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興尹衛東：沒有孫子心態不可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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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財經 郭金霞】有一次尹衛東在工信部開會國企先發言，輪到他時就開玩笑的說，你們都是共和國的長子，我們非常羨慕，我是誰啊？我是共和國的孫子。部領導也都在這，你們是不是也很喜歡兒孫滿堂？各干各的事兒，同時家里熱熱鬧鬧紅紅火火的該多好。“后來他們說，尹衛東你就裝孫子。我說你要沒有孫子心態你不可能成長，我寧可當孫子。”
尹衛東心里很明白，對于他這樣沒有家底沒有依靠“一窮二白”的疫苗民營企業，如何能贏得別人的尊敬和信任最重要。“我是醫生出身，我做的事情必須讓別人信任，先信任了后才能尊重你，你才可以做市場，別人才能相信你的產品。”于是，SARS、禽流感、甲流等等都成為他的“大事件”。
北京科興生物制品總經理 公司創立者 尹衛東創新最大動力來自于需求
尹衛東21歲時就分離出了甲肝病毒株TZ84，也由此拿了很多榮譽，曾當選河北省“有突出貢獻的專業技術人才”。但1988年上海甲肝疫情大爆發帶給他深深震撼，“有了論文和研究還不夠，甲肝發病還在繼續”。尹衛東就下海了，在他28歲時創立了第一家公司，但并沒有太順利。
做生物技術研發成本昂貴，而且研發周期長，需要不斷注入研發資金，早年的他也一直面臨著資金鏈的困擾。從1993年到2000年，尹衛東最頭疼的還是怎么讓公司多活一天。為了活下去，他們開始做貿易。甲肝減毒疫苗緊俏，他做代理；白蛋白熱銷，他們從北京批發白蛋白回去銷售。
“最慘的時候還做過豆苗，因為實在揭不開鍋沒錢，怎么辦？就在車間后邊找一個暖棚，買點種子豌豆，然后變成豆苗去賣，保障你的主體研發能繼續下去。”
終于，1999年12月，尹衛東和他的團隊研發的甲肝滅活疫苗獲得新藥證書，填補了國內空白。但要批量生產，尹衛東還是缺錢。后來，他認識了對他影響最大的兩個人——潘愛華和陳章良。2001年，尹衛東搬到北京，成立了北京科興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尹衛東帶領團隊在北大生物城內安營扎寨，有了4000多平方米的廠區，開始把甲肝滅活疫苗產業化。
“把甲肝的發病率從十萬分之兩百降到十萬分之一以下”，這也成為尹衛東現在最自豪的事情：“現在你們都幾乎看不到這個病了。”尹衛東后來把這些總結為“創新最大動力來自于需求”，“30多萬人的甲肝大流行，沒有疫苗，傳染病得不到控制，就產生了一個巨大的需求。”
沒有歲月是被浪費的
尹衛東真正開始受到全國關注是在2003年SARS，也有人認為，科興當時一直處于虧損狀態，到2005年才開始盈利——“高調挺進SARS疫苗研究，也許是背水一戰，他做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
尹衛東并不認同這個說法，“也還沒死，也不是因為死而生。當年我們確實很困難，我們把家底全部借到公司去了，但是這兩件事兒沒有必然聯系，不是說因為死了，所以要這樣生。不是這樣子，那個更多的想的是怎么做下去。”
當時進入SARS研究的各路高手據說有二十余家，如軍科院、醫科院、各高校，其中還有院士帶隊，還有國企，后來沒有疫情，那疫苗就不可能有經濟效益，就紛紛退出。“你可以簡單的說因為他們有依靠，比如他已經是北大教授了，他不做下去也是教授。我呢？不做就啥也沒有，必須要做下去。總要有一個交待。”
這期間也不是沒有委屈，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故事是，當時疫情逐漸退去，相關領導擔心他們的P3實驗室稍有不慎可能會帶來下一輪疫情爆發，帶著警察包圍并強行關閉了他們的實驗室。他們還是堅持下來并最終完成臨床試驗，才有了后來的“全球第一支SARS滅活疫苗”。SARS并沒有直接給科興帶來什么商業回報，后來疫情退去疫苗卻還在緊張研制中，到2004年12月臨床成功，疫苗就立刻被國家收儲，全部封存。
2004年初禽流感出現苗頭時，科興也拿著科技部的700萬科研經費開始了人用H5N1疫苗的研發，但后來中國并沒有出現大規模人感染H5N1病毒的疫情。人用H5N1疫苗不被允許上市，只能由國家收儲，且國家只向科興下了6600萬元的訂單，而科興為新疫苗興建的生產線就投資1億元(其中國家支持2000萬)。
回過頭來看，對于科興商業之外的收獲遠大于商業本身。“通過SARS建禽流感，又通過禽流感建甲流，然后形成現在的研發體系。因為任何疫苗的開發和體系建設都是一環扣一環的，你不通過這些過程把團隊、技術平臺、質量標準訓練出來，你是不可能做出高品質的。”
“SARS我賭空了，但科興走通了一條應對突發疫情的路，內部如何分工、外部如何協作、該跟什么研究機構合作、該怎樣獲得政府支持。SARS讓我和團隊堅信，在世界上沒人做過的事上，我們能成功。這種自信是多少錢換不來的。”尹衛東說
