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以“動蕩中的2022——全球與中國經濟及政策展望”為主題的2022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云端隆重召開，多位頂級專家展開探討。

　　黃奇帆：下大力氣搞好金融，這五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下大力氣搞好金融，是下一階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創新的關鍵火種、也是擴大開放的重點領域。”5月14日。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在“2022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在其看來，金融領域有五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適時建立人民幣之錨。黃奇帆認為，人民幣發行錨定美元絕非長久之計，應該錨定自己的GDP含稅量上、自己的國債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擁有屬于自己的鑄幣稅，“只有有了自己獨立的貨幣錨，有了自己的國債收益率曲線，才有真正自主的貨幣政策，國內一切金融資產的定價才有了基準。”黃奇帆表示。

　　二是推動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黃奇帆表示，前幾年房地產一業獨大，房價高企綁架中國經濟，大量資本裹挾著銀行貸款無序涌入房地產業，現在出了不少問題，這就要我們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樣的金融體系來支撐。

　　三是結合中國國情發展綠色金融。黃奇帆表示，雙碳目標下我國綠色金融業務發展很快，但轉型需要一個過程，即使將來實現了“30·60”目標了，煤電仍是一個重要補充，“所以在這個的過程中，金融部門不能談煤色變，而是要立足國情發展服務綠色轉型的融資體系。”黃奇帆稱。

　　四是加快發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業的科技金融。黃奇帆認為，近年來，中國涌現了不少天使投資、風險投資，但很多機構對真正的先進技術、創新的獨角獸缺乏鑒別力，上一輪消費互聯網時代，我們看到的這些巨頭，都被外國資本投了重倉。這一輪，在數字經濟、生物經濟和綠色經濟等前沿領域，我們國內的這些機構們能否抓住機遇呢？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務共同富裕。黃奇帆表示，應該創造條件讓普通職工在正常的工資收入之外有投資性收益的渠道，比如發展年金，把年金建設成養老體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許企業年金通過市場化方式投資于資本市場，這既為職工分享資本增值收益創造了條件，也為資本市場輸送了源源不斷的長期資本，一舉多得。”黃奇帆認為。

　　以下為黃奇帆發言全文：

　　各位專家，大家下午好！很高興受邀參加今天的圓桌論壇。就今天的話題我談一點體會。我認為，當前和今后我們至少面臨以下幾方面的挑戰：

　　第一是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大。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深度沖擊世界經濟，主要發達國家貨幣超發，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全球性通貨膨脹漸行漸近。國際經貿秩序深度調整，反全球化逆流時有回潮，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面臨更多挑戰。國際沖突持續升級，局勢走向撲朔迷離，不確定性不可預見性越來越大。“灰犀牛”“黑天鵝”層出不窮，對我宏觀經濟穩定構成壓力。

　　第二是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偏低。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趨于下降。目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只有美國的40%、德國的43%、日本的63%。到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時要達到美國的60%的水平，那就是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必須達到2.7%。如果未來15年我國GDP增速達到5%左右，2.7%就意味著它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要達到54%，做到這個很難。

　　第三是資源環境約束偏緊。毋庸諱言，中國在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同時，也成為資源能源消耗大國，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重要資源進口依賴度過高。長期以來形成的大進大出、粗放發展的經濟模式在日益偏緊的資源環境約束面前難以為繼，迫切需要向綠色發展、低碳發展轉型。特別是我們宣布了3060目標，要實現它們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

　　第四是科技和產業革命日新月異。以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為核心內容的數字經濟、以細胞免疫、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等技術突破和應用為代表的生物經濟、以零碳低碳技術開發和推廣等為代表的綠色經濟正在重構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和創新鏈。加上不斷拓展的深海、深空探測，腦機協同、人機互動、虛擬和增強現實等，未來產業在不斷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機會，參與甚至是引領這些科技革命，是中國作為全球重要經濟體應當承擔的重要使命。

　　第五是社會層面包容發展任務繁重。比如，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凸顯。根據七普的結果，202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億人，占總人口18.70%，比六普上升了5.44個百分點。預計到2035年前后，我國將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再比如，我們雖然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還有大量人群的相對貧困問題，而且解決相對貧困問題要比解決絕對貧困更加復雜、困難，在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領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進實現共同富裕任重而道遠。

