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角度的三個觀察

　　第一個觀察，中國經濟的變化從國際范圍比較的角度講，并不是獨一無二。它的增長速度沒有鶴立雞群，更深層次的增長基本因素也并不特殊。其實要得到這個結論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跟諸如波蘭和俄羅斯這樣東歐轉軌國家做比較的話，我們的結論當然就是中國很特殊，中國的增長是遙遙領先，中國的宏觀環境也更加穩定。

　　可是，當把中國分成東、中和西三個部分，另外在這三個部分之外加了越南后，就會發現，實際上這四個地區大致的形態是很類似的。這就給我們一個提示，中國不同的地區或者說越南與剛才看到的與東歐國家相比有兩點不同：第一點不同是地理上的不同，中國和越南都處于東亞；第二個不同是這兩個國家與東歐國家發展階段上的不同，這兩個國家都屬于在改革初期是低收入國家，而東歐的國家已經屬于中等收入國家。也許這兩個因素能夠起到一些解釋作用，發展的起點的不同，必然會導致增長結果表現出相對差別。

　　進一步講，中國經濟增長變化的直接因素也與東亞的國家和地區非常相似，即物價穩定、低通貨膨脹、高儲蓄高投資、大量的年輕勞動力人口紅利，以及重視基礎教育，更開放地講，直接因素的背后還有改革開放制度變化。舉一個例子，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這個是討論很多的話題，當然我們現在討論總是從規范的角度，認為它是不是太高了？在最近我和幾個同事一起做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日本、中國臺灣、韓國也像中國大陸一樣，在固定資產投資上確實處于一個比較高的狀態，而在過去的30年中，資本回報并沒有下降的趨勢，甚至還略有上升，這個背后有很深層次的制度原因。所以，當我們采用一種比較合適的國際視角，就發現里面有并不特殊的一面。

　　第二個觀察，很多人在講中國經濟體制的制度基礎仍然相當的不健全，但是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采用國際比較的方式，我們也會發現，這一種制度的不健全或者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其程度大致與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不一致，并不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也就是說，當我們看到問題的時候，盡管我們希望制度更好，希望社會不穩定因素更少，但是如果我們把它放在一個更大的比較中，我們會發現是很一般的范圍現象。

　　下面舉三個例子，一個是法治指標，是世界銀行每年都公布的法治指標，可以看到中國是40.6分，滿分是100分，當然對于這樣一個比分我們并不感到滿意，但也反映了我們現在大致的一個情況，比我們好的有墨西哥、巴西、印度，比我們差的有俄羅斯、秘魯、烏克蘭等。第二個就是腐敗的感受指標，這個指標當然最清廉的是芬蘭，像新加坡、中國香港等，但是中國是排到第71，在100多個國家當中也是排得比較靠后。像墨西哥、泰國這些都在中國之前，土耳其、羅馬尼亞、俄羅斯在中國之后，這個也可能反映了一部分中國的現實。第三個指標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基尼系數指標，所有人都知道這個指標無論在農村，農村之內還是城市之內總的都是有上升，而且程度還很大。如果只看中國自己的情況，我們希望是能夠收入更加平等，腐敗更加少，法治更加健全，我想所有的人都有這個愿望，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與周圍或者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還特殊嗎？

　　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個考慮因素，就是中國發展的階段。定性來講，我們國家現在的人均GDP是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這個階段，我們發現了有趣的現象，中國三個指標均符合了越發達的國家法治程度越好、越落后的國家法治程度越低的特征。這樣我們至少知道，現在的人均收入和發展水平相一致。當然，國外的一些經濟學家或者政治家、評論家，經常會抓住中間的一些問題、像腐敗的問題，收入差距的問題、政治的問題等，非常快地提出一些危言聳聽的結論。但在我們寬視角地觀察世界后，我們可以釋然，中國并不是這么特殊，至少在現在這個階段。

　　第三個觀察，至今為止中國取得的成功，里面有非常復雜的因素，有很多路徑上的具體做法，但是基本推動力是三條并不特殊的經濟基本規律。一是把激勵搞對，二是讓市場起作用，三是實行對外開放。

　　根本規律之一是把激勵搞對，這也是構成了改革的兩條主線之一，這里邊有很多形式，放權讓利是形式，承包是形式，產權是重要的形式和制度安排，公司治理也是更為復雜的形式，但是所有這些最后都體現成一種制度安排，而這種制度安排都是為經濟人提供有利于生產發展的激勵。更深一步，我覺得中國在改革中，不僅是對個人的激勵，家庭的激勵，對企業的激勵，也包括對政府的激勵。實際上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地方政府的問題，但是也不可否認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經濟改革，發展地方經濟。所以把激勵搞對應該說在中國體現得非常清晰。

　　根本規律之二是讓市場起作用，這也是改革的主線之二。什么是市場起作用？就是用看不見的手，通過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資源配置。這里面有不同的方式，比如中國采取了雙軌制，看上去它好像跟標準的市場不太一樣，但是經濟學家通過研究也發現，這在邊界上確實是起到了有效的或者說有限的資源配置作用。所以盡管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來發展市場，培育市場，但是市場的作用仍然是不變的，特別是像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產品市場，資本市場等，每一個市場發展的成熟是不一樣的。我特別想提到的是，中國至少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最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之一，不能不說是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經濟的根本規律之三就是實行對外開放，這是改革開放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發現在有些方面，中國的開放速度甚至超過對內的改革，這里有很有意思的現象和原因值得研究，比如說衡量自由貿易的程度，會發現中國是與像美國一樣的最開放國家最接近的。因此，我們甚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改革開放之中，也許開放的力度比改革還要大。

　　上面的三個觀察其實都是一個信息，中國的改革30年，過程很復雜，但是通過大多數的事實卻發現，在很大程度上它并不特殊。即使它有特殊，也不是通常想的一些因素。

　　對未來的判斷

　　我想做一個判斷，也可能是猜測。過去的30年中國的成績是30年前沒有預測到，今后的30年將比過去的30年有更豐富多彩的結果，也將有更多的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性是基于三個基本的主線上。

　　第一是在發展這條主線上，過去的30年，中國從一個低收入國家變成了一個低中等收入國家，未來的30年國家，將從低中等收入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而成為高中等收入，并不是一個富裕的國家。

　　第二是改革，我們的市場經濟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經濟改革不能倒退或停滯，制度水平要與經濟發展至少同步。這個過程中，會有人對一些倒退停滯的跡象表示了憂慮，對改革進一步發展的動力表示了擔憂，所有這些都是在向我們示意，難度相當之大。最近我在另外一個場合講到，我們空前的繁榮讓所有的官員、企業家，讓普通老百姓也感到自豪和驕傲，但是同時也會為改革是否有進一步的動力感到憂慮。因此經濟體制改革同政治體制改革如何協調推進？這都將是在議事日程上的。

　　第三是開放。我想這一條恐怕是最具有挑戰性的一條，或者說更沒有先例可循的一條。事實是，全球經濟當中，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大國，是美國之后的第一例崛起中的開放大國，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是開放的，他們談不上大國，前蘇聯是一個大國但談不上開放。在100年前，開放成就美國超過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國家。100年后，中國是否會是又一例正在崛起的開放大國？在未來的30年中，只要假定中國的增長速度每年超過美國5個百分點，中國的人民幣升值率每年是2個百分點，就很容易得出中國GDP總量有可能超過美國的結論。

　　在這種情況下，一點特殊的因子才悄然浮現：中國作為一個開放的大國，在全球經濟中，如何能夠達到全球和自身雙向影響的平衡，我想這確實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題目，也將是下一個30年中非常巨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