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正式出臺，新浪財經《睿見·Economy》就相關問題對話了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陸銘。

　　陸銘指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生產要素在不同地區之間配置時，不能有制度方面的障礙。比如當前戶籍制度還存在著一些勞動力跨地區自由流動的障礙。

　　對于戶籍制度改革如何在一線城市落實，陸銘表示一方面在既有的積分落戶制度上降低門檻，加快速度；另一方面對于非本地戶籍的外來人口，改革要做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資源按照常住人口來配置。最終，戶籍制度變成在常住地區登記居住的制度，就達到改革的最終目標。

　　農村人口進城以后鄉村如何發展？陸銘在對話中指出，很多人覺得人少了農村就衰落了，這是出現了思維誤區，人口的流出和城市化進程更有利于鄉村振興。因為這有利于提高農村人均資源使用量和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和規模化。

　　對于“考公熱”現象，陸銘指出實際上是因為民營企業發展的動力受到了一些影響，“從一個學者特別是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說，我特別要為民營企業鼓而呼。”

　　2022屆高校畢業生預計1076萬人，陸銘建議在宏觀層面要立即下決心，實施大力度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微觀層面，陸銘建議如果企業有招人的能力，現在是很好的人才儲備的時候，哪怕能多招一個人，也是在為社會做貢獻。

　　對于建立青年人友好型社會和生育友好型社會，陸銘表示在住房上做到“居者有其屋”，與此同時要走向租購同權，孩子上學的權利不能買房子的家庭就優先，租房子的要排在后面，這事實上會造成對于不同的收入階層的不公平的待遇。

　　從市場一體化的角度理解“統一大市場”

　　陸銘表示“統一大市場”有三個含義。

　　第一個含義，指商品和物資的流通在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地區之間不能有貿易壁壘。

　　第二層含義，生產要素在不同地區之間配置時，不能有制度方面的障礙。

　　比如當前戶籍制度上還存在著一些勞動力跨地區自由流動的障礙，土地資源方面，“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在不同地區間的配置出現了一些冷熱不均的情況，要提高其配置效率。

　　第三個方面，在國家層面保證不同地區實施一體化、統一的制度，不能出現各自為政的情況，包括稅收、監管標準、產業準入等方面制度。

　　如果制度不一樣，各個地區就會出現不平等競爭的情況，可能對發展條件較好的地方產生制約，對回報比較低的地方產生不必要的保護，導致長期的發展質量不高。所以，“統一大市場”實際上是從市場一體化的角度去理解。

　　如何破除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陸銘認為可以同時做三方面的事情：

　　首先，要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他指出，當前市場還沒有完全地、充分地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一些地方還存在著對市場分割的行政干預，一些省和省之間、城市和城市之間的體系對接的一體化程度不高。通過改善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來破除行政力量的阻礙作用，反而能夠促進一體化。

　　第二方面，要改變地方政府的激勵。傳統慣例上，對于地方政府的考核和激勵，特別強調一個地方要最大化經濟發展的規模、速度及招商引資和稅收，這激勵地方政府把各種各樣的生產要素留在當地，導致地方政府不愿意讓生產要素流動起來。

　　所以，陸銘表示，一些發展制造業條件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可能更適合成為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國防安全的地方，對于它的經濟發展目標應該降一降。

　　第三方面，政府要更好地發揮作用。中央層面需要有相應的政策出臺，推進地方政府進行像戶籍制度改革、土地資源的配置和土地制度相應的改革，還有制定統一的標準，產業準入的負面清單等都需要中央協調地方。

　　戶籍制度變成在常住地區登記居住的制度

　　就達到改革的最終目標

　　陸銘指出，戶籍制度改革在一線城市落實要從兩個方面推進。

　　第一方面，在既有的積分落戶制度上降低門檻，加快速度。“降低門檻”方面，原來的落戶制度給個體層面的因素賦予了多方面權重，如實際居住年限、社保繳納年限，教育水平等。

　　陸銘認為，教育水平放在積分落戶的打分體系里面，客觀上對于教育水平并不高的群體，尤其是對農民工群體不友好。事實上有一些教育水平不是很高，但在一線城市已經居住超過五年甚至十年的人大量存在。

