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改革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專欄按：今年3到6月期間，中國人民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和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工作論文中，形成了《從供給側測算經濟增長目標及其對改革的要求》和《從需求側測算經濟增長目標及其對改革的要求》各2萬余字的上下兩部分研究報告，將分篇陸續摘要發出。今天發出之九。

　　周天勇

　　從需求方面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主要是居民消費需求的收縮所致。2012~2022年國民經濟供給-收入-需求系統從各結構性的流量看，導致生產和資產溢值的收入分配變化，傳導到居民消費需求對生產增長拉動力的影響，主要有這樣一些扭曲和收縮。從深層次的原因看，計劃生育減少了就業、收入和消費主力人口，戶籍等體制阻礙了農村農業人口向就業多、收入高和消費能力強的城鎮和工商業及區域遷移，農村和城鎮集體土地出讓金的97%分配到了地方政府項下而沒有到農民收入中，農村宅地和住房不是資產沒有以地為本創業收入和交易收入，高房價隱性轉移了居民收入擠出了消費，2022年與中國發展水平大體相同的國家民生支出比率為20%而中國是7.7%。

　　第一，計劃生育。因計劃生育影響就業人口，1980~2002年，居民邊際減少的年平均稅費后凈收入額，當年值和累計值分別為1191億元和8241億元，其影響的居民消費支出變動，在需求側損失的經濟增長率當年為0.18個，累積為1.18個百分點。前20年生育管制，致使進入生產的勞動力減少，其有支付能力的收入相應減少，造成居民消費和居民投資需求相對收縮，影響需求側的經濟增長。并且由于勞動力再生有20年周期的特性，計劃生育減少的勞動年齡人口動態呈累積收縮狀態，其后20年對經濟的影響有當年減少傳導值和多年累積減少傳導值。樣板國家人口自然增長率標準值為14.6‰，中國為12.0‰，偏差值為2.6個千分點，23年因此而累計減少的勞動年齡人口為6605萬人。但是，從綜合生育率推算減少的勞動年齡人口為1.5億人左右。

　　第二，阻礙人口遷移。因人口從就業機會少、收入水平低、消費能力弱的農村農業，向就業機會多、收入水平高和消費能力強的城鎮工商業轉移受阻。2012~2022年，居民邊際減少的年平均稅費后凈收入額為5487億元，受其影響，居民消費支出變動在需求側損失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0.7個百分點。與中國同等發展水平樣板國家的農業就業比率標準值為11.22%，中國偏差值為27.02%，差值為16.80個百分點，以此計算中國因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體制，阻礙淤積在低收入水平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平均觀察為11962萬人。

　　第三，土地出讓金分配扭曲。因農村和城郊農民集體土地零價格低補償征收，并且其高價格出讓收入在政府與農民間分配扭曲，影響了農民合理的收入和需求流量。2012~2022年造成需求側農民消費能力被轉移，農民消費支出邊際減少11年總量為13311億元，使經濟增長速度年均損失0.14個百分點。地方總計出讓土地4696萬畝，獲得出讓金610096億元；假定地方政府收40%稅，農民獲得60%土地出讓金，農民年平均可獲得土地交易收入33278億元，資產收入40%用來消費，累計損失消費能力146423億元，年均為13311億元。

　　第四，農民宅地不是資產。因農村住宅和宅基地禁止和不能市場化交易，不能以地為本就業創業經營二三產業，農村居民不能獲得這部分財產市場化收益和以地為本二三產業收入。受其影響，2012~2022年，農民消費能力弱造成經濟增長年均下行0.17個百分點。中國城鎮和鄉村住宅實行二元體制，即城鎮居民住宅是資產，可以定價和交易；而農民住宅和宅基地只是生活資料，禁止交易，不能定價，不是資產和財富。11年間農村住宅面積存量平均值為322億平方米，宅基地為16913萬畝，影子價格總資產為142.56萬億元。如果年平均交易率為3%，因禁止交易農民損失的稅后凈收入累計為421976億元，年平均失去收入38361億元；不能以地為本創業經營收入損失年平均31553億元。

　　第五，高房價。住宅由房地產商投資、開發和銷售，2012~2022年間，因單一供給渠道扭曲，房價過高隱性轉移了買房居民的收入，擠出居民消費能力，造成經濟增長年均下行0.55個百分點。聯合國人居署倡議，合適面積的房價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應當在3到6之間，最好不超過6，但中國房價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在10.6，高出合理房價收入比5.6。因此而邊際轉移居民收入，即擠出居民消費需求從2030億元變化到5465億元，規模最大的2020年為7371億元，累積邊際擠出居民消費支出規模達49131億元。

　　第六，民生支出比例過低。2012~2022年，居民額外負擔教育醫療居住等支出，由此減少的居民消費支出影響經濟增長年均0.64個百分點。其間，國際上與中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福利支出占GDP比例平均為19.32%，中國為7.58%，差值為11.74個百分點。民生教育醫療生育等支出不足，本來應當由政府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務需要居民個人支出，其邊際影響居民消費需求從2341億元變化到6592億元，累積邊際擠出居民消費支出規模達57558億元。

　　上述各項加總，從需求側看，由于各方面影響了居民，特別是農民正常的收入，導致全國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占GDP比例低了12~17個百分點，加上高房價對居民收入的隱性轉移和地方政府對居民提供教育醫療居住等民生支出水平較低，導致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從需求側造成的年均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為2.02個百分點。

　　需要指出的是，非國有企業投資、出口需求和居民消費，其支出指向主要是消費品生產能力的投資和生產品的購買，它們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方面互有替代。前些年用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建設、城鎮房地產開發和出口導向的發展加速了經濟增長，但在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飽和、供給相對過剩，而在出口需求不確定的情況下，居民收入和水平過低和消費能力不足，既是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原因，也是未來經濟下行的最主要問題。如果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占GDP比例扭曲格局得不到扭轉，未來經濟增長從中高速4%以上轉向2%左右低速增長的風險很大。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