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云在梅雨季
作者：李翔
他仍然掌控著局面，盡管有頗多出人意料之處，無論是對阿里巴巴還是對一場采訪
他還算準時地出現，甚至略有提前。樓外，是杭州黃梅季節不停歇的雨。但24小時前才接到通知的記者們并沒有為天氣阻擋，而是爭相前來。在他現身之前，擺了近60張椅子的淘寶會議室已經坐滿了記者，還有些沒有位置的人則站在兩側靠墻處。
會議室內的竊竊私語聲隨著這個小個子男人的出現而停止。記者們看著他帶著他的兩個同事穿過人群，走過去坐到擺在人群正前方的三張黑皮旋轉椅上。他的藍白相間豎條紋襯衫扎進了黑色的長褲中，襯衫袖子挽到肘部。他的同事、支付寶CEO彭蕾則是一襲黑色的長裙。
大家紛紛猜測馬云要對公眾講些什么。在此之前，阿里的大股東(雅虎)、他的朋友(史玉柱、虞鋒等)、批評他的人(胡舒立等)已通過各種形式對支付寶股權轉移事件發言，或挺之、或責之，而他除了與胡舒立的短信往來(該內容在他召集記者來開會的同一天被發表)，沒有面對公眾更多、更具體的表態。這不像阿里巴巴和他一貫的公關風格，他們本來是中國互聯網界最擅長搶占輿論制高點的團隊，非常善于對有爭議的事件甚至丑聞進行符合阿里價值觀的定性與解讀，比如衛哲事件。
是什么讓馬云這次這樣被動？
他要還擊了。
他坐在正中的位置開始講話，稱“媒體的誤讀和誤解我們也有責任，因為溝通不夠”，今天要和在場的記者“徹底地溝通和交流”。像變魔術般，他面前的矮幾上迅速擺滿了各種型號的錄音筆。
他顯得很輕松，坐下來時自然地翹起了二郎腿，一開口臉上就布滿笑容。他甚至隨身帶著iPad2—后來他的助理陳偉在一條內容不太恰當的微博中說，在開這個溝通會前，馬云問陳偉，自己該在微博上寫點什么。
唯一能表現出他情緒的波動，或者思維的活躍的，是他戴在左手手腕上的一串佛珠。在他的同事，風波的主角公司支付寶的CFO井賢棟通過演示PPT，向記者們介紹央行政策和支付寶股權變更過程時，他無意識地將佛珠取下，在自己的手上轉動，或者雙手在兩腿之間拉著佛珠。當井賢棟發言完畢，輪到他開口時，他站起身來，將佛珠放到口袋，不過這也并沒有維持多久，不久之后，佛珠又套在了他的大拇指上，然后他熟練地將它套回手腕。
盡管并不是站在平時活動中慣常的舞臺上，而只是在淘寶網的一個小型會議室，但他迅速地就激動了起來，開始像平常演講時那樣，在人群前踱步，并且揮舞著自己的手，以加強說服力。
這十年來最耀眼的中國商業明星正卷入一場他始料未及的風暴。12年來，他依靠彼此之間并不矛盾的小心謹慎與異想天開、孤注一擲與按部就班建立起中國互聯網世界的帝國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因為一貫以來對正面價值觀的頌揚與堅守，他還是中國商業世界中少有的正面形象之一。但如今，他成為輿論千夫所指的背信者與自私者。人們指責他背離了最基本的契約精神，以低得離譜的價格將一家中國最具前景的互聯網公司從股東手中轉移到自己控制的公司內。
面對記者連珠炮似的提問與質疑，他回答起來沒有絲毫的猶豫，而是真正的脫口而出，似乎所有這些疑問他都在內心深處反復考慮過。
“他依然辯才無礙”，幾天前，當馬云在《華爾街日報》D9論壇上向英文世界解釋支付寶事件時，有人在微博上這么評價他。
記者們紛紛地用手提電腦或者智能手機，將他的這些回應一一發表在自己媒體的網站上，或者微博上。而那些沒有能夠來到現場的互聯網評論人和媒體記者，則以他的這些言論作為基礎，重新做出評論。轉眼之間，最初的指責：轉讓價格和契約精神似乎不再重要，矛頭又指向“協議控制”。典型的語調是：為什么其它公司可以，而支付寶不可以？馬云是不是借央行規章的名義，趁機將雅虎和軟銀推出門外？或者馬云為何不和央行溝通，來解釋協議控制在第三方支付行業乃至整個中國互聯網行業的普遍性。這些評論又在影響著現場的提問。事態在逐漸超出馬云所能回答與控制的范圍。
一個多小時過去，臨近溝通會尾聲的馬云看上去有點累了。他的注意力與耐心在下降。某個記者的提問有點長、繞，馬云皺眉反問：什么意思？我聽不明白。
