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周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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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從1957-1977年實行資源計劃配置和生產資料城鎮主要國有和農村集體所有的經濟體制。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與前蘇和東歐等國家瞬時轉軌不同的是，中國走了一條漸近轉軌的體制改革道路。因此，資源配置的計劃行政與市場機制二元特長周期并存，同時農業農村向工商業城市繼續在推進，中國是一個結構和體制雙二元轉型的國家。此討論成一專欄，今天發出之一。

　　周天勇

　　1978年前中國開始了其獨特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行。改革開放后，中國因漸進轉軌而存在著計劃與市場二元并存的時期，工業化和城市化也在繼續推進。因此，中國既是有二元結構轉型特征的發展中國家，又呈現為體制和結構雙二元并存和轉型的國家，中國是世界上人口和經濟規模最大的雙二元轉型經濟體。

　　1．工業化：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型

　　我們先來看戰后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結構轉型理論，以及中國工業化超前和城市化滯后及其計劃國有體制下外源式的發展模式。經濟學家劉易斯研究了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傳統單一農業的落后經濟，由于工業化的推進發展到二元結構的發展中經濟，并隨著工業部門的逐漸壯大，二元結構經濟逐漸過渡到穩定增長的一元的工業化發達經濟。劉易斯把經濟發展問題歸結為工農業兩大部門之間的關系問題，系統地分析了二元結構消長和變動的過程。他的杰出貢獻使他在1979年度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劉易斯認為，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已經由傳統的單一農業經濟發展演變為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并存的二元結構經濟，這種二元結構經濟有下列特征。

　　第一，經濟中存在著兩個部門：傳統的占優勢地位的農業部門和現代的發達的工業部門。農業部門有眾多的人口，農業里有較多的勞動力，以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為主；工業部門有先進的大機器和流水生產線，有不同生產企業間的分工協作，有強大的石油和電力等生產動力，還有近現代燃油車和道路組合的運輸系統。

　　第二，農業部門是以傳統的自給自足型農業為主體的產業，大量使用的是土地等非再生性資源，其規模不可能隨著人口增長而持續擴大。因此，持續增長的人口對農業部門形成不可逆轉的巨大壓力，并造成整個經濟收益遞減的趨勢。另外，農業部門的技術進步，基本上建立在傳統的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變化緩慢，遠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長對有限資源的壓力造成的收益遞減趨勢。

　　第三，工業部門是以現代工業為主體的產業部門，大量使用廠房、設備等資源，其規模隨著生產的發展和資本的積累不斷擴大，其速度可以遠遠超過人口的增長，從而就業人口擁有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源并與之相互作用。另外，工業部門擁有先進的生產技術，且技術革新的速度較快，因而工業部門的人均產出高于傳統的農業部門，從而引起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

　　第四，在傳統的農業部門中，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即勞動供給彈性是無窮大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農業部門都存在大量可供利用的勞動力。由于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其后果一是在僅能維持生存的農業部門，實際工資率是不變的，不會上升。二是超過實際需求的勞動，其邊際生產力等于零。

　　第五，農業部門的工資與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無關，而是由維持生存的“制度工資”原則決定的，因而工資始終高于農業勞動邊際生產力。而在現代工業部門，工資與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有關。工業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力決定對勞動的需求量。但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供給對工資變化反應的彈性無窮大，除非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否則工業部門的工資并不隨著勞動需求的增長而相應增長。

　　劉易斯模型的中心含義是，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引起了工業部門的擴張，工業部門的擴張引起工業部門勞動就業需求量的擴大，從而吸引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轉移對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是因為勞動力轉移后，農業部門中的勞動力與土地的比率發生了變化，不斷地消除過剩的勞動力，而現代工業部門則得到了它為增加產出所需要的額外勞動力。因此，對于不發達經濟體來說，通過建立和擴大以現代工業為主體的現代工業部門，將不發達部門經濟內部處于隱性失業狀態的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使之與土地等非再生性資源脫離，轉而與現代工業部門中的資源相結合，這樣，當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將整個經濟內的過剩勞動吸納盡凈時，工業化將使收益遞增取代可能的收益遞減趨勢，整個經濟就轉變為穩定增長的發達經濟，二元結構也就轉化為工業部門占主導地位的一元結構。這一結構轉型過程將一直持續到所有的剩余農業勞動力被吸收到工業部門為止，由于農業部門不再存在剩余勞動力，農業勞動對工業的工資變動并不完全具有彈性了，工業部門要想擴大生產，增雇工人，就必須與農業部門展開競爭，以提高實際工資吸引工人到工業部門就業。由于工業部門的增加以及實際工資趨于上漲，農業商業化也必然開始了。

