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徐靜波

　　他認為，既然中日兩國是誰也搬不離的“永遠鄰居”，那么雙方就應該學習和研究如何做“好鄰居”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以自己的“力量”追求“誰上誰下”的從屬格局。

　　傅高義先生是美國哈佛大學的終生教授，今年89歲。

　　老先生從60年代開始來到中國，研究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是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被公認為“世界第一號”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

　　11月23日，日本愛知大學邀請傅高義先生講學，老先生從美國飛抵日本。我的好友李春利教授把我介紹給了傅高義先生。李教授曾在哈佛研學，與傅高義先生多有交往。

　　對于傅高義先生，我敬仰已久。不僅讀了他寫的《鄧小平時代》，更是讀了他40年前寫的《日本第一》。

　　見到傅高義先生，我對他說：“您是一位宇宙人，總是站在超越常人的高度，來解讀中國，解讀亞洲。”老先生謙虛地說：“我還在學習中”。

　　在一個小范圍的午餐會上，傅高義先生用日語致辭，沒想到，他的日語比我還好。席間，我特意用中文和他交流，他的中文也是字正腔圓。給我簽書，瞟了一眼我的名片，就很快寫下了“徐靜波”三個中文字。猶太人的智商，令我肅然起敬！

　　我對傅高義先生的訪談，是從他的新書《日中關系史》開始聊起。他說，他寫這本書，花了7年的時間，研讀了大量有關中日關系的文獻資料，并以自己多年來研究中國和日本歷史的智慧沉淀，寫出了這一本600多頁的著作。日文版下月將在日本出版。

　　傅高義先生認為，中日關系，首先是相互學習取長補短的關系，其次是力量博弈的關系。

　　中日關系變化的第一波，是6、7世紀日本向中國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那個時候，中國是世界上最強盛最發達的國家，長安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日本為了向中國學習，派遣了許多使者和留學生前往中國，不少留學生長時間逗留中國，學會了中文、學會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制度，也學會了城市規劃。所以，日本開始有了文字，開始建設歷史上第一座都城奈良。所以，中國是日本的文化之母。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一直在日本之上，日本對中國文化表現出無限的敬仰，對中國采取了朝貢的政策。

　　但是到了晚清時期，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明治維新之后強大起來的日本海軍幾乎全滅了中國北洋水師，隨后簽訂的《馬關條約》，使得堂堂大清帝國被迫向日本賠款割地，中日關系發生了歷史性顛覆，長達千年之久的“中國為上，日本為下”的格局出現了顛倒——日本占據了中國上峰。這是中日關系變化的第二波。

　　但是，傅高義先生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即使中國蒙受了喪權辱國的恥辱，但是居然向日本派遣了大批官費和自費的留學生到日本留學。也就是說，晚清時期，中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學習熱。從孫中山開始，李大釗、周恩來、康有為，梁啟超、蔡鍔、蔣介石、秋瑾、魯迅、郁達夫、徐志摩等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志士，幾乎都留學日本，總數達到數萬人。中國近代的教育制度，以及紡織等產業，基本上就是拷貝了日本。第一本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也是曾經留學早稻田大學的陳望道先生，從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中翻譯過來的。近代大量日本造的漢語詞匯被傳到中國，豐富了現代漢語的寶庫。

　　這是中國第一個向日本學習時期。

　　中國第二個向日本學習時期，是在80年代前后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如何恢復重建經濟與社會秩序？1978年，鄧小平訪問了日本。

　　傅高義先生說，在中國與日本2200年的交往的歷史中，鄧小平是第一個踏上日本國土的中國領導人，也是第一個拜會日本天皇的人。鄧小平說，盡管有20世紀那段不幸的歷史，但是兩國有過兩千年的友好交往，他愿意向前看，使兩國走向世代友好的未來。鄧小平的話，讓日本人大受感動，他們知道日本的侵略給中國造成了多大的災難，他們發誓決不再讓這樣的悲劇重演。因此日本上下也非常想表達他們的歉意，伸出友誼之手。

　　鄧小平在福田首相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說了一句話，這次訪問日本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像徐福一樣來尋找“仙草”。鄧小平所說的“仙草”，就是日本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秘密。

　　鄧小平訪日時，日本幾乎家家都有了電視機。他搭乘了從東京駛往京都的新干線列車，感受到了現代化列車的快速。他在松下電器參觀時，看到了彩色電視機，還看到了傳真機和微波設備。在日產汽車公司參觀時，第一次看到了機器人。鄧小平聽到工廠介紹說，一個工人一年平均可以生產94輛汽車時，說了一句話“這要比我們長春汽車廠多出93輛。我懂得了什么是現代化了。”

　　回國之后，鄧小平就舉行了“三中全會”，宣布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日本也開始向中國提供ODA資金援助，中國開始了新一波學習日本熱。

　　傅高義先生認為，中日關系發生第三波變化，是在2008年前后。這一時刻，一方面是中國經過30年的發展，國家綜合實力與經濟實力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北京奧運會與上海世博會的相繼舉行，使得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熱情異常高漲，中華民族又一次屹立東方的意識十分強烈。而在這一時刻，日本社會產生了很強的焦慮感，因為日本的GDP即將被中國超越，明治維新以來的“亞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寶座即將被中國奪取。然而在2010年，中國GDP總額首超日本，讓日本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失落感。在中國人重新獲得“中國在上，日本在下”的快感的時候，日本采取了一個極端的政治行動，就是把釣魚島“國有化”，于是兩國進入了長達8年的對抗對峙，甚至面臨擦槍走火的局面。

　　好在經過這幾年的對峙，雙方逐漸適應，并逐漸平靜了下來，關系開始出現了改善。而且，因為中國經濟出現了滑坡，中國的企業家們開始關注日本當年如何走出泡沫經濟崩潰的困境的經驗，如何實現企業的轉型創新的做法，開始出現了新一波的向日本學習的景象。

　　傅高義先生最后認為，中日關系在2000多年間的“三起三落”，根本的問題，是沒有處理到如何做“鄰居”的關系。因此，他認為，既然中日兩國是誰也搬不離的“永遠鄰居”，那么雙方就應該學習和研究如何做“好鄰居”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以自己的“力量”追求“誰上誰下”的從屬格局。

　　《日本第一》是傅高義先生寫于40年前的一本書，聊起這本書，他還說了一句話：當年這本書是寫給美國人看的。美國人從來沒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但是在70年代，日本經濟緊追美國，甚至要與美國比高低，我覺得需要提醒美國，如何看待日本的崛起。現在，日本雖然經濟體量被中國超越，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社會保障、社會治理、社會和諧度，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一。不僅美國需要認識到這一點，中國也需要認識到這一點。認識到了這一點，你也就會找到如何看待日本對待日本的最佳視角。

　　(本文作者介紹：亞洲通訊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