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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不發展的協調到發展中的初步協調
1.不發展的協調
改革開放前，在極“左”思想路線統治下，中國城鎮化進程緩慢甚至停滯，若干年中還出現了倒退。城鎮中自然增長的勞動力就業尚且困難，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的極少。中國特有的“二元社會結構”[注]與計劃經濟體制結合在一起，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是有嚴格的計劃指標控制的。城鎮企業沒有自行招工的權力。因此，不發展的協調內涵是：以非市場手段保證城市化工業化進程所需的勞動力供給。即不存在所需農村勞動力得不到供給，也不存在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找不到工作無法就業的狀況。但是，由于城鎮第三產業這個最能容納勞動力的就業空間嚴重萎縮，大量服務行業被指斥為是資產階級性質的而掃蕩干凈，那時城鎮居民重病送醫院不但叫不到“120”更找不到出租車，甚至連人力三輪車也找不到。只能病人親屬自己到處借人力板車(北方一些地方叫地排車)，類似這樣的例子千千萬萬。此種現象已普遍化。胡耀邦20世紀80年代在一次外出視察途中的專列上講：解放后我們把小城鎮搞得冷冷清清，甚至不如解放前，也不如抗日戰爭前，那時許多小城鎮是十分繁華的。第二產業重型化較少容納勞動力，除吸收城市自然增長的勞動力就業外，在農村中只有極少的招工指標，農村戶籍的青年除考上大學外，幾乎沒有進入城鎮就業的機會。
不但如此，城鎮化進程甚至還發生兩次嚴重的大倒退。由于國民經濟接近崩潰，不但不能吸收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進入，而且大量城市人口無法就業，只好以政治性的強制手段把城市人口趕往農村。這種情況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兩次。一次是20世紀60年代初，“大躍進”后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自然災害”期間，幾千萬城鎮職工被注銷城鎮戶籍遷移農村。另一次是“文革”中把幾千萬畢業后無法就業的青年學生遷移農村。以此使城鎮化工業化的倒退狀況與容納的勞動力數量協調。但這是一種逆世界城市化潮流的協調，是一種不發展的協調，甚至是一種倒退的協調。
2.發展中的初步協調
改革開放以后，城鎮化進程開始加快，二、三產業增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與此同時，隨著政治環境的寬松，農民獲得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這首先表現為離開村莊進城鎮做工不再需鄉村政權機構的批準。在村務農與進城做工收入的明顯差距，吸引和推動農民進入城鎮做工。稱他們農民工是不準確的。據一些典型區域調查(如：王小強等搞的廣東調查)約有50%左右，是戶籍在農村的中學文化程度(初中或高中，畢業或未畢業)的青年，他們從未種過地做過農民，或只在農忙時節偶爾幫家里做一點農活。另一部分雖務過農，但長年在城鎮做工，其中一部分雖在農忙中回去做農活，但其務農的勞動時間和收入只占他全部勞動時間和全部收入的很少一部分。他們基本是戶籍在農村的城市“新型”或“另類”職工。因此，一般的稱“民工”也是不準確的。稱打工者也不準確，無法區分戶籍在城鎮出身市民的打工者和戶籍農村出身農民的打工者。這兩類打工者在目前“二元社會結構”尚未根本破除的制度安排下，他們面對的問題和解決的對策是不同的。
不管怎么說，城鎮化進程加快，同時也表示著經濟發展加快，二、三產業發展加快所需要的勞動力，由中國農村源源不斷的給予了充分的供給。由此，他們為中國新時期的城市化工業化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基本沒有出現大批拉家帶口拖兒帶女的農民涌入城鎮又找不到工作崗位無以維生的境況。因此，如果主要從數量的角度看，無論從城鎮的輸入還是從農村的輸出觀察，都基本是協調，當然，這種協調也是初步的。
我們調查民工輸出大省四川改革開放以后20多年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發展脈絡，四川的情況也映照其他一些民工輸出大省的情況。四川農村1979年至1981年新增長的267萬勞動力全部投入農業生產，1982年和1983年新增勞動力248萬，這兩年有70萬勞動力轉向了非農產業，這就是說1982年和1983年轉移到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只相當于新增勞動力的28%，而新增勞動力的72.2%也就是180萬人投入了農業。1984年和1985年全省農村轉向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達到252萬人，這兩年新增加了183萬勞動力，兩者相抵，凈轉到非農產業的有69萬人，這是20世紀80年代四川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達到最高潮的兩年。