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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會是否成功如何衡量 贏與利8大標準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8日 15:16 《競爭力》
名利雙收：所有人不爭的標準 不要把奧運會看得過于懸玄，它不過是一場體育競賽，不過是一場全球大游戲。 然而，奧運會的價值歷經百年的歷史積淀，也是任何一場聚會無法比擬的。因為具有：最共同的全球性、最廣泛的參與性，最快樂的競技性，最關注的聚焦性。 正因如此，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公眾項目象奧運會這樣，需要長達七年的準備，而這七年的成效積聚，卻是在短短的20天里，迸發出最為耀眼的瞬間輝煌，任何一絲美麗與一點瑕疵都在明亮時空中放大聚變。 在北京奧運會倒計時一周年之際，在世界的期待與中國的熱情中，我們是否覺悟一個尚不清晰的基本問題：我們拿什么標準來衡量北京奧運會是否成功。 北京奧組委反復承諾，要辦成奧運歷史上“最成功、最出色”的一屆。這個對世界的承諾太抽象。 北京奧組委副主任劉淇也曾多次表達“最出色”的標準是：第一，要有最好的硬件設備，比如場館、服務設施等的裝備水平都應該是世界一流的；第二，包括競賽的組織和志愿者服務隊伍等軟件設施，應是最好的；第三，向13億中國人普及奧林匹克精神。事情也非如此簡單 其實，世上本無“最”，永無止境，永不極致。如果將評價北京奧運會是否成功標準作最抽象的涵概，應該是“更”。就如同奧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強”那樣，這是一種超越精神，也是一種突破行為，知行合一為“突破性超越”。 任何衡量標準過于抽象與過于具象，都將失去價值與無所適從，能夠被“量化的概念”才富有現實意義。《競爭力》認為：衡量北京奧運會是否成功具有八大標準，這是最根本的。 安全 在以往的奧運會中，反復出現諸如球迷滋事、交通事故、綁架與暗殺運動員等惡性事件，踐踏了奧林匹克“和平”的宗旨，為奧運會蒙上最為厚重的陰影。特別是美國“9·11”事件以來，恐怖襲擊事件風起云涌，人們本來十分脆弱的安全感喪失殆盡。同時，奧運會規模與日俱增至突破千萬人量級，而極端的情緒爆發所需的應急處理往往最為薄弱。舉辦城市在治安方面更具挑戰性的目標是“沒有血腥”。 羅格表示，安全將是奧運會舉辦城市的首要考慮因素。安全事故不僅為受害者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同時也使國家的國際形象和世界威望大幅降低。 因此，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保安開支達2.27億美元，動用了3萬名安全人員；2004年雅典奧運會安保經費達到了創紀錄的15億美元，并動用保安人員約7萬名，平均每名運動員身后有7名安全保衛人員服務。 參與 “奧運會重要的不是勝利，而是參與；生活的本質不是征服，而是奮斗。”這是現代奧林匹克的創始人顧拜旦所言 “重在參與”一直是奧運會的重要精神。在現代又被賦予了兩層含義：第一，最廣泛的國家和運動員參加；第二，廣大普通民眾積極支持。 對于第一點，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參與國家和地區創紀錄地達到了202個，北京奧運會不應少于此數。對于第二點，主要從本國志愿者、門票售量和大眾體育風潮來考核。 被譽為“奧運經濟之父”的尤伯羅期給北京奧組委的第一條建議是，提高大眾參與率。他覺得，北京奧組委應首要考慮降低門票價格，特別要關注本地居民觀看奧運比賽的熱情。 成績 奮斗是奧林匹克精神的靈魂.是人類繁衍生息且永續發展的重要品格。競技成績讓人們看到人類自身的力量和潛質，成為激發人類向更高的目標奮進的精神動力。 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張慧道出老百姓內心的一個自然期待：“既然中國是東道主，那么我們的金牌總數自然成為評判標準最關鍵的感情因素。”今年兩會上代表們多多表示，如果奧運會舉辦國戰績不佳，將是東道主一大遺憾。北京體育大學奧林匹克研究中心易劍東副教授認為：“首先要看奧運會的比賽質量，再看中國奧運選手是否有突破性成績。” 