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滕泰

　　近期劉世錦主任提出了10萬億元的刺激加改革的擴大內需方案，我認為這個融合了消費刺激、投資刺激和改革的一攬子方案，既是當前經濟背景下擴大內需的必然要求，也比較符合當前的決策體制和決策觀念，是一個相當有政治智慧、有很強的可接受性的政策建議。但是，從結構上，我建議10萬億擴大內需計劃還是應集中在擴大居民消費方面，否則，如果在體制慣性下被各地方瓜分后大部分用于繼續擴大投資支出，結果不但宏觀乘數較低，而且還會形成新的供給過剩，不利于確保取得持續的經濟繁榮效果。

　　10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當前經濟的形勢恐怕比2008年、2009年更嚴峻。面對2007年開始的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帶來的嚴峻挑戰，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說，“2008年是經濟最困難的一年”，“2009年是新世紀以來經濟最困難的一年”。但是，由于彼時整個中國經濟還處于快速工業化和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國內投資和消費都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因而伴隨著四萬億投資計劃的出臺和積極貨幣政策的持續擴張，2009年二季度中國經濟就開始逐步企穩回升。

　　相對于2008年、2009年而言，我們這次面臨的經濟挑戰不是外部沖擊，而是結構性的內需不足——一方面因為工業化和城鎮化高峰已過，投資已經嚴重過剩；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長慢，居民消費不足。這種結構性內需不足的影響表現主要包括，經濟增速逐年下滑，物價低迷并有通貨緊縮風險，房價持續下跌、房地產投資負增長，股市長期下跌，年輕人的失業率較高，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加重、財政支出缺口擴大，這些情況帶來的挑戰比2008年或2009年的外部沖擊更嚴峻。

　　受結構性內需不足的影響，當前的有些指標如房價、股市指數、物價指數、失業率、地方財政赤字等有的還不及2020年。對于這些情況，決策部門越是認識深刻，企業家和投資者反而會越有信心，因為客觀判斷是科學決策的基礎。

　　因此，為了讓年輕人有更好的就業和發展前景；為了提振消費、讓經濟能夠暢通循環，讓企業的產品能夠更好地銷售；為了化解房地產風險、提振股市信心，讓家庭有更多財產性收入；為了避免通貨緊縮風險，扭轉企業盈利下滑甚至虧損的狀況；為了改變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表衰退趨勢，為了盡快改善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缺口，我們都應盡快推出大規模的擴大內需計劃。從以上角度，我認為世錦主任提出的10萬億經濟刺激加改革方案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當前中國經濟迫切需要的。

　　值得重視的是，我們之前已經出臺了一些擴大內需的政策，包括一些重大項目的開工、設備更新改造、城市更新和家電以舊換新等，正在對內需發揮潛移默化的積極作用。但是如果能夠充分重視、系統規劃，盡快出臺一個10萬億規模的一攬子擴大內需計劃，對于提振企業信心、繁榮消費、暢通內循環的效果，可能比擠牙膏式的擴大內需行動更好。

　　10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夠不夠？

　　2008年的4萬億投資計劃，相當于當時GDP的10%到15%。根據我們現在將近130萬億元的GDP的規模。考慮到這次經濟挑戰比2008年更嚴峻，如果刺激計劃達到GDP的10-15%左右，總規模應該達到15萬億元左右。

　　從2020年各國疫情沖擊下各國擴大需求的規模來看，大部分刺激計劃也達到GDP的15%。以美國為例，疫情前后美國GDP大約21萬億美元，累計向美國居民和中小企業發放現金接近3萬億美元，除此之外，更重要的還有大幅降息和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從實施效果看，雖然承受了兩年通貨膨脹，但這些政策的確帶來了消費和投資的旺盛需求，推動了股市、房地產等資產市場的持續繁榮，實現了美國歷史上較高的就業水平。如果參照美國刺激需求的15%左右比例，我們的刺激計劃規模也應該在15萬億人民幣以上。

　　總之按照以上兩個方面的參照，10萬億刺激計劃略顯保守。當然，10萬億擴大內需計劃夠不夠，關鍵不僅僅是總規模，還要看用在什么方向，有沒有貨幣政策配合，以及產生多大的宏觀乘數效應。

　　以貨幣政策配合為例，不論是美國，還是日本、歐洲，在2020年疫情沖擊下都大幅降低利率，并實施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很多國家都降息到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如果經濟史上有哪一次經濟衰退期間還伴隨著嚴重的貨幣緊縮，那就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雖然當時美聯儲實際上有能力改變貨幣緊縮的局面，但是它并沒有這樣做，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來是市場對此并未察覺和重視，二來是那時還沒有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那個時代的宏觀管理者對逆周期調控毫無經驗。在1936年凱恩斯發表《通論》之后，一旦遭遇經濟衰退，降息和寬松就成為各國宏觀政策的標配，類似于大蕭條時期經濟衰退與貨幣緊縮同時出現的情況，就再沒有在市場經濟國家上演過。

　　我們如果推出10萬億刺激計劃，有沒有降息、增加貨幣供應量等貨幣政策配合？這也是十分關鍵的。世錦主任說，“不能簡單效仿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政策”，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沒必要簡單排斥量化寬松政策，只要對中國經濟繁榮有好處，任何國家的經驗都可以學，當然具體還要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

　　如果有足夠規模的一攬子擴大內需計劃，并且有寬松貨幣政策的配合，那么我們就應該對中國經濟企穩回升抱有足夠的信心，因為相對于幾十年前沒有技術、沒有人才、沒有制造業能力，以及芯片、工業軟件等從無到有的經濟困難而言，現在的困難只不過是在之前沒有的生產能力現在都有了之后，需要提振需求、暢通經濟循環而已——一個14億的人口大國，只要開啟邁向需求繁榮的正向循環，將來必然是全球最大、最繁榮的消費市場。

