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李迅雷

　　一、立法與執法的現實困境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出臺對“兩個毫不動搖”有著積極的意義。目前有較多的法律法規與民營經濟相關，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保障中小階級款項支付條例》《公平競爭審查條例》。然而，法出多門，法律之間的關系需要理順。此外，盡管目前已有多項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立法，但執法的規范性仍需加強。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要義仍然是強調平等，確保機會均等。民營企業與其他類型企業應在市場競爭中享有平等地位。然而，現實中仍存在諸多問題。例如，地方保護主義是一個反復被討論的話題。本地企業在外地提起訴訟時，一般勝訴概率較低，即使勝訴，執行到位的可能性也不大。這類問題反映出執法在公平、公正和公開透明方面仍有不足，亟需強化討論和改進。

　　今年以來，地方財政壓力加劇。前三季度，全國稅收收入同比負增長超過5%，部分地區出現財政捉襟見肘的現象，甚至出現了“遠洋捕撈”的行為。這表明，雖然立法本身沒有問題，但在執法規范性和實際操作性方面仍存在許多值得探討的空間。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國法律數量龐大，從全國到地方，立法總量可能全球領先。我曾在擔任上海市人大常委10多年中的大量工作就是參與立法，如此眾多的地方法規和條例不斷涌現，但實際執行效果如何仍然需要評估。

　　二、民營經濟的現實困境與投資意愿不足

　　我們常用“五六七八九”來概括民營經濟的重要貢獻：民營企業提供了超過50%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就業崗位，以及90%以上的企業數量。然而，從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年報中可以看出，民營企業的利潤占比僅為16%，相比2021年的18%下降了兩個百分點。但截至今年上半年末，民企上市公司數量占比相比10年前提高了12個百分點，為73.4%，達到3925家；市值占比從38.8%提高到46.0%。盡管民營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巨大，但上市公司的利潤占比偏低，這是否可以解釋民間投資意愿不足？原因何在？盡管這是上市公司的數據，未必能代表全國，但至少也算一個不小的樣本。以小見大，現狀并不樂觀。從固定資產投資來看，今年前三季度民間投資增速為負，而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3.4%。這一反差在資本市場中也得以體現：一級和一級半市場中，民間資本規模持續下降，而政府及國有資本的投資卻在上升。此外，民間資金在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的投入量也不大，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逐漸成為股權投資市場的主力軍。這種現象是否與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融資成本有關？盡管從杠桿率看，民營企業的杠桿率低于國有企業，但為何其投資意愿仍不足？

　　初步分析表明，中國經濟面臨顯著的結構性問題。若將民間投資和PPI做比較分析，發現PPI下行時，民間投資增速通常也會放緩，反之亦然。自2012年至今，將近12年，大部分時間PPI都為負，只有2017、2018和2021年PPI在全年沒有出現過負值。表明中國經濟進入到減速調整階段。從GDP增速看，2010年以后GDP增速持續放緩。另一個分水嶺是在2021年后，房地產長周期進入下行階段，由于民間投資在房地產領域的占比較高，所以其投資意愿明顯下降。上述問題表明，除了在立法層面推動公平競爭、機會均等以及優化民營企業負面清單外，在結構調整和改革層面還需加大力度。

　　三、從法律到改革：破解民營經濟發展瓶頸的路徑

　　民營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與經濟結構和增長模式密切相關，僅靠立法無法完全解決，必須依賴經濟結構的再調整和深化改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中國經濟存在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產能過剩導致投資回報率下降，使得企業不愿投資，PPI長期為負進一步壓縮了企業的毛利率，進一步減弱企業投資意愿。

　　為何PPI長期為負？為何產能過剩問題長期無法解決？這背后牽涉到居民部門、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收入分配問題。居民部門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抑制了消費意愿。如果消費需求上升，產能過剩問題將得到緩解，民間投資意愿進而能大幅提升。此外，居民部門內部的財富分化問題也加劇了消費和投資的困境。截至今年10月末，居民存款余額接近150萬億，巨額儲蓄未能轉化為消費或投資，說明我國經濟已經從過去的供給約束變成了需求約束。巨額居民儲蓄寧愿呆在銀行也不愿去花，為此需要研究我國居民部門的財富分化和階層固化問題。二戰后全球經歷了近80年的和平發展階段，長期經濟發展的結果是社會財富的體量越來越大，但全球所有步入發達國家的數據表明，社會財富規模越大，財富的集中度就越高，分層現象愈發明顯，亟需通過結構調整和改革推進。就我國而言，國有企業總資產規模很大，杠桿率水平過高，但是資產回報率偏低，是否應該繼續深化國企改革？民企的杠桿率水平相對低，占總人口10%的居民（包括企業家）的儲蓄規模巨大，杠桿率水平很低。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必須要推進國企改革，那么規模龐大的民間資金是否可以參與到國企改革過程中呢？

　　在全球普遍存在的經濟分化和固化的過程中，我們也難以做到特立獨行，那么，是否需要“攪拌”一下經濟？讓沉積在杯底的各種資源動起來，如果攪拌得好，那么整個經濟就有活力，內循環就暢通了。

　　記得30年多年前，我還是一名青年學者，當時學術界熱議的是如何避免3千億元的居民存款（被喻為“籠中虎”）被提出來搶購商品。因為當時中國處于短缺經濟時代，高通脹，受供給約束；如今，供給相對過剩，經濟處在增量收縮中，受需求約束，150萬億元的巨額存款變成是“睡美人”。如果能通過優化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部門之間，以及中央與地方、國企和民企、高收入與低收入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結構，讓沉積的生產要素運轉起來，則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可以明顯提升。

　　這方面的政策空間很大，雖然法律與立法層面非常重要，但這還不足以解決當前民營企業面臨的諸多問題。無論是國企改革還是財稅體制改革，都蘊藏著巨大的潛力，可以為發展國有和民營經濟發展的“兩個毫不動搖”提供有力支持。

　　來源：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

　　(本文作者介紹：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