　　所以，要確保積分落戶制度在未來能夠以實際居住年限和社保繳納年限為主要的積分標準，逐漸降低教育水平的權重，甚至有可能逐漸取消。

　　同時積分落戶制度伴隨著政府配額數量，隨著改革的深化，陸銘認為名額可以放得再寬一些。

　　如何處理城市群內部的一線城市和準一線和二線城市之間的關系，陸銘介紹，在城市群內部要試行積分落戶異地累計互認。比如一個人在城市群內的二線城市或準一線城市住了兩年，到一線城市去工作，前面的兩年是否可以累計（哪怕是打折）計入到一線城市的積分。通過漸進式的改革，在城市群內部的不同城市間可以加強積分落戶的一體化進程。

　　另一方面，陸銘表示，戶籍制度改革是漸進的，一線城市一定會長期存在一些外來人口，他們在一段時間里無法獲得本地的戶籍身份。對于這樣非本地戶籍的外來人口，改革要做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資源按照常住人口來配置。

　　“一直到今天，我在各種各樣的場合下被大家問到農民工進城能找到工作嗎？現在我們碰到的問題不是農民工找不到工作，而是農民工在城市里是有工作的，但是他的子女的教育、住房等方面得不到很好的待遇。”陸銘說。

　　陸銘介紹，如果能夠做到按照常住人口來配置教育資源，會極大地緩解留守兒童問題，讓他們進城接受教育；住房制度方面，在一線城市要加大租賃住房的建設和供應，未來把公租房、廉租房也覆蓋到常住人口。

　　“戶籍身份對于獲得公共服務和市民待遇的門檻越來越低，最后戶籍制度變成一個在常住地區登記居住的制度，就達到改革的最終目標。”陸銘說。

　　“清退農民工”這個表述容易造成誤解

　　安全角度來講應該有年齡或健康的限制

　　根據陸銘此前的研究結論，讓農民工較早地進入到城市里工作，來融入城市，有利于日后的職業發展，提高他的收入水平，也可以有效促進服務業的發展。

　　“但在此過程當中，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隨著農民工群體的年齡增長，會出現高齡的農民工。”陸銘說。

　　陸銘認為，最好不要用“清退農民工”這個表述，很容易造成誤解，不能將其理解成一個強制性、普遍性的措施。可以理解為，從保障高危行業的生產安全和農民工自身的安全角度來講，應該有一定的年齡或健康的限制。

　　在陸銘的調研中發現，在極端的例子里，有70多歲的農民工還在工地工作。他建議，對于相對年齡較大的流動人口、農民工群體，在就業中可以找如社區管理等一些年齡障礙不大的行業，在服務業中找到一些工作。

　　“人少了農村就衰落了”是思維誤區

　　人口流出和城市化進程有利于鄉村振興

　　關于農村人口進城以后鄉村如何發展的問題，陸銘認為首先要理解什么叫“發展”。

　　陸銘在對話中指出，很多人理解為人要多，覺得人如果少了，比如出現了人口大量流失、年輕人進城，農村就衰落了，這出現了思維誤區。

　　他舉例，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普遍達到85%以上，農場的面積比較大，恰恰因為農村人口少，會帶來人均收入的提高。從鄉村面貌的角度來講，可以看到大片的綠色農田，連成片的牧場等等，這種風景在中國新疆、東北等人口相對稀少的地區已經出現了。

　　“這樣的面貌叫不叫農村發展？這是一種發達狀態下的農村的‘鄉村振興’，反過來想，這種鄉村振興是不是建立在人少的基礎之上？”陸銘說。

　　陸銘認為，人口的流出和城市化進程不是不利于鄉村振興的，而是更加有利于鄉村振興的。因為它有利于提高人均資源使用量，尤其在新農業的地方，有利于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和規模化。

　　陸銘介紹，除了農業之外，還有兩個產業適合農村發展，一個是以自然風光為主的旅游，另一個是發展森林、礦產等自然資源，人均的資源使用量會更高。

　　同時，陸銘也指出，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65%，未來會往70%、80%甚至90%去過渡，但這個過程會再延續20—30年，未來農村有大量的人口還會長期存在。

　　“一個原因是一部分人不是不愿意流出，而是人口流入地對這部分人口的公共服務、社會融入等方面不是那么友好。暢通國內大循環，可以提高‘舉家遷移率’。另一種情況是由于個人意愿不想流出，比如身體健康的原因，文化和個人的心理狀態等。”陸銘說。

　　對這部分群體，陸銘指出，要加強轉移支付，幫助他們振興科技，改良種子，改善基礎設施，提高勞動生產率；在生活方面進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養老、醫療、教育這方面有所投入等。