他側身向阿里的主持人耳語，大概授意說可以結束這個溝通會，并且他本人需要做一總結發言，他指了指發言臺上的話筒。
那些還沒有輪到提問的記者們開始抱怨，他們仍然高高舉起右手，來表達自己仍有疑問。這時馬云顯示出了他一貫的強大氣場和控制現場的能力。他起身從座位上離開，站到左側擺滿了塑料鮮花的發言臺后，用手指點著那些提問的記者，“你的問題是什么”、“你”、“那邊那位”……他讓他們問完所有問題，但并沒有逐個給出答案，而是開始他當天下午最后的演講：“請大家給我們這一代還在努力的中國企業一個機會，請不要把情緒化和非理性的東西放到這些中國企業身上。”
顯然，包括胡舒立在內的媒體評論讓他感到不快，“我們不歡迎劇作家的評論。”
半個多小時后，他在淘寶網一間同事的辦公室內接受我們的專訪。他承認他累了，昨天一早才從美國飛回，時差沒有倒過來。我們說“你不是練太極嗎”，他苦笑下，然后振作了一下精神，說，“好吧我們聊下！但時間不多。”
這時他的狀態要比在眾人面前輕松許多。他少見地開始抽煙，聲音也開始恢復到平和的狀態—當他在眾人面前演講時，我甚至一度擔心他的嗓子會嘶啞到不能出聲。在說明自己無路可走時，他將自己的黑色諾基亞手機、打火機和香煙盒用手扶著豎立在桌面，然后又一一推倒：這條路不行！這條路不行！這條路也不行！
他自辯，但他也有自辯不清的地方。他認可甚至強調了“程序正義”相對于“結果正義”的重要性，同時他又爭辯說自己碰到的是一個“個例”，這個“個例”甚至可以拿給全世界研究領導力的商學院學生們研究。他反復強調他和楊致遠以及孫正義親密無間的朋友關系，同時他又說在董事會里，楊致遠搖擺不定，而孫正義是個強硬和狡猾的對手。他用形象的比喻和活靈活現的語言表達對孫正義的不滿—“鐵公雞”，要他拿出一點股份簡直是“給活老虎拔牙”，稍顯激動。
在一個小時的采訪過程中，他兩度起身用肢體語言表達他的情緒和觀點，而你不覺得他的多動是種突兀。
這時，他仿佛已然從疲倦中恢復過來。
四天后，他通過iPad發布微博一則：“杭城連日陰雨，心隨景遷，頗有煩躁。昨晚蒙頭大睡，醒來雨過天霽。心情莫名其妙的好……”
他仍然掌控著局面，盡管有頗多出人意料之處，無論是對阿里巴巴還是對一場采訪。這不，他快速地回答完一個問題，然后抬起手，指著對面墻上掛著的鐘：“時間到！”
支付寶：與央行那些事兒
作者：王長勝
以下是支付寶金融事業部助理總經理王麗娟接受本刊采訪的口述
“二號令”出臺前交流很少
支付寶2004年12月獨立上線運營，我從那時就到這了。這么多年跟央行溝通，我參與比較多。從我角度理解，我們看著影響力很大，其實在政府官員也好、在四大行面前也好，真的啥也不是，一點話語權也沒有。你能說支付寶是不可替代的嗎？其實很多人可以做，只是人家要不要做。人家把你們這些民間企業算到體系當中(考慮)已經很給你面子了，這估計還是淘寶有莫大的功勞在里面，如果沒有淘寶這么做起來占到50%的份額，還真不見得。
支付寶一開始就是個四不靠，不歸任何部委監管，就是我們自己做的一個企業，而且當時基本上是按照技術公司來做的。做了一年，2006年1月份我們主動去找工行做了第三方托管，因為我們覺得要有一個公信力。我們自己是家企業，誰會相信我們？我們也不知道央行未來怎樣監管。
我2005年時就知道央行支付結算司下面有一個風險管理處，那時已在弄“二號令”(《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但這個東西做得很機密，處長只跟司長匯報，跟其它科室不交流，就是一些商業銀行，據我所知央行都沒有與它們交流過，更別說跟我們了。
“二號令”某些條款執行有難度
2007年11月，央行要做二代支付系統，也就是外界稱的“超級網銀”，這個項目我們是參與了的，因為央行不太了解支付公司怎么運作。但是“二號令”(2010年6月)出來之前，我們只是在2005年和2007年“二號令”草案掛網公示的時候看到過兩次，除此再也沒有看到過，央行也沒有為此過來問問我們，或訪談訪談，絕對沒有。出來我們就傻眼了：一是“二號令”和“草案”差別很大，甚至是顛覆性的。央行自己也說，因為我們發展太快了，所以前面的政策完全跟不上，二是如果完全按照它的一些條款去執行，支付公司都不存在。
