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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勞動環境和勞動保護問題。進城民工大多在苦、臟、累崗位勞動，這與他們綜合素質低是有直接關系的。但他們仍應受到國家勞動保護法規的保護，但實際上沒有。部分民工勞動環境十分惡劣，這種狀況已延續多年了，地方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基本不管，民工也沒有能力訴諸法律，因為中國法院收費相對太高(相對于中國人的收入水平)，律師又質次價高
，民工怎么能打得起官司。我們的新聞媒體常常喋喋不休的勸告民工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權益，他們的浮淺說教令人十分生厭。但幾乎沒有主流的大報大刊大電視臺指出中國工會形同虛設，其職能嚴重扭曲，基本不能在維護民工合法權益上有所作為。但他們現在卻在積極動員民工入工會以便收取會費。
應當說，部分企業的民工勞動環境是達到國家要求標準的，極少數私營企業的勞動保護條件甚至不亞于大型國營企業。但大多數私營企業以及部分國營企業和部分港資、臺資、外資企業問題相當嚴重，民工勞動環境十分惡劣。2004年我們調查的河北、山西以及發達地區的廣東珠三角的私營企業勞動環境普遍很差，勞動保護基本沒有。有些企業的車間中，我們在里邊僅停留十幾分鐘就難以忍受，但民工每天十幾小時在其中勞動，甚至在其中吃飯，本文前邊說到的河北清河開發區的一位美籍清河人開的也是清河最大最先進的羊絨梳理企業，車間中飛舞的絨絮濃度從兩米之外見不到人，一米之外看不清人。廣東花都的皮具工廠和河北白溝附近的皮具工廠一樣，工人均在甲醛等有毒物質濃度很高的車間中勞動。山西小煤礦的勞動環境更是十分惡劣，而且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國家衛生部曾組織隊伍進行過較大規模調查，對象為100萬在企業中勞動的工人。調查結果發現，煤矽塵、石棉、噪聲、鉛、苯、汞等，在工人勞動場所中的濃度或強度，均超過國家衛生標準幾倍、幾十倍以至幾百倍、上千倍不等，而我們的國家衛生標準有些是許多年前制定的，現仍在執行。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的現行標準差距不小。即使如此也普遍不能達標而且極其嚴重的超標。大多數私營企業無防塵、防毒設備和措施，如土法開采的小煤礦，使矽肺病發生率急劇上升，有些民工僅二三年就患上矽肺病。有些工廠車間嚴重污染的環境造成民工皮膚、內臟、神經系統嚴重損害。一些危害十分驚人的職業病，20世紀50年代已基本杜絕或發病率大大降低，但最近這些年在私營企業以及改制后的國營中小企業、鄉鎮企業中又大大泛濫起來。到2001年底，我國累計發生塵肺病人數已相當于世界其他所有國家塵肺病人數的累計總和，職業病已經成為我國一個重大的公共衛生和社會問題，并嚴重影響經濟的發展和工人生活質量的提高。
衛生部可以調查，但沒能力管？應該誰管？現在需要不需要管？應該不應該管？有一種論調說，這是資本原始積累必經的階段，必付的代價。從辛亥革命后的民國到新中國成立，半個世紀戰爭連綿不斷，除8年抗日戰爭外，其余皆為內戰。日本所以敢于侵略中國，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為中國的內戰，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工業化的載體是城市化，因此這是一件事物的兩個側面，而不是兩個不同的命題。同時做為第三產業載體的城市化，總體上說，也要在工業化的基礎上才能生成發展)積累的資本大部分被內戰搞光，導致國家實力弱，才使得日本來犯。為抗擊日本又傷亡3000多萬人民，損失了大量財富。即使如此，新中國成立時也還是有了一個薄弱的工業基礎，并非完全的“一窮二白”。到改革開放時，經過30年的積累，中國已奠定了工業化城市化的初步基礎，雖然這期間有太多的失誤，但所謂的資本原始積累已經完成，現在正不斷發展壯大的私營企業(包括一些國企中小企業改制后而形成的名為股份實為私營的企業)，需要再去完成一個大規模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嗎？21世紀的中國能夠允許靠無限的壓低工資、無限的延長時間、惡劣的勞動環境以及空白的社會保障等等手段，去完成幾乎和100多年前資本主義初級階段一模一樣的充滿著血腥和殘酷的所謂資本原始積累嗎？21世紀的中國難道能夠允許一批不想搞好全體人民所有的國營中小企業，只想以轉制的方法，空手套白狼地侵害企業職工幾十年積累的血汗資產，以便去完成他自己要做資本家所需要的所謂資本原始積累嗎？
4.民工住房問題。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僅4平方米。到20世紀80年代末也不過六、七平方米。真正較大幅度改善是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的。可以說，十幾年前我國城市居民大多數都是貧民窟水平，現在也有一部分仍是貧民窟水平，他們不是進城民工而是居住在這種所謂的貧民窟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城市居民。京、津、滬三大城市直到今天也仍存在這種貧民窟，更不要說其他大中小城市了。一些人常常擔憂農民進城不走就會形成貧民窟，據說他們看了印度和拉美一些國家的貧民窟，怕我國城市出現這樣的貧民窟。其實直到今天所謂的貧民窟仍存在于幾乎中國每一個城市，但是數量越來越少了，這正是改革開放的成就，正是中國發展的證明。北京城里小胡同中的四合院也稱大雜院，幾十戶人家一個院，人均幾平方米，沒有現代衛生設備如抽水馬桶，也沒有現代廚房以及其他現代公共基礎設施。滿院子堆放的各家各戶的生活物品其實就是垃圾水平，舊時代這可能是一戶人家住的一所不錯的四合院，但新時代由于人口劇增就變成了大雜院，也可以叫做北京風味的貧民窟。再看天津市，僅僅10年前上百萬人居住的地方就是貨真價實的貧民窟，其惡劣的居住水平絕對不遜于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城市的貧民窟。隨著天津市危改工程進展，才有越來越多居民改善了住房條件。因此可以在大、中、小城市建設民工經濟適用房，每間20平方米左右，若干戶共用的廚房和衛生間，在稅費和土地等方面給予盡可能多的優惠，每套幾萬塊錢，這就是民工新村而不是貧民窟。改革開放初我國城市大部分居民也還都不具有這樣的住房條件。按中國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20萬人至50萬人為中等城市，50萬人至100萬人為大城市。20萬人口以下為小城市或鎮。100萬人口以上為超大城市。首先在大、中、小城市建設民工經濟適用房，超大城市緩行。購買這種房要設定一些基本條件，如中學畢業，有一定的技術專長，有較長時間在城市企業打工的經歷，并且選擇只生一個子女，一定要抓住涉及民工切身利益的主要問題設定其選擇一個子女的政策導向，以使中國人口盡快做到零增長。城市實行一個子女政策已經20多年了，至今全國人口每年增長1000多萬，只要20年就多生3個億，再過20年又要多生3個億。一些專家測算中國人口達到16億時就會做到零增長，依據在哪里沒有見到。明明是20年多生3個億，卻總在宣傳少生3個億。
