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夏磊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定》)。
《決定》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明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到二〇二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
本次《決定》是黨的歷史上又一綱領性文件,提出了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涉及體制、機制、制度層面的內容,其中有的是對過去改革舉措的完善和提升,有的是根據實踐需要和試點探索新提出的改革舉措。具體來看,有以下五個經濟領域改革值得期待。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決定》提及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放得活”要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管得住”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彌補市場失靈,確保公平競爭。
促進國有和民營經濟共同發展。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頂梁柱”,2023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營業總收入達85.7萬億元,利潤總額4.6萬億元,可比口徑分別同比增長3.6%和7.4%。《決定》提及持續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加大力度保障國家安全、科技新興產業等重點領域,提出“開展國有經濟增加值核算”,進一步完善對國有資本的考核評價體系等。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民企也是外貿發展的主力軍,2023年民營企業進出口額占比50%以上。《決定》提及“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為民營企業發展營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
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決定》特別提及“能源體制改革”,“推進水、能源、交通等領域價格改革”,“建設全國統一電力市場”等。在供給端,要進一步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打破要素流動的制度性壁壘,提高生產效率。在需求端,要充分發揮我國14億人口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培育以消費和投資為主的內需體系。我國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2022年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68.0%、61.9%和55.6%,明顯高于我國。《決定》提及要“完善擴大消費長效機制”,“積極推進首發經濟”等。在制度端,要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包括產權保護、信息披露、市場準入、破產退出、信用監管等制度。
破除制度阻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是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能夠促進我國經濟競爭力不斷增強、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產業價值鏈水平不斷提升、科技創新能力不斷進步和人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從政治經濟學視角,我國生產力三要素優化組合,為新質生產力培育發展提供必要條件。從勞動者看,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具有決定性意義。當前中國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門類最全的人才資源大國。據人社部統計,截至2022年底,全國技能勞動者總量超2億人,占就業人員的26%,高技能人才超6000萬人,占技能勞動者的30%。從勞動資料看,技術突破帶來的生產工具變革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主要標志之一。近年來,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量子技術、新材料等技術加速創新并逐漸成為新型通用技術,為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動力源泉。從勞動對象看,數字資源、虛擬空間、生物基因、微觀粒子等都已成為重要勞動對象,大幅拓寬了生產邊界和空間。以數字經濟為例,國家數據局發布《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3年)》顯示,2023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估計超過12萬億元,約占GDP的10%,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
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有四大優勢。一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現階段,科技創新越來越需要學科交叉融合和高效產業協同,亟需集中各方資源來攻關。二是產業體系配套完整的供給優勢。我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產業體系完整既可以為各領域加快原創性、顛覆性技術創新提供生長土壤,又可以為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提供配套支撐。三是海量數據要素和豐富場景的應用優勢。數據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基礎。《全國數據資源調查報告(2023年)》顯示,2023年,全國數據生產總量達32.85ZB,存儲總量為1.73ZB。四是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2023年,中國總人口超過14億,中等收入群體超4億,人均GDP超1.2萬美元,登記在冊經營主體達1.84億戶,社零總額超47萬億元,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第一大網絡零售市場和全球第二大進口市場。龐大的市場規模和內需潛力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了充足需求空間。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健全預算制度。預算體現國家的戰略和政策,反映政府的活動范圍和方向,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現行預算制度存在統籌力度不足、預算約束不夠有力、資源配置使用效率有待提高、預算公開范圍和內容仍需拓展等問題,影響財政資源統籌和可持續性。健全預算制度,需聚焦預算績效管理、績效評價、支出標準、預算執行、監督機制等重點環節。深化零基預算,打破常年固化的預算基數,有利于提升財政資源配置效率,增強預算編制的科學性和透明度。
推進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決定》提出“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程度”。當前我國省以下財政體制表現形式多元,省市縣鄉四級地方政府間財政體制既呈現“一級政府、一級財政”的一般屬性,又有各類功能區、鄉財縣管、省直管縣、計劃單列市等特殊形態。而在“上級決策、下級執行”的機制下,容易導致事權不斷下移到更低一級政府,加劇基層支出壓力。推進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合理劃分省以下各級事權和支出責任,規范收入劃分,優化轉移支付,能緩解一些地方“三保”壓力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有待提升等問題。
