典型行政主導的間接融資型金融結構。銀行資金在信貸運行過程中的漏損，尤其是銀行資金的財政化，多是地方政府行政干預的結果。只有銀行成為真正的金融企業，成為調控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一個有效環節，才能抑制投資沖動。
充分重視并服務于市場力量。在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的背景下，投資宏觀調控的實現程度和實施效果，主要取決于市場力量。對政府的“逆經濟風向”調控，市場的嗅覺非常靈敏。此次的投資過熱，責任不在民營企業。在沒有最優選擇的情況下，讓市場力量代替政府沖動，也許是一個次優選擇。這需要政府在投資領域少做運動員，做好裁判員和服務員。
作為地方政府，應該履行科學的、可持續的投資規劃職能。關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最新理念是“政府增進市場”。科學的投資規劃和有效的市場性規制，不僅有助于彌補市場失靈，更有助于為市場的成長提供一個良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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