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魏欣

　　和很多經濟學家的理想觀點不同，單純的減稅帶不來增加投資和經濟繁榮。如果不在移民、教育、投資環境等領域的同步推進，減稅就只能化作股份回購，停留在超級富豪的賬面上。還富于民當然是好事，但是目前的這種兩極分化加劇的現象應該是川普總統在2020年大選之前高度警惕的。

　　近期，民主黨籍紐約州參議員Chuck Schumer和Vermont州參議員Bernie Sanders聯合提出了一個法案，計劃限制美國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購計劃。根據該草案，如果公司沒有向員工提供15美元的最低工資和帶薪家庭日，它就沒有資格動用未分配利潤來回購股票。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向針鋒相對的共和黨人佛羅里達州重量級參議員Marco Rubio呼應了這種觀點，并提出了類似，但相對溫和的方案。他主張對股票回購行為比照分配紅利來同樣課稅，以此來降低上市公司的回購動力。

　　這個提案立刻在華爾街和很多美國民眾中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在主張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國，政府在一般意義上是不應該直接插手私人領域的財產分配。如果這項草案成功立法，這相當于政府在自由市場上指定贏家和輸家，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原則。在很多人看來，也是一種對市場的扭曲和操縱。

　　事實上，本次經濟復蘇以來，股份回購一直是美股上漲的重要動力，而且這種趨勢在減稅通過之后進一步加劇。從2008年至今，上市公司共計花費了5.1萬億美元回購股票。其中，稅改通過后的2018年，回購股票的金額達到了創紀錄的1.1萬億美元。根據統計，標普500上市公司總盈利的54%被用于回購股票。比如，2018年蘋果公司花費了1000億美元回購股票；谷歌花費了86億美元；波音、美洲銀行、高通、思科、甲骨文各自花費了200億美元。

　　可是為什么選民在股票回購問題上爭議極大，兩黨又達成相似的看法呢？那是因為美國人的勞工工資已經在過去20年間停滯不前了。2017年底美國平均家庭收入大約是61372美元，大概比2000年的59938美元稍微多出一點點。這還是在多年經濟復蘇之后的結果。在2000后的兩次經濟危機的很長時間內，家庭平均收入長期低于2000年水準。但是同期的物價和房價的上漲幅度卻遠遠超過收入。這種現狀在美國民眾中間積累了大量民怨，并且成為川普總統能夠當選的重要原因。在臨近202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民主黨也希望能夠借助這些情緒來打擊川普總統。

　　現在問題的焦點集中在，上市公司不使用增加的盈利提升員工工資，而是轉而回購股票，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這要回到2017年川普總統上臺后推行的減稅政策。當減稅政策執行下去之后，人們立即看到的企業盈利和經濟活動的增加。上市公司立即把增加的盈利通過回購股票的方式來拉抬股價，回報股東。但股票的持有者絕大部分是富裕階層。也就是說，減稅的最大受益者還是富人。可在減稅政策中，獲得減免比例最低的卻是中產階級。一進一出，普通民眾承擔稅負的比例就增加了；富裕階層占有的盈利的比例也增加了。原本旨在彌合兩極分化的政策，最后卻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但是從現行法規來看，強行要求上市公司增加工資和福利的想法確實理由不夠充分，也難以獲得共和黨籍選民的支持。一般意義上來說，公司管理層對股東承擔有信托責任。如果管理層不能證明增加工資和福利的做法能夠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業績和盈利，股東理論上有可能會對公司發起司法訴訟。因為私營盈利性公司的所有權屬于股東，而社會性和公益性的主張并不在信托責任的授權范圍之內。

　　而且從古典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強行增加工資和福利其實割裂了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未必對勞工階層更加有利。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善待員工的社會價值，但是從歷史經驗來看，迫使雇主加薪的主張可能會造成更多問題。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雇主可能會盡可能關閉那些利潤不夠豐厚的業務范圍，減少用工數量。原本相對昂貴的自動化技術對于他們也會變得更加有吸引力。雖然單位小時工資增加了，但是從總體來看，工作機會變少了。在結構性失業仍然很嚴重的美國，這種主張可能會遭遇挑戰。

　　這種主張的出現本質上是2017年川普總統上任伊始推動減稅政策不夠成功的產物。公司所得稅驟降至21%的本意是提振美國公司投資意愿，通過擴大再生產來把流失在海外的工作機會轉移回美國，以此來大幅降低美國的結構性失業率。從2018年以來，雖然美國公司的未分配利潤大幅上升，但實際情況是美國的投資環境并沒有得到實質性改善。如果企業不認為通過他們的經營活動能夠使這些利潤獲得更大的升值空間，那么回購股票也就成為了他們的在法律規定下的必然選擇。

　　如果從更深層次來思考這個問題，股票回購是和很多現象一樣，反映美國分裂，社會停滯的問題之一。美國企業經營所需的廉價勞動力在美國已經老齡化，80后、90后受過大學教育的一代也不再愿意從事體力勞動。而愿意從事體力勞動的非法移民又被移民改革的僵局長期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這是他們過去轉向投資新興市場的重要原因，也是近期郭臺銘在威斯康星州設廠所遇到的現實困境。所以和很多經濟學家的理想觀點不同，單純的減稅帶不來增加投資和經濟繁榮。如果不在移民、教育、投資環境等領域的同步推進，減稅就只能化作股份回購，停留在超級富豪的賬面上。還富于民當然是好事，但是目前的這種兩極分化加劇的現象應該是川普總統在2020年大選之前高度警惕的。

　　(本文作者介紹：專欄作家，曾在美國供職于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