消費稅擴圍、后移和下劃,增加地方自主財力。2023年國內消費稅規模超1.6萬億元,占全年稅收收入8.9%,是四大稅種中唯一的中央獨享稅。改革消費稅,調整優化消費稅征收范圍,推進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對于建立健全規范穩定可持續的地方稅收體系、引導地方政府轉變“重生產、輕消費”理念、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等具有重要意義。一是擴大征收范圍。《消費稅暫行條例》自1993年發布以來僅在2008年修改過一次,一些條款已滯后于當前形勢。比如,部分高能耗高污染產品、奢侈消費品、高檔生活服務業等還未納入征收范圍。二是征收環節后移。目前我國15個消費稅目絕大多數都在生產環節征收,將征收環節后移至批發或零售環節,能有效引導地方改善消費環境。三是穩步下劃地方。2019年9月國務院印發《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后調整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推進方案》提出,“改革調整的存量部分核定基數,由地方上解中央,增量部分原則上將歸屬地方”。未來可能會延續這一思路,或重新調整分配比例。
完善個稅制度。個稅與廣大居民關系最密切,是國家籌集稅收的四大稅種之一,發揮著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作用。《決定》提出要“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聚焦優化綜合所得征收范圍和加大個人所得稅抵扣力度。對于征收范圍,《決定》提出“規范經營所得、資本所得、財產所得稅收政策,實行勞動性所得統一征稅”。優化撫養子女專項抵扣,《決定》提及“加大個人所得稅抵扣力度”來“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是以短期操作利率作為主要政策利率。在淡化對金融總量目標的關注度下,貨幣政策調控框架逐步從數量型調控為主向價格型調控為主轉變。如7月8日央行發布公告稱將開展臨時隔夜正、逆回購操作,利率分別為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減點20bp和加點50bp。二是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更好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牽引帶動作用,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
健全資本市場功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據財政部數據,當前我國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占比約為7∶3,直接融資中的債券融資與股權融資占比約為9∶1,融資結構有待進一步調整。一是提高資本市場服務科技創新能力。《決定》提及“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鼓勵和規范發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二是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進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監管制度、退市制度、大股東和實控人行為規范約束機制等。如證監會5月公布《上市公司股東減持股份管理暫行辦法》。三是促進投融資協調發展,提升投資者獲得感。如加大投資者保護力度,鼓勵上市公司加大現金分紅力度等。四是引導長期資金入市。如鼓勵發展權益類公募基金,支持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參與資本市場等。
在發展中兼顧保障和改善民生
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在“民生”框架下闡述房地產相關內容,重點聚焦于老百姓關心什么、期盼什么。在住房制度方面,建立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一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解決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難問題,并發揮促進經濟發展、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等作用,是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完善“保障+市場”的住房供應體系的重點工作之一。在3000億元保障性住房再貸款、專項債、PSL等政策資金支持下,通過新建、收購已建成商品房、盤活存量等方式,確保保障性住房供給。另一方面支持居民多樣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實現從“有房住”向“住得好”轉變。在市場調控方面,充分賦予各城市政府房地產市場調控自主權,因城施策,允許有關城市取消或調減住房限購政策、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標準。5.17新政以來,各地已根據市場情況,逐步優化住房限制政策,短期內市場熱度提升明顯,根據克而瑞數據,百強房企2024年6月銷售額環比增長36.3%,銷售同比降幅收窄,一線城市二手房成交同環比均轉正。未來,將繼續發揮各城市政府調控主體作用。對于取消普宅和非普宅標準,可降低交易稅費,支持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北京為例,過去個人出售2年以上的普通住宅,免征增值稅;而個人出售2年以上的非普通住宅,征收差額增值稅,稅率為5.3%。在融資渠道方面,未來在拿地階段依靠房企自有資金,在開發階段依托開發貸,在銷售環節依靠購房者自有資金和個貸,回歸簡單規范的融資體系。過去融資渠道多元化,包含開發貸、并購貸、信托貸款、上下游占款、商票等近50類細項,未來非標轉標是明確的政策方向。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也將進一步發揮作用,滿足房地產項目合理融資需求。在銷售制度方面,預售制度改革將進一步規范預售資金監管,保障新建商品房交付,試點現房銷售制度。在稅收制度方面,房地產相關稅收主要有11種,其中5種是針對不動產的開發建設、交易和保有征收的,主要包括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契稅、房產稅(滬渝)和城鎮土地使用稅;6種是房地產行業涉及的稅收,主要有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完善房地產稅收制度,是對目前稅制進行優化。比如,土增稅的預繳方式不明確,可調節規范預繳金額。完善房地產稅收制度,根本目的在于建立與房地產發展新模式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城鄉融合發展。2023年,公安部數據顯示全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8.3%,統計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6.2%,二者相差17.9個百分點,有超2億未落戶農業轉移人口長期在城鎮生活工作,但未能平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對于促進社會公平、改善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增進社會流動、釋放內需潛力、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等具有重要意義。
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應對少子老齡化問題。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我國出生人口902萬人,出生率為6.39‰,人口自然增長率-1.48‰。人口連續兩年負增長,總和生育率約1.0左右,低于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將導致勞動力短缺、加重社保負擔、影響社會創新和發展活力,對經濟、社會、家庭、文化等各個層面產生深遠影響。《決定》適應當前我國人口發展變化形勢,從完善生育激勵、降低生育成本、完善普惠育幼服務等方面出發,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
風險提示:經濟超預期波動,國際地緣政治沖突,國際環境復雜程度加劇,全球經貿摩擦加重,產業政策不確定性等風險。
證券研究報告《三中全會哪些經濟領域改革值得期待?》
對外發布時間:2024年7月23日
發布機構:國海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報告分析師:夏磊
SAC編號:S0350521090004
(本文作者介紹:國海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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