在198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上，作為舉辦國東道主加拿大僅得5銀6銅,未取1金，由此本國國民頓失體育熱情，盡管擁有世界一流體育設施，但30年間再未舉辦過一次世界級體育賽事。 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中國所獲32枚金牌已屬超水平增長。因此中國運動員在北京奧運會上，“金牌略增長、力保第二位”成為普遍期待。 服務 2004年雅典奧運會組委會總監瓦西里·尼雅達斯反復強調一個要訣“最重要的是服務！如果服務失敗，奧運會肯定失敗。”從競技勇士到數百萬外國游客的吃喝住行必須井然有序。在尼雅達斯看來，服務絕非是挑選出一些美貌姑娘，讓她們穿上艷麗性感的服飾，面帶格式化的微笑。優質服務是每一個細節無可挑剔。 2012年倫敦奧組委首席執行官基斯·米爾斯提出一個更高標準：要讓競技者和參與者都能充分感受到快樂，賽場內外都充滿節日氣氛。 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對北京奧運的另一個重要期待是“環境的關注”。他表示，為運動員健康創造高質量環境至關重要。“環境問題是奧林匹克運動史的一個老話題。” 體育道德 “公平競賽”是奧林匹克競技的最高原則，是奧林匹克運動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它承認人們在自然因素和自身能力上的不平等，強調的是在公平條件下的競爭。也就是說，保證競爭過程的公正平等。而不保證競賽結果的平等。前者防止了個體之外的各種干擾，如政治、權力、階級、等級、金錢、非法手段等；后者體現了優勝劣汰原則。 但隨著競技運動商業化和職業化，體育道德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諸如運動員、教練員違紀、裁判員執法不公、消極與虛假比賽、賽場暴力等。鹽湖城冬奧會更是爆出奧申委賄賂丑聞。更為蔓延的趨勢是，興奮劑事件愈演愈烈，2004年雅典奧運會甚至成為興奮劑丑聞最多的一屆，粗暴地踐踏了奧林匹克“公平競爭”的精神，成為寄生在奧林匹克肌體上的一顆“毒瘤”。尤伯羅斯特別提醒：堅決反對興奮劑。他說，“中國第一次舉辦奧運會，一定辦一個純潔的奧運會。” 盈余 奧運經濟效益可分為直接經濟效益和間接經濟效益。首當其沖的是，北京奧組委在籌辦與舉辦過程中，通過增收節支所獲得的經濟效益。長期研究奧運經濟的喻堅教授認為，奧運會投資經濟效益的評價指標是，奧運會業務費用與組委會總收入之間的比例。 圖表3：第23—27屆奧運會經濟效益比率表 15天的奧運會，在1976年使為加拿大蒙特利爾居民負債長達30年，蒙特利爾奧運會虧損達10億美元以上，被稱為“一場曠日持久的蒙特利爾納稅人的噩夢”。此屆奧運會后，蒙特利爾公民承擔了一個新稅種——奧運特別稅，而且一交就是30年，直到2006年11月才還完1976年欠下的債務。以至于產生了一個奧運史上的專業術語——“蒙特利爾陷阱”。 15天的奧運會，在2004年使雅典居民承擔10年以上的債務。雖然希臘強調“別太在乎財政赤字”，認為雅典的一切投入都會得到回報，而且奧運會的宗旨并不是賺錢。但《經濟學家》一針見血的指出：頂級體育賽事是一項商業活動，旨在盈利，且不對外部利益相關人負責。因此“賠錢的奧運會不是成功的奧運會”。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尤伯羅斯所建立的奧運商業模式，宣告奧運會贏利時代的開始，悉尼奧運會的贏利更是創紀錄達到7.96億美元。 “賺到多少錢是成功的標志”，但并非是贏利越多越好。單純的贏利指標只會破壞體育賽事。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會就是過度商業化的典型反證：喧囂的廣告和吵鬧的商販共同作用下，最終留給世界的深刻印象只是混亂與無序。 在成本和收入的問題上，成本控制更為凸顯。奧運會的核心經營理念應該是節儉而不奢華。有計劃的成本預算，考慮固定資產的后期處理，加上正常有序的商業活動，最后略有盈余。 奧運會的前期投入成本，占用國民的稅收以及福利。早在2004年，北京奧運工程的全面開工，中國工程院院士就曾公開質疑場館建設“奢華崇洋”，并聯名上書溫家寶總理批評這些建筑“片面營造視覺沖擊”。