　　應對這些挑戰，唯有改革、開放和創新。要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激勵創新，最大限度把中國這個最大規模單一市場的活力激發出來，進而打造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以自身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一切未來和外部的不確定性。

　　我認為，下大力氣搞好金融，是下一階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創新的關鍵火種、也是擴大開放的重點領域。對應于上述五個方面的挑戰，金融領域有五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適時建立人民幣之錨。

　　目前，我們的人民幣發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錨定美元的，這固然有歷史和現實的各種原因，但從中國未來的國際地位和發展需要來說，這種現狀絕非長久之計。一國的貨幣應該錨定在自身GDP的含稅量上，錨定在自己的國債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擁有屬于自己的鑄幣稅。只有有了自己獨立的貨幣錨，有了自己的國債收益率曲線，才有真正自主的貨幣政策，國內一切金融資產的定價才有了基準。這個問題在當前日益復雜的國際博弈中顯得越發迫切，需要研究。

　　二是推動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低、對GDP貢獻低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錯配，特別是金融錯配。前幾年房地產一業獨大，房價高企綁架中國經濟，大量資本裹挾著銀行貸款無序涌入房地產業，現在出了不少問題，這就要我們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樣的金融體系來支撐？再比如，目前金融業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業的好幾倍，金融類上市公司的利潤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潤的一半。中央明確要求保持制造業一定的比重，那么我們就要思考服務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需要什么樣的金融？

　　三是結合中國國情發展綠色金融。

　　目前，一方面，雙碳目標下我國綠色金融業務發展很快，但作為綠色融資的基礎，有關減排和綠色的認證標準和體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國以煤為主的資源稟賦決定了中國不可能一夜之間把煤電機組全淘汰掉。這個轉型需要一個過程，即使將來實現了“30·60”目標了，煤電仍是一個重要補充。所以在這個的過程中，金融部門不能“談煤色變”，而是要立足國情發展服務綠色轉型的融資體系，即“轉型融資”。這不僅是中國的需要，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發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業的科技金融。

　　這些年來，中國也涌現了不少天使投資、風險投資，但很多機構對真正的先進技術、創新的獨角獸缺乏鑒別力，往往是國外主力機構投了，國內機構才跟進，甚至一窩蜂，在一些領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復建設、低水平競爭。上一輪消費互聯網時代，我們看到的這些巨頭，都被外國資本投了重倉。這一輪，在數字經濟、生物經濟和綠色經濟等前沿領域，我們國內的這些機構們能否抓住機遇呢？我們既十分期待，又同樣擔憂。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務共同富裕。

　　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一個重要的渠道就是讓老百姓更好的獲得財產性收入。即使是普通職工，在正常的工資收入之外，我們也應該創造條件讓其有投資性收益的渠道。比如發展年金，把年金建設成養老體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許企業年金通過市場化方式投資于資本市場，這既為職工分享資本增值收益創造了條件，也為資本市場輸送了源源不斷的長期資本，一舉多得。這是金融服務共同富裕的一種方式，類似的還有很多，需要系統研究。

　　林毅夫：中美應保持正常經濟關系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14日出席2022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時指出，中美應保持正常經濟關系，樹立全球穩定和平的新秩序。

　　林毅夫說，全世界正在經歷巨大的變革，經濟版圖發生巨變。一方面最主要的國家增長率在下降，另一方面新興市場經濟快速崛起，特別是中國。

　　他指出，全球版圖變化中，最大的輸家是美國。2014年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也正因為這樣的改變，美國想采取一些措施保持經濟產出并遏制中國的發展。

　　面對當今情況，中國接下來最好的戰略是什么？林毅夫給出兩個建議。

　　第一，希望能夠保持動態的經濟發展。

　　他指出，當前中國不斷大踏步迎頭趕上，有后發者優勢。中國現在的技術滲透率類似20世紀40年代的德國、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韓國，這種后來居上模式的國家經濟增速在8%至9%。對中國來說，每年有8%的經濟增長潛質。

