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國金融雜志
作者|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要求“全黨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以科學技術創新為支撐、以數字經濟為核心、以科技變革為動力的生產能力、生產方式、生產形態變革,是一個全新的重大命題。在更高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要以結構性改革推動結構性調整,形成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動力。這既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客觀要求,又是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客觀要求。
我國經濟有較大的增長潛力
我國經濟增長仍有較大空間
從各國發展歷程看,結構轉型升級帶來的增長潛力往往比單純的要素投入帶來的增長潛力更大、質量更高、更具可持續性。當前,我國正處于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時期。
消費結構升級正處在重要關節點。盡管面臨多方面挑戰,但廣大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并沒有改變。2023年,我國城鄉居民服務性消費占比為45.2%。估計到2025年服務消費占比有望達到47%左右,到2030年將超過50%。14億多人口大國的服務性消費占比若達到50%以上,將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對全球市場來說也是重大利好。
產業結構升級正處在重要關節點。2023年,我國第二產業占比為38.3%,第三產業占比為54.6%。預計到2025年,我國第一產業占比將逐步下降,第二產業占比相對穩定,服務業占比有望達到55%以上。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比重將由2021年的41.5%提升為50%左右。生產性服務業占比的提升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條件,將夯實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基礎。
科技結構升級正處在重要關節點。2023年,我國研發強度(研發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2.64%,2022年基礎研發占研發經費比重達到6.57%、企業研發支出占研發經費比重達到79.02%。預計未來幾年,我國研發強度有望超過3%,規模將超過4萬億元,基礎研發占研發經費比重有望超過10%,由此形成較大的科技研發空間。
城鄉結構升級正處在重要關節點。2023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6.16%,2022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7.7%。未來幾年,城鎮化進程還有相當大的空間。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有望超過7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至少還有15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
結構轉型升級蘊藏著巨大的增長潛力
消費結構升級蘊藏的消費潛力。到2030年,我國服務性消費占比預計將由2023年的45.2%上升到50%左右。由此,新增服務性消費規模估計達到10萬億元左右。在宏觀經濟增長面臨預期不穩的情況下,釋放服務性消費潛力的重要性明顯提升。
產業結構升級蘊藏的投資潛力。產業結構升級是產業形態從低級形態走向高級形態、從低附加值走向高附加值的過程。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企業大力研發新的核心技術,創造出新的產品,從而更好地滿足人們新的需求,形成經濟增長源源不斷的動力。以數字經濟為例,我國數據基礎設施每年預計吸引直接投資約4000億元,將帶動未來五年投資規模約2萬億元。
城鄉結構蘊藏的內需潛力。初步測算,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拉動新增投資需求6.6萬億元左右。在當前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民工的消費被抑制了約23%。如果通過城鎮化并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把1.8億農民工的消費潛力釋放出來,估計每年可產生2萬億元以上的消費需求。
結構轉型升級將支撐未來5~10年5%左右的經濟增長
城鄉結構轉型推動經濟增長。城鎮化率在超過60%之后,每提升1個百分點,將帶動同期人均資本存量增長3.5%。加上其他領域結構轉型升級釋放的動力,未來10年經濟年均增長將達到5%左右。雖然這是有條件的,但也是有可能的。
中等收入群體擴大推動經濟增長。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合理調節過高收入的制度體系。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為4億人左右,到2035年,如果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實現大幅擴大,那么將帶來巨大的消費和投資空間。
能源結構轉型推動經濟增長。這幾年,我國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以下簡稱“新三樣”)產業發展迅猛,受到各方關注。“新三樣”是我國在推進“雙碳”目標實現進程中,依托超大規模市場發展起來的,是把減碳的成本轉化成為減碳紅利的一個重要突破。從趨勢看,未來釋放增長動能的遠不止“新三樣”。根據巴黎氣候協定,到2050年若要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內,我國需要投資100萬億元人民幣以上;若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則需要投資138萬億元人民幣。如果把它作為一個“發動機”,需要每年3萬億~4萬億元人民幣的投資,而這項投資將帶來新的發展空間。
經濟增長潛力釋放面臨的突出矛盾
結構轉型升級面臨多方面挑戰
消費結構升級面臨的挑戰。2023年我國服務性消費占比雖然比上年有所提升,但仍未恢復到2019年的占比水平(45.86%)。我國農村居民服務性消費與城鎮居民相比相對滯后,2023年,農村居民服務性消費占消費支出的比重低于城鎮居民8個百分點。
產業結構升級面臨的挑戰。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促進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重要舉措。當前,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還面臨技術“卡脖子”、資源短缺等挑戰。 僅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例,2023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超過30%,但與西方發達國家50%左右的水平相比仍有明顯差距。其中,美國、歐盟、日本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分別達到70%、55.6%、57%。
科技結構升級面臨的挑戰。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科技結構的轉型升級。雖然我國研發強度不斷提升,但總體上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明顯差距。例如,2023年我國研發強度(2.64%)仍低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2.7%的平均水平;基礎研發強度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貿易結構升級面臨的挑戰。從服務貿易看,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多而知識密集型、技術產權專利型、資本類服務貿易少這“一多三少”的結構性失衡問題突出。2022年,我國服務貿易占比為14.18%,尚未恢復到2019年17.15%的水平,與2022年21.88%的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有7個百分點以上的差距。
新舊結構性矛盾交織制約經濟增長潛力釋放
