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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領袖丨周天勇

　　中國從1957-1977年實行資源計劃配置和生產資料城鎮主要國有和農村集體所有的經濟體制。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與前蘇和東歐等國家瞬時轉軌不同的是，中國走了一條漸近轉軌的體制改革道路，是一個體制二元轉型的國家。此討論成一專欄，今天發出之二。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不僅在經濟結構是一個向現代工業邁進的發展中國家，體制上也是一個后選擇逐步由計劃方式配置要素和資源的經濟體因此，在討論新中國成立后經濟發展緩慢和改革開放后發展出現奇跡方面，不僅要觀察經濟結構的二元轉型，還要描述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元計劃配置要素和資源體制及其改革開放后向計劃和市場的二元轉軌。

　　1．  學習蘇聯建設一公有二計劃的經濟體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是經濟重建和恢復期。1957到1977年開始學習蘇聯，建立新的計劃和公有經濟體制。抑制個人利益和弘揚集體利益；生產資料和宅地及住宅公有、生產資料城鎮主要國有，農村為集體所有；資源計劃配置；分配按勞動量計算并限制勞動分配差別；這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四位一體的制度模式。新中國成立時，我們的夢想是建設和實現一個沒有階級、人人平等、平均貧富、生產資料公有制、國民經濟計劃管理、在按勞分配的基礎上逐步擴大按需分配，沒有剩余價值、利潤、利息、商品和貨幣等美好和更加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第一，經濟建設發展中，調動勞動者積極性，強調無私奉獻與抑制個人利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區別與共存、對立與統一，是一對人類社會永衡的話題。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中，輕個人利益、重集體利益，強調舍小我和為大家，后10年中要求狠斗私字一閃念。在農村中保留自留地到收回自留地，禁止家庭養禽養畜、私自販賣；在城鎮企業中，用精神鼓勵代替獎金獎勵，用政治號召趕幫超代替能者多勞。從國家經濟建設的戰略導向看，重工業建設、輕居民生活；工業內部結構中，重視重工業積累，輕視輕工業發展。以城鎮企業職工長期低工資和低生活水平，來保持工業建設和生產的低成本；以農村農業產品低價格收購和工業品高價格銷售的剪刀差來積累工業發展的資金，并使其與城鎮居民的低工資相適應。

　　第二，形成了城鄉國有和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及主要生活資料及其自然資源公有制度。在城鎮中，1949年后，國家通過建設156個重大項目，形成了中國新的工業體系，并且其流動資金和固定資產均為中央級國有；城鎮原有的私營工商業和個體工（手工業）商戶，通過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有的成為地方國有制企業，有的成為城鎮二輕局和街道等管理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城鎮職工和其他居民居住的住宅，有的是私宅，有的是公有。城鎮和工業及服務業中形成中央各級行業管理部門和地方管理的中央國有企業、地方國有企業和各類城鎮集體企業。

　　解放戰爭期間和解放后，農村打土豪分田地，將耕地、山林、草場和宅地平均分配給了農民。1956年走集體經濟道路，先是農民土地等生產資料入股進入初級社，又入股集中到高級社，后來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生產資料想集中到人民公社，形成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的集體經濟。但是，20世紀50和60年代交替三年的饑荒，集體經濟絕大多數村莊又退回到了以隊為基礎的勞動、生產、核算和分配。這時，農村的耕地、草場、牲畜、場院、果園、林地、種子等生產資料為農村集體所有，農民的宅基地歸農民使用，但也為集體所有。農村農業領域逐步形成了以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為基層單位的集體經濟。

　　資源和要素公有。自然資源中的礦產為國有；森林的一部分為國有，另一部分為集體所有。農村和城郊的土地資源為農民集體所有，城鎮土地沒有明確但實際上為國有；農村和城鎮的宅基地和住宅，是生活資料，集體或者國家所有，居民使用，由集體、單位和城鎮社區無償或低租實物分配。農村的流動資金和固定資產，為集體所有；城鎮中的流動資金和固定資產，國有或者集體所有。

　　第三，以按勞取酬為主的分配制度。新中國成立后，（a）按勞動多樣化分配。只有在工農業中的勞動才能創造價值，其他要素投入和商業只是轉移價值。因此，分配只是對于農村農業的農民和城鎮的職工而言。前者在生產隊勞動，勞動付出記為工分，年終以工分進行核算和糧食等實物分配；后者在單位以記錄的工作日為準，按月領取貨幣工資，到糧店和商店去購買計劃定價和定量供應的生活用品。

　　（b）不論是農村還是城鎮，農民和城鎮居民的宅地和住宅都是無償或低租實物分配。然而，城鎮主要按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論年齡、資歷、職務、人口等不同標準分給職工房屋，建房和分房在不同單位之間、單位內部職工之間也不平均；而農村宅地分配，也因生產隊土地富裕或者缺乏，在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生產隊之間分配不均。但是，城鎮房屋和農村宅基地短缺，始終是城鄉居民生活的一個常態。

　　（c）資本和土地要素無償使用或給以低息。公私合營時原資本家的定息被取消，國有企業使用的資金沒有利息；農村土地無償使用，沒有地租；向城鎮、工業、交通、水利建設轉移的土地都是無償劃撥，也沒有地租。194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49.7元，1978年為171元，剔除人均消費支出的151元，剩下的20元即便是全部用作儲蓄，居民存款也極少，并且利息很低。