但是到了1986年，再次出現了逆轉移的勢頭，這一年全省農村新增勞動力167萬，同年轉向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只有84萬人，兩者相抵，又有83萬勞動力投入農業。從1979年至1986年，四川農村新增加勞動力865萬人，而同期由農業轉向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只有343萬人，有522萬勞動力只好追加投入農業。整個80年代，四川農村從農業轉到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遠遠抵不上新增勞動力的數量，這就使本已大量剩余的農業勞動力更加大量剩余。而且歲歲有增加，一年更比一年多。到1999年四川全省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達到658萬人。而后幾年發生了一個重要轉折，轉移的速度驟然加快，這似乎是發展經濟學所說的，經濟起飛以后的一個加速期，2001年達到1260萬人。20世紀90年代增加604萬人，增長幅度達到90%以上。20世紀80年代后期四川農村轉移出省勞動力超過100萬人，1990年達到200萬人，2001年達到560萬人。20世紀90年代四川農村勞動力轉移出省比80年代增加了360萬人，增長幅度180%。離開村莊進入本省城鎮務工經商農民700多萬人。考慮到重慶市 劃出四川省，帶走了2000多萬農村人口，最近10年四川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是較快的，轉移的數量也是較多的，是名符其實的勞務輸出大省。這與1993年以來中國城市化工業化速度加快是協調的。也與四川省近些年來發展速度加快是協調的，四川及成都等市的發展加快，與西部大開發的政策緊密相關。(四川民工近年情況可參照鄧英陶等人的調研)
四川農村2001年外出民工(出省)通過郵局匯回235億元，通過農行匯回27億元，連同省內民工勞務收入計400億元。全省農民人均收入580元。全省農民人均收入中外出進入城鎮勞務收入占約30%。2001年四川農村實現人均增收72元，其中靠農民外出勞務收入占50%以上。還有數據表明，四川民工每年春節等探親機會自行帶回的約有200億元。
2004年安徽調查的情況說明，現在農民增收主要靠外出打工等勞務收入。全省約三分之一農戶百分之四十以上收入靠家庭成員進入城鎮務工經商，其中打工者占絕大多數，安徽全省農村轉移進入城鎮勞動力已近1000萬，只略少于四川省。在安徽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約有近50%的農戶需要拿出50%以上的收入吃飯，大部分農戶需要拿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用于再生產，剩下來不足20%的收入用于教育、住宅、醫療、文化以及各種各樣的生活開支。
蘇州市轄8市(區)農村，農民人均收入已增至約6000多元，這是中國農村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區之一。近年來增收的農戶中，近半數是進廠做工所得，而這其中多數是進入城鎮或開發區的企業中做工。
據《中國的就業狀況和政策》白皮書公布的數據，2003年有9800萬農民外出打工。其中，四川農村1370萬人外出打工，收入474億元，河南農村1300萬人外出打工，收入528億元，湖南736萬人外出打工，收入441億元；安徽700萬人外出打工，收入280億元。若以平均值計算，湖南人外出打工的平均收入最高，一年可掙6000元，平均每月500元；最少的是四川，平均每人每年只掙3460元，平均每月283元。
綜合以上調查的情況和相關數據可以判斷，目前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鎮化進程處于發展中的初步協調，一個億的農民進入城鎮從事二、三產業。成為國家工業化一支新的主力軍。也成為城鎮第三產業的重要力量。他們的勞動基本滿足了城市化工業化的需求。同時，他們從傳統的農業文明進入現代城市文明，從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進入到有組織有紀律的現代工業生產方式中，他們的生活方式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提高了素質，其中不少人也學到了一定的技術和專長。比起改革開放前，他們沒有進入城鎮做工的自由和權利，從而也沒有獲得工資收入改善自己生活的可能。雖然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仍只是初步的，但無疑，這個事件是新中國經濟發展史和社會發展史上影響最大最為深遠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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