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因素制約消費潛力的釋放。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升,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出現明顯變化。2021年,我國住戶部門初次分配總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6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個百分點左右;勞動者報酬占比為55.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4個百分點。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長期偏低,制約了城鄉居民消費潛力的釋放。
投資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制約了投資潛力的釋放。從投資主體看,2023年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比達50.4%,比2022年(54.2%)下降了3.8個百分點,是近幾年來的最低水平;從投資行業看,2023年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占比達65.8%,與2020年相比下降了2個百分點。投資領域民間投資下降與結構性矛盾直接相關。只有在這些結構性矛盾得到很好的解決后,才能有效穩定民營資本預期。
服務貿易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制約了服務貿易潛力的釋放。目前,我國服務貿易面臨的結構性矛盾主要包括服務市場開放度還不高、服務標準與質量同國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國際化服務供應鏈不完善等。2022年,在我國22個行業的服務貿易限制指數中,有12個行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這也在客觀上制約了服務貿易潛力的釋放。
關鍵是深化結構性改革,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
一方面,從短期看,強信心、穩預期在客觀上需要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以避免“資產負債表衰退”;另一方面,從本質上看,深化結構性改革更為重要。例如,有研究表明,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將使得經濟增速在現有基礎上提升1.9個百分點。再如,從外資企業看,穩外資重在優化營商環境,并使外資在中國市場能夠持續盈利。也就是說,穩企業、穩就業、穩增長,關鍵是全面落實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
以釋放經濟增長潛力為導向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實現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重大突破
一是土地,包括農村土地要素。在保證用途管制和嚴格規劃的前提下,農村集體土地(包括宅基地)能否由市場決定資源的配置?如果要素市場化能夠在農村土地領域得到落實,那么就會釋放出巨大經濟增長潛力。
二是人才。人才要素最活躍,是實現創新最重要的要素。要取得創新的突破,是否需要根據技術人才、戰略人才等貢獻不同采取不同的認定制度?是否需要改變貢獻認定和獎勵,從而給人才更大的創新空間?
三是資本。長期以來,由于多種因素制約,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不能客觀地反映我國經濟的基本面。搞活資本,不僅在資本市場等制度安排上要有大的改革,而且要在思想觀念上重新認識資本。比如,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資本形態的特征十分突出。如何為民營資本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發揮民營資本投資積極性,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課題。
把結構性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
以結構性改革破解政策落實中的結構性矛盾。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們要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對不利于結構轉型的政策予以修改、調整和廢止,減少行政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干擾;破解政策與政策不協調的問題,提升政策的一致性水平。
以結構性改革破解政策與體制的結構性矛盾。要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將黨中央一再強調的“兩個毫不動搖”破題、落地。比如,加快落實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采取相關的結構性改革舉措,在市場準入、要素獲取、政府采購、產權保護等領域取得重大突破。此外,還要盡快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
以結構性改革破解體制與體制的結構性矛盾。針對制約要素高效配置的結構性矛盾,需要深化以要素市場化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例如,伴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對數據的高效優質配置提出新的要求,這就需要以務實舉措形成跨境數據便捷流動的相關制度安排等。又如,推進產業結構轉型,既涉及科技體制改革,也涉及教育體制改革;推動我國城鄉結構轉型,不僅需要深化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改革,而且需要深化以城鄉資源雙向自由流動、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為導向,盡快建立全國城鄉統一的居住證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性變革。
推動政府改革,以充分發揮政府的有效作用
有效發揮政府作用。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核心的問題在于如何有效發揮政府作用。從實踐看,在市場領域,政府要在五個方面發揮有效作用:一是政府要成為創新的重要推動者;二是政府要成為公共消費的主要提供者;三是政府要成為國有企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重要推動者;四是政府要成為新基建的重要主導者;五是政府要成為法治化環境建設的重要促進者。
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近些年來,老百姓對教育、醫療、健康、文化、信息、旅游等服務性消費的需求快速增長,尤其人口老齡化程度提升對服務性消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說,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的快速提升,全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需求與20年前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需要深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改革,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盡快形成公平可持續的社會安全網。為此,政府要著力擴大以公共服務為重點的公共消費,成為公共消費的主要提供者。適應居民服務性消費升級的趨勢,需要政府著力擴大服務性消費供給,把政策重點更多地放在服務性消費的釋放上。
以嚴格規范政府監管行為為重點優化營商環境。政府是法治化環境建設的重要促進者,尤其是在優化營商環境方面,關鍵是規范政府行為。實踐證明,只有“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才能打破監管的“黑匣子”,才能避免以強化監管為名設置的各種制度障礙和市場壁壘等行為,從而改善營商環境,提振市場信心。
(本文作者介紹:權威、專業、理性、前沿,宣傳金融政策、分析金融運行、報道金融實踐)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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