　　2． 計劃體制運行與國民經濟表現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從資源配置方面，逐步建立了大一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是生產要素計劃投入。城鎮國企，勞動力統一招工分配，勞動貢獻工資貨幣分配制；土地計劃撥給，住宅對職工和街道居民按照需要和可能的供給進行實物分配；資金由上級統一調配，企業申請報告，上級部門撥付，統收統支。城鎮集體企業 使用要素，消費資料按工分分配和居住土地實物分配，物資計劃量價供應。農村農業土地、勞動力和資金等資源和要素配置方面，耕地生產隊統一種植；勞動力統一集體派工和出工，勞動貢獻工分實物分配制，宅基地按照人口實物福利分配；化肥、裝備、牲畜、場院倉庫等流動資金和固定資產，由集體統一采購、建設和使用。

　　二是產品結構和數量計劃生產。每年工農業產品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由國家計劃確定。上年國家計劃委員會確定總的糧食、鋼、煤炭、電力、棉布、鹽、機床、塑料、自行車、縫紉機等產量計劃，向不同的行業主管部門下達；各行業按照計委下達的計劃，采購物資，組織生產。計劃生產必然為定量供應、統一采購、統一銷售和憑票憑本憑指標購買。與之適應，建立物資、糧食、商業、能源等采購、儲備、供應、批發、銷售等系統。

　　三是產品和要素價格計劃確定，許多是無償使用。其一，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價格由國家計劃委員會價格司確定。如工業品價格，一般是由投入成本加計劃利潤來確定價格。但糧食價格，由計算職工工資水平和城鎮居民相關消費物價水平而確定。其二，投入要素，土地和資金沒有價格，勞動力長期低工資。土地沒有價格，無償使用；建設資金、流動資金和更新改造資金沒有利息，使用企業不用支付成本；只有勞動力，低工資以適應多就業、低效率和低產出。

　　供求信息扭曲。由于計劃生產和統購統銷，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么生產，決策來自縱向的計劃指令，而不是實際居民和社會橫向的需求信息。一種產品，在社會需要方面短缺還是形成庫存和積壓，與企業無關。企業沒有計劃以外的生產自主權。

　　價格信息扭曲。產品、要素和資源有關的價格，有的如消費品是計劃確定，有的如土地、房屋和資金等沒有價格。因此，產品的價格不反映其短缺和過剩，價格對企業生產多少沒有刺激作用。勞動力投入多少，也與企業的經營效益無關。由于土地和資金要素爭取多少，不用付費，沒有成本，則能夠多用就用多，但需要通過層層審批。因而需要用地的企業可能得不到，而不需要用那么多地的企業，其要來過多的土地則造成閑置浪費。

　　激勵扭曲，沒有競爭。由于工資計劃確定，沒有獎金，許多不實行計件制，作為勞動者多勞不能多得，少勞也不少得。工作創新認真，產品質量提高和穩定，也不多得利益；工作守舊并不創新，產品質量差和不穩定，也不會受到經濟懲罰。因此，出工不出力，消極怠工現象非常普遍。企業也是，產品質量高，成本消耗低，利潤水平高，技術進步快，企業得不到利益留成，長期不提高職工工資；而產品質量差，成本消耗高，多年經營虧損，工藝技術落后的企業，職工平均的低收入也不受影響，如此種種，比比皆是。

　　3． 經濟增長不佳和人民生活數據

　　對此，我們下面用一系列數據來說明計劃配置要素和資源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后果。在這一模式形成初時，因為集中資源、快速資本積累和工業化的需要，增長速度較快；隨后就發生效率低下、經濟效益不高、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人均GDP世界排位持續后移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初，由于“左”的思潮干擾經濟建設，使我們的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國的位次不斷后移，而且與許多國家發展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從經濟學解釋，上述資源和要素一元計劃配置體制，與東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資源和要素市場配置體制同期獲得的經濟奇跡相比，給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帶來非常多的混亂和巨大的損失，在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下，經濟增長速度相對較低（見圖1）。

　　1950-1956年期間，中國平均GDP增長12.16%，1957-1977年平均DGP增長為4.63%。

圖1 1950-1977中國GDP增長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

　　1948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GDP的比例為7%，人均GDP排世界各國第40位，1978年下降為5.0%（如果按照實際匯率，大約為1%）；1978年人均GDP水平按當時官方高估的匯率計算，也只有224.9美元（如果按照市場匯率，估計為50美元左右），排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從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國農村每個社員從集體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農村人均口糧比1957年減少4斤；1977年全國有1.4億人平均口糧在300斤以下，處于半饑餓狀態；1978年全國居民的糧食和食油消費量比1949年分別低18斤和0.2斤；當年全國有139萬個生產隊（占總數的29.5%）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1978年全國有2.5億絕對貧困人口。當年，失業的城鎮青年2000萬人，實際城鎮失業率高達19%左右。居民食品消費占總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爾系數，城鄉分別高達56.66%和67.71%。

　　1980年時，城鄉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費品，主要是縫紉機、自行車、手表、收音機，每百戶的擁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電視機的每百戶擁有率也僅為1.6%；家庭電話非常少，即使按當時的公用電話計算，每百戶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機還很少有，家庭轎車普及率幾乎為零。居住方面，1978年時，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僅為3.6平方米，農村居民每戶人均居住面積僅為8.1平方米。

　　據世界權威的經濟增長學家麥迪森按購買力平價方式的研究計算，1952年到1978年中國GDP的實際平均增長率只有4.7%。整個國家和人民的發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數發展和生活指標排在世界國家和地區170位以外，處于聯合國有關部門和世界銀行等組織劃定的貧困線之下。

　　1． 周天勇：《三十年前我們為什么要選擇改革開放》，《學習時報》2008年9月1日。

　　2． 蘇星：《新中國經濟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1999。

　　3． 作者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計算所得。

　　4． 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 張銳：《70年來中國民間財富管理變遷全景》，《當代金融家》2020年第6期。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