　　2．城市化：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型

　　二元結構轉型從另一視角看，是人口和生產力集中化和城市化。那么，為什么人口、勞動力、資本、技術、工廠、商業和市場等，會在地理上集聚在一起呢？城市化有著不可抗拒的內在經濟機制及其動力。

　　首先，城市中的分工使生產專業化和規模化，而其便利的協作降低交易費用。從城與鄉的關系來看，城是工商業和農業分工的地理形式；就城內部來看，居民、勞動者、商人、技術發明者等集中在一起，便于他們分工和協作；因而城也是經濟上大大降低分工和協作費用的空間形式，這是城市特有聚集經濟的內容之一。農業和游牧業是用地較多的產業，因此，在地理上看，是一種分散的經濟。而工商業則是用地較少的產業，從空間上看，為了節約土地和便于協作，是一種需要集中的經濟。分工必須要有協作，沒有協作，也不可能產生分工。但是，協作是有成本的，有協作的信息、交通運輸、談判等成本。只有分工者在地理上集中，才能大大降低這些成本。比如，集中在一個城里，制衣廠才能最快地找到布匹、紡線、紐扣等原料，找到熟練工人。即使一個地點與另一個地點之間，兩個城市間的分工協作，也要比兩個農村與農村間的分工協作，或者一個城市與一個農村的分工協作，成本低得多。在城市中的分工協作中會節省大量的信息尋找、運輸和談判費用，時間效率也大為提高。這就是人口、勞動力、工廠和服務者們在地理上集中在一起的經濟原因。

　　其次，生產和服務規模化。只有人口、工廠和商業的集中，一些需求才能聚焦起來，進而使生產和服務規模化，這使得提供產品和服務者的固定和分攤成本大大降低，生產和服務量高于最低盈虧點規模，并且規模越來越大，使生產和服務者獲得規模擴大帶來的收益。這是城市聚集經濟的第二個內容，也是城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分工的形式是專業的生產和服務，人口聚集后形成的規模化需求，也即人口、作坊和店鋪等在地理上集中的城的形式，是專業化生產和服務的一個前提條件；而規模化生產和服務又吸收了更多的人口、工廠和商業到城里來，進一步使分工和專業化獲得更大規模的需求，城的規模也進一步擴大；并且，隨著人口、作坊和店鋪的越來越多。新的規模化的需求不斷出現，從而出現新的分工和行業；需求和生產及服務，互為條件，互相推動，互相作用，使城的規模越來越大。比如，在一個很小的村莊里，酒店這種專門的行業是無法生存的，因為它面對的社會需求幾乎為零；而在一個城里，節日、婚娶、送喪、祝壽、升遷、中舉、迎來、送往、朋聚、旅客等，對酒店的需求規模足夠使酒店業獲得利潤，這樣酒店這種分工的行業才能生產和發展起來。酒店、作坊、店鋪等就這樣因追求規模化需求而趨于集中，逐步地在地理上形成城這樣一種空間形式。

　　最后，形成外部經濟。人口、工廠、商業等在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外部經濟效應，而居民、作坊和店鋪追求這種外部經濟，又不斷地使其在地理上集中，在空間上形成城，并使其不斷地擴大。從供排水、道路、信息、購物等活動來看，工商業集中在城中，更容易獲得這方面的服務和供給；而在分散的農村中，不可能提供便利的供排水、寬敞的道路，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并且購物也極不方便。城中的這些基礎設施，也可能是城中公共機構（如城的管理部門）提供的，或者是私人建設的，然而，城中的所有居民和其他工商業者雖然沒有投資和支付成本，卻都分享了這些基礎設施和服務，這就是集中給他們帶來的外部經濟。一些手工業者、作坊主、店鋪老板等，發現在城中比在農村更容易和更多地得到這種不需要自己支付成本的外部經濟，使得他們在地理上集中，形成城，并使其規模逐步擴大。