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里夫·格蘭杰認為，以前舉辦奧運會失敗的城市在經濟上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保持奧運建筑的可持續使用性。 北京奧運會的“盈余”似乎不成問題，因為至少有國家電力公司這樣的“聽從指令的行政性壟斷公司”作為贊助商。 經濟 舉辦奧運會將帶來的巨大經濟推動力，已為世界各國所共識。1981年韓國從獲得奧運會主辦權到1988年成功舉辦期間，經濟出現了12.4%的增長。專家估計，北京奧運會將創造200萬個就業機會。 自從奧運會引入商業化運作，避免了“蒙特利爾陷阱”之后，在奧運史上又誕生了另一個“陷阱”——奧運低谷效應。這一效應鮮有主辦城市能夠避免，即便是悉尼在直接贏利近8億美元后，但并未出現人們所預期的“對澳大利亞經濟的促進作用將會持續10年之久”。而是奧運會結束后，受需求不足制約而舉辦地經濟不景氣。悉尼所在新南威爾士州的GDP增長率出現下滑，投資大幅下降，房地產業衰退也很明顯。 北京奧運會對中國經濟的投資拉動不容樂觀。北京奧運會總投資包括兩部分，一是北京奧組委的開支，最初預算為16.09億美元，現已調高為23億美元；二是中央和北京市政府投入的基礎設施建設；兩者相加估算為300-350億美元。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新增建設等直接投入超過170億美元，是雅典奧運會的2.1倍。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里夫·格蘭杰尖銳地指出：舉辦奧運會并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有著功在千秋的好處。實際上，舉辦奧運會有潛在的利益和可能的損失。許多奧運會舉辦城市都有較大的經濟損失，并且這種損失只有在10年到20年后才能顯現，真到判別新建交通體系和城市基礎建設的影響和效率時，很多人已經不在其位，因此很少有人顧及長期效應。 巴塞羅那奧組委秘書長對北京如此忠告：“著眼并立足于舉辦一屆促進城市發展、滿足市民需要的奧運會。”因此，按照“最小程度上滿足奧運會，最大程度上滿足市民需要”的宗旨而規劃建設的巴塞羅那，應該成為北京學習的榜樣。最關鍵的是，奧運會運作的市場化程度越高，“奧運低谷效應”則越不明顯。 國家形象 顧拜旦從創立現代奧運會起就一直強調體育與政治無關，“體育與政治不能攪在一起”這一原則也被寫入了《奧林匹克憲章》。 國際奧委會副主席凱文·高斯帕表示，“建立兩大良好關系”是成功的關鍵因素。第一類關系是傳統的“三大支柱”——國際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運動聯合會、國家和地區奧委會，因為它們是奧運會的“主要股東”、奧運會各項競賽的管理者以及派出奧運會代表團的機構；第二類關系就是與世界媒體的關系，因為歷屆奧運會的經驗顯示，“最好的奧運會”的真正評判者主要就是他們。 人民大學的《人文奧運“共性經營模式”研發報告》中認為，舉辦一屆奧運會的成功標準是：“奧運文化”與“舉辦國文化”傳播的廣度；多少人通過“參與奧運”與舉辦國建立了友誼。舉辦奧運會的戰略目標是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更快地走向世界。 不可否認的是，體育與政治一直如影隨形，而奧運會必將放大舉辦國家的政治形象。 奧運研究專家趙丙軍表示，體育領域一定程度的政治化.是與當代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也正是因為政治對體育一定限度的合理參與，為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提升國家的國際威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關鍵之關鍵，在國家形象上尚有兩個不清晰：一是，中國要在世界塑造一個什么樣的全球形象；另一是，華夏民族要在世界確立一種什么樣的中國精神 主題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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