比如，其中規定，“支付企業只能選一家銀行托管”，下半句就沒有了。這就等于說我只能跟一家銀行合作，而支付寶存在的原因就是銀行做不到的事我來做，因為銀行之間的數據是不流通的，我做的事情就是要讓買家把工行的錢付到建行的賣家去，如果我只跟工行一家做，我能做什么？可是人家說，你這樣一流動，我就看管不過來了，而且各家銀行都在你這做，你本質上叫做清算，按照學院派的說法，清算歷來只有央行可以做，你一個支付企業怎么可以做清算呢？
“二號令”出來后，央行通知各支付企業開過幾次會，有一次，2010年9月份在北京的貴都酒店，開了一周，討論幾個具體業務的管理辦法，是對“二號令”的落地。后來更大的一次是2011年4月份，在廈門，五六十人參加，給我們看了一稿，又讓我們提意見。
外資規定的起伏
“二號令”出臺的一年前，央行要求支付企業報備材料，如果不報備拿不到牌照，我們就跟當地浙江人民銀行報備，就是提供一些資料，包括注冊資金、法人和高管團隊的學歷什么的，沒什么政策方面的要求。大概就是那時，根據我們對可能規定外資比例的理解，支付寶做了第一次70%的股權轉讓。
“二號令”一出來，我們馬上成立了一個11人組成的“牌照小組”，由彭蕾(支付寶總裁)掛帥，集合了各相關部門的負責人，研究怎么樣才能拿到牌照。
馬總很重視這個事，當時就給我們定了兩大原則：一是必須第一批拿到牌照，他說，“別說支付寶沒拿到牌照，就是沒有第一批拿到，對我們聲譽損失都很大。2011年9月大限前沒拿到牌照就不能做業務了，到時候別說支付寶2000多員工不管了，就是淘寶也亂了。”二是如果按照“二號令”，支付寶有做不到的地方，一定要與央行溝通，要爭取。
“牌照小組”連續開了好幾次會，研究“二號令”里面有哪些寫死、沒寫死的，發現有一條說，如果有外資要報國務院審批。當時支付寶還有30%是外資的。
支付行業是創新行業，不拿VC的錢怎么做？同行里好多都是靠國外錢“燒”起來的。行業里都在溝通：這咋整？總要先保證有資質吧！所以當時大家都在解決這個問題。那時我們也跟央行有過口頭溝通，私下里，他們對我們講：你來申請資質，我們審核你是否是純內資、是否合法，至于你跟股東之間的那些商業行為，跟我們沒關系。我們平時連央行的門都走不進去，別說國務院(另批)了，找誰都不知道，我們是誰啊？2010年8月，支付寶又做了第二次股權轉讓，把剩下的30%轉成內資，并開始申請牌照。
至于后來被炒起來的協議控制的事，開始我們根本就沒有想過這個詞。“二號令”沒提。但沒想到的是，今年1月，我們突然收到央行發來的一份傳真，要求聲明是否有外資或協議控制。因為這塊他沒有辦法查，很多公司都沒有上市，所以讓大家自己聲明。大家都在打探這個傳真是什么意思。根據我們的理解和掌握到的多方信息表明，如果有外資或者協議控制，就必須去報國務院審批—又回到國務院那去了。我們覺得(另批)這條路不靠譜，所以，這才在3月31日，一季度財報截止之前終止了協議控制。外部在說到底央行有沒有給我們發過這個函。其實你想下就很簡單，我們能對媒體公開說這個謊話，且把央行牽涉進來？我們不會那么傻。
為什么牌照發得這么慢？
央行一開始想先把業務管理辦法都做好了再發牌照，后來發現不行，整不出來，到現在客戶資金管理辦法這個最重要的一項還沒有定。他們對我們了解太少了，我們又是日新月異，他們力不從心，整個科室就三個人。但是，2011年9月1日大限是他們自己定的。沒辦法，只能先發牌照了。據他們內部人說，發牌照這事，行長簽字都小一個月了，一直沒發，就是想不好發的形式，張揚一點好還是低調一點好，最后采取的是低調。5月26日下午一上班，央行打電話讓我們直接去拿的，也沒有什么儀式。
可能監管都是這樣：寧可先把你管住了，我對你認識比較清楚了，我再慢慢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