　　陸銘指出，人口流出并不一定會帶來地方債務的增長。如果投資跟當地的產業較吻合，人均資源使用量提高和財政轉移支付幫助發展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會形成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但如果將“振興”理解為把總量做大，去投資于一些本地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最后沒有企業的入駐，沒有人口的流入，這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就會出現像鶴崗政府財政重整的現象。

　　陸銘強調，接下來地方政府一定要準確地把握經濟發展的形勢，客觀認識當地的發展經濟的各種條件包括自然地理條件、區位條件、市場條件、要素條件、人力資源條件等等，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

　　“不同的地區之間能夠形成一種相互分工、協調發展的區域發展格局，這就是全國統一大市場應該實現的一種發展格局。”他說。

　　“考公熱”背后是民企發展的動力受到影響

　　我特別要為民營企業鼓而呼

　　“不是說到公共部門找工作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而是要看到這種趨勢本身蘊含的原因，反過來看實際上是因為民營企業發展的動力受到了一些影響。”陸銘說。

　　對于“考公熱”這個現象，陸銘覺得要跟經濟發展的結構結合在一起去理解。

　　陸銘在對話中介紹，最近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濟的增長出現了階梯式的逐漸放緩，其中民營企業的發展動能有所下降。

　　“最近一段時間，在有些行業和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政策的變化，對原來高歌猛進的行業出現了比較嚴格的管制，讓大家覺得在民營部門就業好像不確定性越來越大、風險越來越高。會給大家一種印象，國有企業好像比較安定，公務員更加‘旱澇保收’。”陸銘說。

　　陸銘表示，勞動力市場本來就存在著劇烈的競爭，而且畢業生的數量今年又要創新高，與此同時經濟增長的速度又逐漸放緩，再加上疫情的沖擊，年輕人的就業選擇，實際上就是在看哪些地方、哪些部門、哪些行業能夠獲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業機會，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考公熱”。

　　“從一個學者特別是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說，我特別要為民營企業鼓而呼。”陸銘說。

　　陸銘指出，從創造就業、從企業的數量、創造的稅收和創新等等方面，民營企業在我國實際上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柱。國家層面也多次提出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要實現競爭中性，要消除所有制偏好對于企業和行業發展的不平等待遇，要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產權保護，“不能侵犯民營企業的產權”。

　　“如果這些都做到的話，在后疫情時期，民營企業的發展有可能迎來下一波比較好的機遇。我非常希望能夠迎來這樣的格局，從而改變現在大學生比較傾向于到公共部門去找工作的現象。”陸銘說。

　　建議實施大力度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呼吁暢通物流和物資的供應

　　2022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1076萬人，對于解決就業難，陸銘認為政策應該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方面共同發力。

　　陸銘建議，在宏觀層面要立即下決心，實施大力度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上，在重點行業、重點地區和出現短板的方面，尤其在一些人口大量流入，但是公共服務、新基礎設施、保障房建設、學校等等供應不足的地區，現在出臺大規模的財政政策，有利于在中長期減少短板效應。

　　而貨幣政策主要是要緩解疫情的沖擊，尤其對于重點地區、重點行業和小微企業要發力，對于缺乏抵押物的服務業行業的中小企業要加大信用貸款的力度。

　　“在消費端要刺激消費，對于中低收入者如農民工群體，疫情對他們的就業和收入影響很大。所以，對這些群體要有針對性的救濟性措施，可以考慮現金或者消費券的發放，提振經濟增長。”陸銘說。

　　中觀層面主要針對重點的一些受沖擊的行業和地區。行業方面要有相應的扶持政策，包括減免稅費、減免社保繳納、減免租金、信用貸款等，地區上要重點地關注受疫情沖擊較嚴重的地區，比如上海、吉林等。

　　陸銘表示，現在全國防疫比較緊張，各個地方都出現了封堵高速公路等等，國家已經緊急出臺政策，對于暢通物流和物資的運輸一定要上升到國家層面來解決，防止地方政府各自為政，導致全國物流不暢。

　　“我加重語氣呼吁，趕緊出臺相關的政策，要暢通物流和物資的供應，打通產業鏈，否則很有可能對中國經濟產生影響，不光是近期，有可能中長期會導致企業破產，甚至有些產業鏈會轉移到其他的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傷害會非常大。”陸銘說。