　　10萬億應以消費補貼為主而非擴大投資

　　考慮到擴大內需的迫切性，以及結構性內需不足的實際情況，10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不應該再擴大投資，而是應該主要以各種方式向居民發放消費補貼。

　　首先，向居民發現金補貼或消費券，其效果并非像某些學者講的那樣是一次性的或不可持續的，恰恰相反，在消費不足、經濟循環不暢的情況下，發現金補貼或消費券不但帶來3倍以上的宏觀需求乘數，而且是繁榮市場、促進企業消費的最重要切入點，一旦經濟循環暢通了，其繁榮經濟的效果是長期持續的。

　　其次，消費既是生產、流通的目的和終點，也是經濟循環的新起點，是人類一切經濟活動的終極目的。十九大提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怎么實現？就是通過居民消費來實現。所以，消費不是浪費，發消費補貼或消費券不是“打水漂”，而是真正消化過剩產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過程。

　　當然，任何經濟發展繼續要投資也需要消費，就如同世錦主任所說，“不存在有投資無消費和有消費無投資的經濟”，然而，畢竟不同發展階段，投資和消費還是要有個合適的比例，比如中國長期每年五、六十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高達43%左右的投資率，每年比全球其他國家高20個百分點，連續這么多年是不是太高了？當然，任何階段都需要基礎設施、新基建、廠房設備和房地產投資，那按照各國正常水平比如25%的投資率，中國每年三、四十萬億元投資是不是就夠了？每年多出了的十幾萬億低效投、無效投資，如果能夠轉化為居民收入、擴大消費，是不是更好？

　　如果10萬億元刺激計劃的資金來源不是通過壓縮低效、無效投資節省出來，而是通過發長期國債的方式所籌集的擴大內需的資金，那這些錢是主要花在擴大基建投資上，還是花在增加居民收入、補貼居民消費上，效果會有天壤之別。當然，企業自擔風險的投資，該投的還是可以投，地方政府如果能找到深中通道這樣兼具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項目，也可以自籌資金投資，但是如果中央安排10萬億擴大內需資金，那就必須確保把鋼用到刀刃上，確保擴大內需的效果，確保能夠提振信心、暢通經濟循環、形成持續的經濟繁榮局面。

　　從經濟發展史上來講，任何一個國家在工業化前后都要經歷從短缺經濟，到供需兩旺，再到需求不足的轉型——與這個轉型相匹配的，就是財政政策從建設財政到民生財政的轉型，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角色轉換。

　　在短缺經濟階段政府，用財政資金搞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拉動的作用是最大的；在供需兩旺的階段，擴大基建投資對經濟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而在后工業化、后城鎮化、后基建時代，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的階段，如果繼續搞不必要的基礎設施投資，就會造成極大的社會資源浪費，反而加劇總需求不足。

　　以美國為例，在二戰前的羅斯福新政時期，政府擴大內需的主要方式是搞基礎設施投資；但是二戰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也有幾次經濟衰退，彼時擴大財政支出的方向就更多在社保、醫療等民生領域；1990年代以后，當基礎設施相對完善，連社會保障支出也相對比較穩定之后，再遇到經濟危機就只能是貨幣政策唱主角了——在2000年、2008年、2020年等經濟衰退年份，沖在前面的都是格林斯潘、伯南克、鮑威爾們，美國財政部雖然也發揮積極作用，比如發錢，但是其救濟和發放現金的主要資金來源也是美聯儲認購國債，本質上也可以視為寬松貨幣政策的一部分。

　　結合經濟史和各國擴大內需的歷史，為什么說我們繼續擴大基建投資可能飲鴆止渴呢？回顧下2020年我們面對疫情所采取的重生產、擴大投資政策效果，當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90%，而消費貢獻為負，雖然短期看投資拉動了內需，但過一兩年后這些投資就形成新增供給，形成了更嚴重的供給過剩——雖然在2021年、2022年，這些過剩供給恰好被旺盛的歐美需求所吸收，矛盾被掩蓋，但是2023年下半年以后問題就逐步暴露出來——這樣的循環，還要再重復一輪嗎？

　　從擴大內需的總體效果來看，擴大投資是少數項目、少數地區，少部分相關人受益；而發消費補貼或消費券則更直接，更公平，更快捷，受益范圍更廣，擴大內需、暢通經濟循環的效果更佳。

　　至于有人說大家都發錢就相當于不發錢，擔心會產生通貨膨脹的觀點，其觀念顯然還停留在幾十年前的短缺經濟年代，而且對中國供給過剩、居民需求不足的情況理解不夠深刻。短缺經濟防通脹，過剩經濟防通縮，因為通貨緊縮比通貨膨脹更可怕，更難戰勝，傷害更大。

　　假設以向商業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發行長期國債或循環發短期國債的方式籌集到10萬億擴大內需的資金，如果從收入端入手，給居民發放消費補貼，宏觀乘數效應是3倍以上，長期可以衍生出30萬億元以上的總需求，自然可以暢通經濟循環、換來中國經濟的長期繁榮；反之，如果用這些資金繼續以各種理由擴大投資，宏觀乘數效應大約為1左右，不但不能暢通經濟循環、換來中國經濟繁榮，而且這些投資長期還會變成新的供給過剩，未來進一步加劇中國經濟總需求不足的矛盾——10萬元億刺激計劃，是按照體制慣性、決策習慣，順應相關利益部門的訴求繼續搞基建投資，陷入“過度投資陷阱”？還是徹底轉變觀念、排除利益部門干擾、惠民生、真正化解中國居民消費不足之痛？這才是10萬億元計劃能否確保換來中國經濟持續繁榮的最關鍵、最困難的抉擇。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供給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