民工賺的錢大部分積攢起來在家鄉村中建房，上述這個辦法就是引導民工不要在村中建房，而改為在城鎮買房，從而加快我國城鎮化水平，創造更多服務業就業崗位，并為民工向市民轉變提供必要前提條件，從而為他們騰出村中宅基地和承包地創造前提條件。從而為一些村落的逐步消亡創造前提條件，而不是在擴大和復制500萬個自然村落。中國帶著500萬個自然村落是不可能邁進現代化的。
給市民一些經濟適用房，而且大多數是1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戶型，這根本不是低收入市民應該住的房。而農民要進城市卻要買商品房，農民自然買不起，于是就有了多年春運億萬民工不得不拿出自己一年分分角角積攢的血汗錢去付漲價的車票款。給民工造的經濟適用房，除售外還可租，這是專為民工提供的廉租房，其中要有一部分專門為民工家屬探親用的短期廉租房，這是最起碼的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現在一些監獄都可以為探監的配偶提供房子，以體現人性化，以有利于感化犯人。為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進城民工難道不更應得到當地政府的這樣一點關懷嗎？讓民工從自己的切身感受中體會黨和政府的溫暖，他們才會從心里生出對黨和政府的熱愛，這是比任何說教和宣傳更有力的。這才是真正的民心工程。黨和政府完全有能力做，也應該做這類工作，但直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城市的黨和政府在做這樣的事情。建設和諧社會就應當從這樣的措施入手。
5.民工的養老保障問題。我們認為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首先從養老保障一塊做起，并且首先從進城民工做起。首先在愿意選擇獨生子女的青年民工中推行養老保障。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共同承擔養老保障資金的大部分，雇主企業承擔少部分，民工不承擔。但民工須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手續承諾接受獨生子女。為他們徹底離開農村，進入城市，退出宅基地和承包田，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轉移提供前提條件，使其老有所養，根本改變他們把幾畝耕地和多生子女做為養老保障的傳統做法。而這部分青年民工的養老金要到幾十年以后才領取，財政沒有現行的支付壓力。
6.民工的醫療問題。20多年前的包產到戶改革后，農村合作醫療幾乎全部解體，農民重新陷入缺醫少藥的境地，直到現在仍沒有找到或沒有實施有效的解決辦法，而城市醫療體制改革的結果，卻是醫藥價格逐年大幅上揚，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支付的市民公費醫療開支也逐年大幅攀升。納稅很少的黨政機關及事業單位人員由廣大納稅人承擔著日益昂貴的醫療費用，一個億的民工為受雇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要從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資中自我解決醫療問題，他們可以說是進不起醫院看不起病的�，F在市民的一次感冒就醫平均開支醫藥費200元以上，一位民工一個月收入幾百元，他去得起醫院嗎。他只能自己買點藥或去價格相對低的“黑診所”。深圳只寶安一個區就有“黑診所”6000個，他們主要是賺進城民工的錢。享有公費醫療的黨政機關干部級去黑診所嗎？我們這里以深圳為例探討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政策和辦法。
深圳人均GDP多年保持全國第一，財稅收入連年大幅增長，但幾百萬民工缺醫少藥。2004年經過半年的論證找出的解決方案是每月交醫保費15元，企業負擔10元，民工負擔5元。深圳財政一分錢不出。現在許多醫療單位雖然享受不納稅的公益事業單位待遇，但實際上已辦成了贏利單位，甚至是暴利單位。深圳的辦法最終決定于民工得到何種質量的醫療服務，決定于醫院開大處方、亂做昂貴檢查、賣貴藥拿大紅包幾成普遍現象的今日醫務界，對于標準不高的民工醫保基金，需要采用價格低而療效盡可能好的藥品，昂貴的檢查一般不能做，大紅包民工也給不起，這對他們的醫德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對于許多精心鉆研賺錢而不是鉆研醫術的醫生來說，他們對給民工提供的這種“低檔次”醫療服務是打不起精神的。
這里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民工的醫�；鹫斦鲥X。民工是職工隊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為當地財政收入做出巨大貢獻，為他們享受最基本的醫療服務出一點錢是建設公共財政題中應有之義。當然企業也應出錢，而且還是稅前出的錢，民工可以不出錢。也就是說由政府和企業共同負擔。而且政府職能部門要真正負起檢查監督醫療機構的責任，切實保證民工享受到基本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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