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梁建章、黃文政

　　前不久，“云浮民警超生被辭退”的報道引發熱議。涉事民警薛銳權原是廣東云浮市公安局國保支隊副支隊長，因“超生”問題被單位辭退，他的妻子謝崢玲是原云浮市第一小學在編教師，也在孩子出生后兩個月被當地教育局開除。與此同時，薛銳權夫妻倆還面臨繳納15萬余元社會撫養費的處罰。

　　薛銳權與前妻生有一個孩子，與謝崢玲再婚后生有三個孩子。因此，那個“超生”的孩子，對于薛銳權來說是第四孩，對于謝崢玲來說是第三孩。薛銳權的前三個孩子都屬于政策內，只有第四個孩子屬于所謂“政策外生育”。

　　這一事件被眾多媒體包括央視報道后，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論。有人認為薛銳權夫婦超生確實違法，有關部門處置無誤；也有人認為將夫婦二人雙雙開除或辭退，處罰過重；還有人認為薛銳權夫婦生了三、四個孩子，確實太多了。

　　在我們看來，薛銳權夫婦生育三、四個孩子，對社會是有利無害。他們因為生育行為受到處罰，與其說是他們自己的錯誤，不如說是計劃生育政策本身的理念毫無道理。

　　三十多年來，計生部門一直對所謂“超生”家庭征收所謂的社會撫養費。這背后的法理根據是，撫養“超生”孩子要占用更多的社會資源，因此“超生”家庭需要對社會給予額外的補償。但這個理由根本站不住腳。

　　首先，教育和醫療等社會資源是從哪里來的？如果它們是有償提供的，那么使用者直接承擔了費用，不存在需要額外補償的道理。如果它們由政府免費提供，那么建設和維持這些公共事業的資金也是來自勞動者所貢獻的稅收。“超生”的孩子雖然在養育期間占用了更多的社會資源，但長大后照樣是創造稅收的勞動者，因而可以對未來貢獻更多的社會資源。

　　我們可以進一步算筆帳，看看政府在養育孩子上的投入和產出。對于世界上所有政府來說，教育方面的投入只占稅收的一小部分，一般遠小于政府用于撫養老人的開支。在美國，稅收占GDP的26%，教育開支只有GDP的5%，而養老開支則超過GDP的12%。

　　通俗來看，GDP可理解為社會整體創造或享用的財富。如果以個人一生所創造或享用的財富為一個單位，上述數據表明，增加一個小孩，政府需要投入5%來教育他，但可以獲得26%的稅收，最終用12%來贍養他，而剩下的9%加上財政赤字，則可以投入國防、科研、基礎設施以及歸還以前的赤字。

　　總體而言，政府或社會從個人獲得的收入要大于開支。這個結論絲毫不奇怪，因為對社會來說，人不僅是負擔，更是貢獻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負擔，但工作之后卻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進入老年后又成為負擔，但總的來說，人對社會的貢獻要大于帶來的負擔，這也是世界人口越來越多，但人類整體卻越來越進步的根本原因。

　　一個沒有小孩的家庭，盡管暫時給政府省了5%的教育投入，但等到夫妻老邁之后，卻需要政府付出至少10%的養老費用，同時也沒有新一代貢獻稅收去分擔政府開支。相比之下，生育多個小孩的家庭，雖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教育資源，但以后會貢獻遠大得多的稅收，供政府用于撫養其他家庭的老人并提升社會整體的進步。

　　中國目前的情形與美國大致相同，稅收占GDP的比例將近20%，而教育方面的投入只有GDP的4%。因為中國的生育率已經長期大幅低于替代水平，將來勞動者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大幅下降，老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大幅上升，中國未來用于撫養老人的支出將遠遠高于GDP的10%，這將嚴重擠壓國家對國防、科研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因此，限制孩子的出生雖然看似節省了當前的撫養費用，但卻極大地消減了推動社會未來進步的力量，完全是一種殺雞取卵式的短視行為。

　　長期計劃生育宣傳一味強調人口是負擔，導致很多人認為減少中國人口是好事，認為減少人口有利于提高人均GDP。事實上，對人均GDP來說，人口不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對分子的作用更基礎、更長效。因此，其他條件不變，人口下降，對分子的影響可能大于對分母的作用，導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

　　計劃生育倡導者認為，減少人口有利于提高人均資源。但事實上，現代經濟中，資源和資源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農業和礦業在發達國家中的占比不到10%，在中國也不到20%。現代經濟歷史中，還沒有一個國家是由于資源瓶頸而發展不起來的。反而，資源相對匱乏的東亞國家的發展速度遠勝于資源豐富的拉美國家。更長遠看，100多年以來，資源的價格都是一個長期下行的趨勢。而人力資源，尤其是高素質的人力資源的價格卻在快速增長，人才是真正的稀缺資源。

　　特別是，中國目前生育率遠遠低于更替水平。在人口統計學中，更替水平是指維持孩子數量與父母輩持平所需要的生育率。根據中國出生男女性別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國生育率的更替水平大約為2.15，也就是說每對夫妻需要平均生育2.15個孩子才能保持孩子數量與父母輩持平。

