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張明

　　第一，民營企業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性不容低估。

　　民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可以用“56789”來概括，即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50%的稅收、60%的經濟增長、70%的技術創新、80%的存量就業和90%的新增就業。盡管我國人口老齡化在加劇，但當前年輕人就業依然面臨較大壓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當前民營企業發展遇到很大困難。事實上，民營企業發展不僅對解決就業問題至關重要，對技術創新也具有重大影響。如果民營企業普遍遇到經營困難，我國的技術創新速度總體上也會受到較大影響。

　　我們很高興在韓文秀主任關于三中全會的解讀中看到這樣一段話：“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的長效機制，支持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這表明黨中央在下一步的戰略部署中，對民營企業如何參與重大技術創新做了重要安排。

　　第二，總書記提出的“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非常重要，值得高度關注。

　　當前有這樣一個不太好的趨勢，許多地方政府將發展新質生產力簡單等同于發展電動汽車、新能源電池和光伏產業等“新三件”，幾乎各地的產業園都在大干快上這些項目。

　　令人擔心的是，這種情況可能會像過去的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產業一樣，過一段時間后，產生龐大的產能難以消化。尤其是考慮到近期歐美對我國新能源汽車等行業開始加征關稅，如果未來出口路徑明顯受阻，國內龐大的“新三件”產能如何消化，將成為一個棘手問題。因此，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非常重要，各地應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優勢產業和本地特色來發展形態各異的新興產業。過去各地常常一擁而上、大干快上，最后造成重復建設、產能過剩和資源浪費。這種情況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努力避免。

　　第三，要正確處理新質生產力和傳統生產力的關系。

　　新質生產力（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創新非常重要，但也不能忽視傳統產業的重要性。例如，服務業對解決當前中國的年輕人就業問題而言將會發揮關鍵作用。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總體供求平衡，但年輕人失業率依然很高。雖然發展新質生產力具有重要意義，但其重資產屬性意味著相關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較低，無法解決大量年輕人的就業問題。我們仍需要傳統產業尤其是服務業來解決就業問題。

　　在本次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提到要加快服務業的高質量對外開放，包括電信、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這些行業都是過去中國居民消費的痛點，優質服務供給一直不足。因此，加大這些領域向外資與民資的同步開放非常重要。這將有助于服務業的發展，同時促進就業和創新。

　　此外，他指出，但我們必須看到，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總需求不足。當前CPI同比增速接近零，PPI同比增速長期為負，說明中國經濟存在負向產出缺口，擴大內需依然是當務之急。而要顯著擴大內需，關鍵是要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這一方面可以通過政府補貼來實現，例如加大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規模，并將募集資金用來給中國家庭發放消費券。另一方面，應加快發展服務業，因為服務業是中低收入人群的主要就業領域。只要服務業能夠快速發展，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就會有保障，他們就會擴大消費。

　　第四，高水平文科教育對發展新質生產力而言不可或缺。

　　近期高等教育的風向發生了重要變化。例如，網紅張雪峰大力推薦年輕學子們報考理工科，理工類院校的排名明顯上升，而傳統文科強校的排名顯著下降。然而，要發展新質生產力，高水平文科教育同樣重要。我之前看到過一個相關資料，全球許多市值增長迅速的高科技公司，其創始人或CEO往往具有文科背景。高質量的文科教育，如哲學、邏輯學和歷史學，強調思維的獨立性、批判性和歷史縱深感，這對于科技創新而言非常重要。

　　中國的高等教育模式源于前蘇聯。這套模式擅長培養工程師，因為工程師教育強調系統性思維和集體性思維。然而，這套模式在培養創新者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創新者往往具有非傳統的思維方式，強調獨立性和批判性，這在傳統教育模式中較少被重視和鼓勵。未來，在轉向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的過程中，高水平文科教育必不可少。然而，目前的風向使得文科教育地位顯著下降。例如，金融被認為是一個具有“羞恥感”的學科。大量學生投入計算機、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學科領域。我擔心未來五到十年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可能出現學生供過于求，導致新的就業困難。屆時，高水平文科專業的市場需求可能會突增。世事如棋局局新啊。

　　第五，五大增長極發展新質生產力也應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幾年前，我與魏偉、陳驍合著了《五大增長極》一書。該書探討了在外部環境惡化的背景下，中國轉向“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必然性。而創建國內大循環的重要前提是建立國內統一大市場，打破各種束縛，使各類要素在國內自由流動。要素的自由流動必然會導致新一輪要素聚集。據此我們認為，大灣區（廣州、深圳、佛山）、長三角（上海、杭州、南京）、京三角（北京、天津、雄安）、中三角（鄭州、合肥、武漢）和西三角（成都、重慶、西安）等五個區域有望獲得更快速度的發展，并成為中國經濟的五大增長極。

　　上述五個區域的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也必須因地制宜。我結合去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關于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提法，舉兩個例子。大灣區的特點是科技創新和金融市場的雙輪驅動。深圳和香港的科技創新迅速發展，同時金融市場也非常發達。大灣區類似于中國的硅谷，有望成為中國科技金融的發展前沿和重要策源地。西三角（成都、重慶、西安）未來有望成為綠色金融重鎮。具體而言，由于西部地方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如東部，如果未來碳排放權交易與碳匯交易進一步放開與發展，那么東西部之間的碳排放權與碳匯交易可能顯著上升，西三角地區發展綠色金融，特別是建設區域性甚至全國性碳排放權和碳匯交易市場，可謂正逢其時。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