　　因此，狹義的有關城的空間聚集經濟，可以看成是集中后分工協作費用的節省——規模生產和規模服務的收益遞增，以及人口、工廠和商業集中后形成的外部經濟。人類社會和經濟活動的聚集經濟，是城起源的重要推動力。

　　1949—1978年的中國，從經濟發展方面看，上述二元結構轉型及其緩慢，到改革開放初時仍然是一個典型落后的農村農業國家。這一階段中，實行居民糧食城鎮定量和農村年終實物分配，居住在農村實行宅基地無償分配和城鎮單位街道房屋象征性租金分配；從1958年起對城鎮之間的人口流動實行嚴格的戶籍管制，勞動和工作固定在城鎮國有和集體單位以及農村集體生產隊中，城鎮人口還向農村逆流動；國民經濟在各個方面實行了計劃管理，生產和居住資料公有，產品和要素價格扭曲或者根本就沒有價格。因此，市場供求、產品和要素價格沒有起到調節人口順利市民化、勞動力農業就業比率正常下降、農業增加值比率與農業就業比率合理化等方面的作用。

　　3．工業化超前與城市化滯后 · 外源推動與內源不足

　　計劃體制阻礙了二元結構的轉型。到改革開放前建立了一定的工業體系，第二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1952年的49.5%上升到1978年的72.3%，農業從1952的50.5%下降到了27.7%。但是，從人口和勞動力就業結構看，1949年人口城市化水平為10.64%，1952年農業就業勞動力占總就業規模比重為83.54%；到1978年時，人口城市化水平只有17.92%，每年只上升0.24個百分點；勞動力農業就業比例也還高達70.53%，每年只下降0.43個百分點，這造成了工業化超前和城市滯后的嚴重扭曲。

　　而從上而下的計劃體制和工業化的國有大項目方式，使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不是內源式發展。即工業化方面，不是農民開始進行積累，不是從農業農村社會農民參與的傳統作坊到近代小工廠，不是傳統大中工廠再到現代化的工廠；城市化方面，不是以大村莊到小集鎮，不是繼續從小集鎮到小城鎮，不是小城鎮再集中到小城市，不是從散點的集鎮、城鎮到特大、大中小和城鎮這樣的城市圈和城市鏈體系的人口和生產力地理變化。大部分地區沒有經過費孝通先生調研時的鄉村工業化和小城鎮發展階段。中國大部分地區除了浙江等地外，走了一種外源式的發展模式：即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體制下，建設項目外生到一個地區形成自成獨立的工業，以國有企業生產需要的人口形成城市，甚至工廠許多員工來自于外地，與當地農業農村經濟社會向工業城市經濟社會關系不密切。農民幾乎沒有參與，當地產業與外源植入式的工業沒有產業聯系。結果，造成巨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和經濟發展差距。

　　1． 周天勇：《新發展經濟學》（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

　　2． 即盈虧臨界點規模，在這盈虧規模點以下，生產和服務不能有效地攤銷一些固定成本，在此以上則每單位所含的各種分攤成本越來越小，使生產和服務的規模收益遞增。

　　3． 周天勇：《城市及其體系起源和演進的經濟學描述》，《財經問題研究》2003年第7期。

　　4． 楊小凱在他的新興城市化理論中描述了分工演進與城市起源的關系，他看到了城的出現，會節省農業與工商業之間的交易費用（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經濟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但是，他沒有揭示的是，城的出現最深層次的原因是，除了節省城鄉分工的協作費用外，城更大程度上能大大下降在城內各種分工的協作費用。并且，城的起源，并不是單純源于農業和工商業的分工，而還源于保護財產安全的成本、城內協作費用降低、集中后的規模收益遞增，以及集中后獲得的外部經濟。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