　　由于總有部分人不婚不育，或只愿生育一兩個孩子，少數家庭生育特別多孩子對維持民族繁衍至關重要。在一個正常社會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萬別。假定意愿孩子數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生育，那一共7個家庭將擁有15個孩子，生育率為2.14，勉強接近中國所需的2.15的更替水平。

　　而在這15個孩子中，來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個，占總數的3/5；來自兩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個；而獨生子女只有2個，不到總數的1/7。這也意味著，當來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時，生育率才剛處于更替水平。但在全面二孩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數量將分別變成2、2、2、2、1、1、0，即7個家庭總共生育10個孩子，生育率僅為1.43。

　　相對于2.15的更替水平，1.43的生育率也意味著每代人減少 33.5%，每兩代人減少56%。如果生育率一直處于這個水平且人均壽命穩定，那總人口將以每50年減少一半的速度衰減。除非能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衰減將一直持續下去。

　　我們之前在許多文章中已論述，無論是從資源環境、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科技創新還是文明傳承來看，嚴重衰微的人口趨勢對中國未來都有百害而無一利，對中華民族復興更是釜底抽薪。

　　嚴重的超低生育率不僅會大幅降低未來人口的數量，也是在全面降低人口的質量，因而對未來人力資源會造成雙重打擊。在中國生育水平如此之低而且即使完全放開也沒有可能維持在替代水平的情況下，政府應該獎勵而不是處罰多生孩子的家庭。換言之，真正合理的社會撫養費應該是政府對多子家庭的補助，而不是對他們的罰款。

　　從根本上來說，多出生小孩未來所貢獻的稅收，將遠遠遠大于其所占用的教育資源，并且會被用來撫養整個社會的老人。如果有人擔心這種獎勵會讓父母只注重生育數量而忽視質量，那么也可以把社會撫養費的獎勵與小孩未來的貢獻掛鉤，例如可以把小孩納稅的一部分作為社會撫養費轉移給自己父母養老，這樣撫養出眾多高收入孩子的父母，就會獲得較高的養老收入。

　　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的國家都在采取獎勵生育的優惠政策。比如，法國就長期鼓勵生育鼓勵。法國稅法規定，第三個和之后的每個孩子的免稅額相當于前兩個孩子的總和，目的就是鼓勵家庭生育三個和三個以上的孩子。對于生育八個孩子的家庭，法國政府會頒發共和國家庭金質勛章。即便如此，法國的生育率依然低于替代水平，盡管他們的生育意愿和實際生育率都遠高于中國。

　　前面的分析表明，家庭生育孩子，對政府和社會來說是收益大于支出。但反過來，生育孩子對家庭來說在經濟意義上更可能是一筆“虧本的生意”。在傳統的家庭養老下，父母既是養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將來享受孩子贍養的受益者，養兒防老是生育孩子的內在經濟動因。但在社會養老下，父母僅是養育孩子的付出者，但孩子將來支撐的卻是整個養老體系，受益者是全社會。

　　現在養兒的成本越來越高，有人估計在中國城市里撫養一個小孩成年的成本是幾十萬元，而未來基本不指望小孩在經濟上支持撫養父母。所以僅從經濟意義來看，養育孩子是一種高投資低回報的行為，這也是現在生育意愿普遍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的超低生育率持續下去，整個養老體系將會入不敷出。若長此以往，中華民族可能面臨消亡的威脅。因此，要緩解低生育率問題，需要經濟上的獎勵政策來抵消養老社會化帶來的對于生育意愿的副作用。

　　中華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龐大的人口基數是祖先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遺產，也是維持中華文明相對獨立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根基。崇尚生育是所有留存下來的主要民族的共同之處。任何民族不管其技術多么高超，文化多么發達，只要長期輕視生育，最終一定會走向沒落。比如，基督教和佛教都嚴格禁止墮胎，生殖崇拜的圖騰和儀式更是廣泛存在于各種文化之中。幾乎所有民族在不同時代，都會視多生多育為責任的體現和榮耀的所在。但是，嚴厲限制生育政策卻在摧毀這個根基。

　　數十年來，中國社會普遍把維持民族正常繁衍必不可少的多生當成愚昧和落后的表現，對他們所遭受的嚴苛處罰心安理得；直到現在，計生部門仍然在對三孩四孩家庭強制性征收社會撫養費。現代社會養育孩子非常艱辛，各種限制措施是在嚴懲那些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盡了更大責任的家庭。

　　可以說，中國社會從整體上欠所有“超生”家庭一個公道。嚴厲處罰生育三孩四孩的家庭，不僅增加了這些家庭養育孩子的代價，提高行政成本并制造各種怨恨，也進一步遏制了本來就非常低迷的生育意愿，加劇人口危機。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需要有大量夫婦生育三孩、四孩，那些生一孩或不生孩子的家庭所造成的虧缺才能得到彌補，民族才有可能延續下去。比如，一個無孩家庭所造成的虧缺需要一個四孩家庭來彌補，一個一孩家庭所造成的虧缺需要一個三孩家庭來彌補。而目前中國的現實是無孩家庭數量遠遠多于四孩家庭，一孩家庭數量遠遠多于三孩家庭。因此，要維持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中華民族的正常繁衍，我們需要大量的三孩四孩甚至更多孩子的家庭，他們對社會有利無害。

　　(本文作者介紹：攜程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