　　與此同時，中國有非常龐大的國內市場，有很高的國際經濟占比份額，并且有較好的政治環境保證經濟穩定增長。

　　“這些都是中國的優勢，中國應該發揮這些優勢，以保持動態經濟增長。”

　　第二，希望能夠保持開放的態度，成為全球化的推動者。

　　林毅夫說，中國按購買力平價算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有8%的潛在增長率，如果中國能夠保持這樣的高速增長，將會持續助力全球經濟發展。

　　此外，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是120多個國家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70多個國家地區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在全球化經濟背景之下，貿易是1+1＞2的共贏。

　　“因此，建議中國保持高速動態經濟增長，并且保持開放型的改革態度。”林毅夫說，如果能夠做到這兩點，中國的增長將是其他國家的發展機會，也可以瓦解美國試圖和中國脫鉤的企圖。

　　他還指出，目前中國正在迎頭趕上，總有一天中國經濟總量會是美國的兩倍。

　　“到那一天，美國將不得不做一個平衡和抉擇，必須跟中國做貿易，必須跟中國維護好關系。只有跟中國打交道，才能確保對其國家有益，保持正常的經濟關系，這樣樹立的全球新秩序是穩定和平的新秩序。”林毅夫說。

　　李稻葵：兩年抗疫為每個百姓平均延長了十天壽命

　　“當前的國際形勢極其復雜，國內的風險挑戰也非常多，在這種情況下，應對好挑戰最重要的是辦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

　　國內怎么做好自己？清華大學弗里曼經濟學講席教授李稻葵認為當下就是要好好地控制疫情，結合本人對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解，做一點深入的分析。“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非常好的一個測度是人均壽命，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壽命。

　　值得每一個中國人非常驕傲的，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今天的77歲，過去30年，每年提高了99天，“我們每一個中國百姓過生日的時候要記住，過完這個生日，雖然按照一般來講是年長了一點，離最終的生命終點接近了，但實際上，我們的經濟發展讓你延緩了99天的壽命！”李稻葵分享稱，并表示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和世界銀行的數據都顯示如此。

　　李稻葵認為，以平均壽命這個測度來看過去兩年的抗疫是有成績的，過去兩年的抗疫幫助挽救了多少生命？這個話題各有各的說法，姑且把美國的數據中死于新冠疫情的數量乘以四：假如中國沒有做好防疫工作，過去兩年會有400萬生命的損失。每一個失去的生命的挽回，相當于讓每個人多增加了10天的壽命。過去兩年偉大勝利，為每一個百姓的平均壽命延長了十天，平均每年5天。

　　復旦大學在自然子刊上面說，如果抗疫做不好，不堅持嚴格的抗疫可能會喪失155萬的生命，這155萬生命大部分可能是中老年人，把這個算下來攤到每一個人，則平均壽命減少了4天。

　　李稻葵分析，中國做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部分原因是有在提高公共衛生投入、有科技進步、有提高安全教育水平、宣傳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原因，但還有根本的一條是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是提升我們的健康水平，增加人均壽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生活水平提高包括什么？包括有時間健身，包括家里按了空調，夏天可以休息好、冬天有暖氣。李稻葵引用數據稱，過去的30年或者20年平均人均消費如果上升或者下降一個百分點，帶來多少天的人均壽命的上升或者下降呢？答案是十天。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是延長平均壽命，1%的人均消費增長能提高每年10天的生命，十天相當于通過抗疫挽救了400萬的生命。

　　中央和國家要求全社會做到嚴格抗疫，實際是在兩個戰場，一個是一定要保住疫情不要擴散，它的第一個直接的目標就是減少生命的損失。保證疫情不擴散是爭取時間、買時間。因為最危險的、容易感染的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礎病的人，每一個配合防疫的人是爭取時間控制疫情的發展，爭取時間給爺爺奶奶、年長的父親、母親，給他們創造條件，勸他們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打疫苗，建立相應的針對老年人醫療體系，同時等待特效藥，等待更好的疫苗。防疫打的是時間仗，時間很寶貴。李稻葵呼吁相關的醫療部門把老年人，把有身體基礎病的人放在首位，大家一起爭取時間給他們筑牢防護線。