值得一提的是，在SARS、禽流感事件中的優異表現，讓科興生物成為國際制藥企業協會聯合會(IFPMA)的流感疫苗供應國際行動組(IVSITF)的成員，并且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唯一會員。這讓尹衛東在后來獲取疫情情報上有了天然優勢。
2009年9月3日利用此前的“原型疫苗生產工藝”生產流水線，采取“模型疫苗”的模式，科興甲型H1N1流感疫苗獲得國家藥監局批準生產許可，全球首支獲得政府審批的H1N1流感疫苗在中國誕生。從拿到毒株到生產出第一支甲流疫苗，科興的甲流狙擊戰用了87天。“甲流來的時候，我們把2004年之后所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的方法都用上了。其實不是87天，從2004年一直到2009年，我們用了5年時間布局的研發，成功了。”尹衛東說。
這次不再是“顆粒無收”，政府為了應對甲流疫情，下了“大單”，“1.6億人份的甲流疫苗訂單相當于37億人民幣，這個數字相當于全中國過去所有的孩子買疫苗錢的將近一倍”。科興2009年財報顯示，8420萬美元的凈營收，2000萬美元的凈利潤。
在與新浪財經的對話中，聊起《創業的國度》這本講述以色列如何成為孕育世界高科技新興企業密度最高最繁榮的國家的書，“以色列是被阿拉伯國家包圍，我們也被包圍，被病毒包圍，原來是甲肝病毒，解決了然后乙肝病毒，甲乙肝聯合疫苗來了，SARS來了，H5N1來了，現在是H7N9，不僅是病毒，我們還被那么多大的研究機構競爭，被國外的大公司競爭。這樣你就要一直干，讓自己跑得更快。”
在國內行業里，科興排在十名開外。疫苗這個行業由于技術高門檻、高利潤率，多被“國字頭”和全球500強跨國制藥企業占據，如國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占了由國家支付費用的一類疫苗的97%以上市場份額；諾華、葛蘭素史等重金布局，或高溢價并購或設立合資公司。
有一次尹衛東在工信部開會國企先發言，輪到他時就開玩笑的說，你們都是共和國的長子，我們非常羨慕，我是誰啊？我是共和國的孫子。部領導也都在這，你們是不是也很喜歡兒孫滿堂？各干各的事兒，同時家里熱熱鬧鬧紅紅火火的該多好。“后來他們說，尹衛東你就裝孫子。我說你要沒有孫子心態你不可能成長，我寧可當孫子。”
尹衛東心里很明白，對于他這樣沒有家底沒有依靠“一窮二白”的疫苗民營企業，如何能贏得別人的尊敬和信任最重要。“我是醫生出身，我做的事情必須讓別人信任，先信任了后才能尊重你，你才可以做市場，別人才能相信你的產品。”
沒有歲月是被浪費的，如果沒有經歷賠錢的SARS、沒賺錢的禽流感，哪里有賺錢的甲流？如果沒有這些“大事件”，科興也許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才能實現他目前的人才梯隊、公司信譽度、質量標準及疫苗研發一系列完整流程，在突破重圍的同時求生存求發展。
“但我們有一點是以色列企業沒有的，我們背后有13億人，每年新出生嬰兒超過1500萬，我們有巨大的國內市場作支撐，天地要比他們大得多。”尹衛東對未來總是信心滿滿。
SARS十年：后面還有好多活兒要干呢
8月15日，尹衛東應鐘南山之邀去廣州開SARS十年研討會，“SARS十年本來應該揮淚喝酒，暢想當年有多不容易，但我只用3分鐘講SARS，用7分鐘講H7N9。這十年的變化太大了，我們做了太多的事情，再往前一看還有好多事要做，你來不及讓你又感慨又感動，后面還有好多活兒要干呢。”
尹衛東給自己和團隊設立了一個目標，到2020年科興年營收進入50億人民幣梯隊。目前國內在年銷售規模在3-5億人民幣梯隊大約有10余家公司，“我現在的目標不是說我在跟你們比我第幾，我現在的目標是怎么奔到50億。”
以此為目標，尹衛東早已開始相應研發和市場上的布局，據了解，除了已有成熟的兩大體系外，即甲肝類(甲肝和甲乙肝聯合疫苗)、季節性流感疫苗(H5N1疫苗、甲流疫苗)，還在腮腺炎疫苗狂犬疫苗手足口病疫苗、肺炎疫苗，水痘疫苗做了大量的投入，其中手足口病疫苗即將上市。
除了新疫苗的研發，尹衛東還瞄上了國內老一代疫苗產品的更新換代，目前小兒麻痹癥所用的是一種糖丸叫OPV，單價在兩三毛錢，但全球有60余個國家已經改成一種新型的滅活疫苗IPV。“但中國沒改。為什么？就是政府采購的便宜所以就沒人做研發。現在我們正在跟世界衛生組織合作，轉移技術給我們在中國開發這個疫苗，包括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
在國際化方面，目前科興在墨西哥、菲律賓、蒙古、尼泊爾都已獲得認證，疫苗已開始出口。目前還在做印度、南美等其它國家的認證。“這些還都是點狀的，都是一對一的國家。科興下一步的打算是，我們新建的生產線是按照國際的GMP要求做的，我們也在和國際組織開展合作通過相關認證，這樣使疫苗采購層面更大。希望未來國際業務從目前總銷售額的5%比例左右提高到30%甚至50%，”尹衛東信心滿滿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