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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不可借宏觀調控復原審批制。正確的選擇，應當在宏觀調控之時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由市場的無形之手去決定項目的生死，讓審批制退出經濟活動
酷夏已至，而前一階段處于“過熱”之中的中國經濟終于顯出些許涼意。在或許可
以令人欣慰的經濟指標面前，我們理解既定的宏觀調控方針還會繼續，同時也認為，一個市場上普遍擔憂的問題應當引起高度關注——這就是謹防整個“調控”由于政策方式掌握不當，過分傷害民營經濟。
宏觀調控本來是一項著眼于總量的市場化舉措，主要是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手段，盡量熨平經濟波動，保持經濟可持續地穩定發展。這對于經濟整體，當然包括民營經濟，正是有益無害的事情。令人遺憾的是，此輪應對過熱，還是過多地采用了以審批和控制貸款為主要手段的行政性“調控”，執行過程中難免主觀色彩過重，傳統偏見作怪。特別是“調控”的重點，正包括一些國有企業長期盤踞的領域，如基礎設施、能源與原材料的生產和加工，新進民營企業與傳統國有企業產生競爭性沖突在所難免，而后者無疑對來自國家部門的“調控者”更具影響力。因此，強調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謹防對于那些沒有政府背景的民營企業的不公平對待，就顯得格外重要。
經濟發展有周期，而中國經濟改革“國退民進”的方針則應持續推進，不能因為宏觀形勢的變化而出現動搖。當然，目前很難通過確切的數據，看清此輪“調控”對民營經濟造成的全方位影響。然而，業界可聞可見的憂慮與怨懟，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特別是一些“調控者”在以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時，對于民營企業的運作模式和成本控制能力并不了解，其思路往往接近于計劃時代，作出結論難免主觀武斷。而一有決策不當，又很容易在更大范圍內對民營經濟的信心帶來影響。其后果可能相當嚴重。
關于民營企業的種種誤解，與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直接相關。去年下半年來曾經有相當強烈的主張，稱“中國經濟并不過熱”，因為此次投資高潮主要由民營經濟所驅動，因此是有效率的。及至今年春天以后過熱之憂成為共識，“民營經濟興風作浪”又在一些官員中成為流行看法。其實，將宏觀經濟形勢簡單與所有制結構掛鉤，對民營經濟無論是褒是貶，都是缺乏依據的簡單化做法。不僅容易在實踐中造成偏差，還會導致民營企業對宏觀調控本身的不解與反感。
經濟學理論目前尚未給宏觀經濟過熱以確切定義，但人們判斷過熱，緣何過熱，主要看貨幣供給、固定投資和投資效率，而不是看所有制結構，卻是可以肯定的。一般來說，民營經濟采用預算硬約束，和仍然存在預算軟約束的國有企業相比，其投資決策必是理性的，因此也更有效率。將宏觀過熱斷然歸咎于“民營經濟興風作浪”，可以說是毫無依據。但我們也不能得出結論說，凡民營經濟即不存在非理性行為和投資失誤。宏觀調控與民營經濟之間，更非水火不相容。宏觀調控可能會使企業所在行業的生存環境和競爭格局發生演變，但只要自身運行是有效率的，就會在行業的調整中生存下來，并繼續健康發展。
在經濟緊縮期間防止政策不當對民營經濟造成不應有傷害，關鍵還是要提倡市場化的宏觀調控，盡可能減少和杜絕行政性的“調控”。在這里，如何對待傳統的審批制格外重要。最近據有關部門調查估計，目前全國在建的基本建設項目中，大概有60%～80%沒有完全履行規定審批手續。進而又有建議，主張擇優補辦批準手續。我們覺得，這種主張極為不當，事實上是重新強化了已經松動、逐漸式微的審批制。況且，擇優補批的標準很難確定，審批尺度必然地極具彈性，不僅提供了新的尋租機會，更使缺少官方資源的民營經濟處于不利地位。一旦審批制以“一絲不茍”的方式復原，則“國退民進”大有可能變成“國進民退”。
正確的選擇，應當在宏觀調控之時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由市場的無形之手去決定項目的生死，讓審批制退出經濟活動。倘若不然，在短期則企業惟政府馬首是瞻；在長期則企業——無論國企民企——都無從養成對自己行為負責的商業心態。最終的結果，將是市場的無序與權貴資本主義并行，無論經濟周期走至哪一個時點——緊縮抑或放松銀根，其情其景都會非常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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