　　第二個是保經濟。此時此刻很多的工廠不能完全復工，復工的不能完全復產，東南亞的領導人有意把中國的生產線吸引到他們的國家去，中國不能自毀長城，只忙著減少感染，把產業鏈忘記了。保護產業鏈就是保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

　　如果能夠保住生產線，保住產業鏈，把未來潛在的GDP增長速度保住0.1%，對未來每一年的增長能夠多增加0.1%，由于消費跟整個經濟基本同步的，則人均消費每年增加0.1%，折算成壽命是能夠增加6天。

　　所以，保生產線、保產業鏈非常重要，不能只盯今天也要看明天，明天的收入也很重要；不能只看到今天保住的生命，還要保住未來的健康、生命，所以產業鏈一定要保住。

　　李迅雷：應更多依靠消費拉動，建議推動發放消費券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出席論壇時表示，我國在擴內需領域，應更多依靠消費拉動。一方面要繼續加大財政政策對消費的投入力度，還要多種舉措共同發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結構。

　　李迅雷指出，受到疫情、烏克蘭危機影響，經濟外循環內循環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障礙。目前來看，我國在暢通內循環上，主要是通過基建投資。但完全單靠基建投資是不夠的，因為基建投資面臨好項目越來越難找、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現金流產生越來越難的問題。因此，促消費意義重大。

　　對于促消費的方式，李迅雷認為，貨幣政策的作用有限，財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今年減稅降費和留抵退稅的力度非常大，總規模全年預計到2.5萬億，尤其是留抵退稅這對于解決企業目前現金流問題，紓困問題具有非常積極的效果。但當前財政主要投入在穩企業穩就業上，對于消費領域的支出偏少。他建議，財政政策力度要繼續加大，尤其用于消費方面。應推動發放消費券，發放消費券的方式相比美國發現金的方式更具針對性。

　　李迅雷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已經出現了人口老齡化的拐點和房地產市場的拐點，過去的增長模式現在很難再持續。靠外需很難，擴內需就需更多靠消費拉動。

　　他表示，目前中國的消費總量還可以，因為人口基數大，過去幾年經濟高速增長。但結構上存在消費率過低問題，居民家庭消費更多用來投資、買房。相信今后隨著房地產投入的減少，消費率有可能會有所上升。此外，還要通過收入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增加企業責任等多種舉措共同發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結構。

　　野村證券陸挺：今年在貨幣政策的空間已經比較有限

　　5月14日，在論壇上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陸挺表示，今年在貨幣政策的空間已經比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財政支出的力度，并且優化財政支出的方向，通過加大財政支出力度穩定預期，保障基層政府的穩定運行并保障市場的主體。

　　陸挺指出，除了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也要注意內部風險。疫情不僅對產業鏈供應鏈產生沖擊，還影響了企業和居民對疫情的不確定性的預期，不斷消耗不少家庭、企業的儲蓄和積累，導致家庭、企業抗沖擊能力逐漸減弱。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面臨的困境影響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對基層政府穩定運行和基建投資造成壓力。此外，傳統政策的空間和效果也有所變化。以前主要靠地產和基建拉動經濟，但當前房地產市場面臨困難，而基建投資的回報率也有所下降。

　　陸挺認為，今年在貨幣政策的空間已經比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財政支出的力度，并且優化財政支出的方向，通過加大財政支出力度穩定預期，保障基層政府的穩定運行并保障市場的主體。當前，地方政府“賣地”收入的下滑意味著財政需要通過其他的渠道增加政府可調配的資金，甚至在一定的時候要調整今年的赤字規模。

　　陸挺表示，財政支出要突出紓困的重要性。針對需要紓困的家庭和中小企業，應通過財政政策撬動信貸政策，比如增加貼息、貸款的擔保，在紓困方面給一定的租金減免、稅費減免，加大稅收減免力度非常重要。

　　此外，陸挺表示，在推動基建方面，要加大力度尤其是加大有合理回報資金項目的開工和建設，優先考慮人口流入地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建。在穩外貿方面，可以適時、適度通過向市場購匯的方法來釋放人民幣的流動性，節約降準的空間，同時維持現在人民幣的略有貶值的狀態。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李愿）、中新社、北京日報、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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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