　　微觀層面，從雇主的角度來講，如果疫情沖擊不是那么大，陸銘表示企業現在招人是很好的人才儲備的時候，要看到這對于企業發展長期的意義。

　　“如果你不是受到疫情沖擊那么大，又有招人的能力，我覺得在國家出現這么大經濟負向沖擊的時候，哪怕能多招一個人，也是在為社會做貢獻。”

　　陸銘建議，如果有能力的話，企業在解雇人方面可以不要那么劇烈，對于緩解失業壓力可以做出一些緩沖的作用。在招聘環節上，如果線下的見面會比較困難，可以采取云招聘的方式等，來緩解這場疫情對近期大學畢業生的影響。

　　建立青年人友好型城市

　　生育政策要逐漸轉向自由生育

　　陸銘指出，年輕人結婚和生育的意愿低，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全球范圍內的普遍趨勢，另外一方面是中國的一些特殊的原因。

　　全球范圍內初婚和生育的年齡推遲是經濟發展帶來的結果。陸銘解釋，生活水平較低時，如果結婚或者生育，機會成本比較小，具體就是放棄掉的東西比較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就會覺得放棄的東西越來越多了，但得到的好處越來越少了。比如生孩子的時候女性要放棄自己的收入，放棄職位升遷的機會等。

　　“全世界范圍內越是富裕的國家，出生率降低或者是晚婚的程度越高。從一個國家發展的路徑來講，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結婚和生育的時間推遲，是全球的普遍規律。”陸銘說。

　　到了中國，尤其一些大城市人口流入以后，教育、醫療資源、住房的供應上沒有充分地做好準備。陸銘認為，這些現象不是短期的。

　　“哪怕是碩士生畢業，都不能保證能夠落戶，這樣一來在買房、享受公租房、廉租房等等方面都會有很大的困難，包括子女教育。由于人口流入，房子造的數量沒有跟上需求，所以房價高也是客觀存在的現象。”陸銘說。

　　未來中國要做的事情，陸銘認為是雙管齊下。要建青年人友好型城市，在子女教育、住房的供應等方面要充分考慮青年人的需求，緩解他們生活成本上升的壓力，這就間接地能夠提升結婚和生育意愿；同時面對全球普遍低生育率的狀態，生育政策調整要逐漸轉向自由生育，對生育要有一定鼓勵的措施，來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至于住房問題，陸銘表示一方面要提高供應量，讓房子的價格不至于那么高，增加供應。而對于收入有限的年輕人來講，如果買房子很難的話，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不一定是買房子，也可以租公租房、廉租房。

　　與此同時，陸銘認為要走向租購同權，孩子未來上學的權利，不能說買房子的就優先，租房子的要排在后面，這事實上會造成對于不同的收入階層的不公平的待遇。陸銘強調，住房方面一定要走向租購同權，才能真正建設青年人友好的城市。

　　“但是我還是得說一句，即便所有的這些政策同時出臺，在趨勢上大家的初婚年齡推遲，生育孩子的意愿下降，也是一個在時間上會長期存在的現象和趨勢。”陸銘說。

　　將企業雇傭女性的成本社會化

　　形成女性就業友好型社會氛圍

　　各地增設育兒假會不會導致用人單位更加不愿招錄女員工，陸銘表示這個矛盾毋庸諱言存在。

　　“是的，它是存在的。怎么辦呢？有的方面沒辦法，作為一個學者我只能去講那些有辦法的方面。”陸銘說。

　　一方面讓企業所承擔的雇傭女性的成本社會化。陸銘解釋，所謂社會化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女性的生育險，當一個女性在家生孩子的時候，保障收入不變的這部分的成本不由企業來承擔，而是由社會保障來承擔，不會因為女性回家生孩子而導致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在這個層面，可以緩解對于女性不利的方面。

　　另外一方面，要加強整個社會氛圍的改變，共同去關心女性員工的就業。陸銘表示，如果企業在雇傭勞動力的時候存在性別歧視，大家覺得是一種不光彩的事情，是一種帶有歧視性的政策，那么社會對于女性的就業就產生了一種比較友好的氛圍，企業就不會在經濟利益上那么斤斤計較。

　　而當所有的企業都共同采取女性友好式的雇傭策略的時，單個企業去雇傭女性也不會去產生成本額外增加不利于競爭的問題。

　　“在社會層面上大家形成某種共識，我們應該去關愛這樣一些群體，來打造女性友好型政策的社會后果，這是我們可以去努力建設的一種社會。”陸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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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