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劉曉曙

　　某教授在接受一次采訪時指出，“有一種說法說我們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要改成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我覺得提出這個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經濟，就是故意誤導中國”。這一觀點引起了很大爭議，多位經濟學者對此表示反對，另一某教授更是針鋒相對，喊道“反對擴大消費才是誤導中國”，認為當前我國已經投資過剩，未來我國經濟增長需要靠消費拉動。

　　那么，到底靠消費拉動還是靠投資拉動？消費拉動會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模式嗎？

　　一、消費率的變遷是個歷史過程，遵循U型律

　　相較發達經濟體，中國消費率低，投資率高。目前，中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約53%，低于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差距超過20%，有很大增長空間。在繼續投資刺激會造成行業產能過剩、資源浪費背景下，許多學者支持“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應該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

　　那么，我國消費率真的低嗎？

　　其實，較高的投資率，相應的，即較低的消費率，是資本原始積累或經濟發展過程中特定階段的一般規律，簡單的將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作對比是沒有意義的。

　　理論上，在經濟由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階段演進過程中投資率的變化將呈現倒U型。自然，這也意味著，消費率的變化呈U型律。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階段，全社會新創造的價值除去基本消費外沒有太多剩余，形成了消費率高、投資率低的格局；當經濟發展跨越低水平階段后，全社會新創造的價值除去基本消費外還有較多剩余，加上強烈的增長沖動，社會資源將被更多地用于積累和投資，投資率高企，消費率則相對較低；當經濟發展進入較高階段后，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已經形成，產品豐富，人們收入豐厚，社會注意力由生產轉向消費，消費由生存型向享樂型延伸，消費率提高，而投資率有所下降。

　　各國經濟的經驗也表明，投資率變動服從倒U型律。世界銀行按照人均國民收入把世界各國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低收入階段、中等偏下收入階段、中等偏上收入階段、高收入階段。以疫情前的2019年為例，可以看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資本形成率高于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及低收入國家，也明顯高于高收入國家。

　　當前，我國仍處于中等收入國家發展階段。這意味著，較高的投資率和較低的消費率對支撐我國經濟發展是十分必要的。事實上，雖然我國資本形成率遠遠高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但按人均角度考慮，發達國家每年的人均資本形成水平仍遠高于我國。根據世界銀行數據，與G7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每年的人均資本形成額仍較低，比如，2022年美國人均資本形成額甚至是我國的3倍以上。如此大的差距說明我國在資本積累方面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從人均的角度看，我國的投資不是太多了，反而是少了。

　　當前我國離發達國家標準還有一定距離，若我國過早的降低投資率，轉向提高消費率，可能導致我國陷入經濟停滯的災難。以阿根廷為代表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普遍具有低投資率的特征。

　　因此，要判斷經濟增長依靠投資拉動還是消費拉動仍要從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出發。

　　二、刺激消費可糾正經濟暫時偏離長期供給曲線，但并不改變長期供給曲線

　　投資對擴內需有乘數效應，這是經濟學教科書上常講的事情。現今一些經濟學者的研究認為消費也有同樣的效應，即消費對擴內需亦有乘數效應。比如，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與螞蟻集團研究院曾聯合發布報告稱：政府1元的消費補貼平均能夠帶動3.5元以上的新增消費。根據有關方面統計，2022年上半年杭州各區、縣（市）共計發放各類消費券2.93億元，拉動消費超30億元。消費乘數效應的存在，讓相當部分經濟學者興奮，特別是是在當前中國消費率遠低于發達國家背景下。盡管增加投資可減少企業積壓，但一旦投資完成又會形成新的產能，假若消費跟不上，對原本過剩的產能就會雪上加霜；而刺激消費則不同，消費拉動的是最終需求。因此，學者們的意見更傾向擴需求的重點不是投資而是消費。

　　那么，該怎么看待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呢？

　　經濟增長是一個循環再生產過程。經濟運行過程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在這個過程中四個環節有機聯系，社會再生產得以循環往復，社會財富增加。表面是產品和服務由生產到消費的循環，背后是所有創造社會財富的要素，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數據、技術等都參與循環之中。

　　以一個僅包括投資與消費的二部門經濟為例，經濟循環中有幾點值得關注：（1）存在兩大潛在堵點。堵點①：若供需結構失衡，就可能造成總供給大于總需求，出現生產過剩現象，企業把產品生產出來后沒人買，產品壓庫，資金不能回流，再生產難以為繼，嚴重的話就出現大蕭條現象；堵點②：若企業家信心不足，或者說預期轉弱，認為未來投資的不確定性或風險在加大，包括缺乏安全感和公平感，就會收縮投資，導致投資需求不足，經濟循環力量減弱，嚴重的話就會產生流動性陷阱現象，無論降低利率抑或增加貨幣供應量也沒有作用，企業家不愿意投資。（2）在暢通經濟循環中，消費須保持適當比例。社會總生產分為兩大類：一是生產資料，二是消費資料。社會再生產實現的核心問題歸根到底是比例問題，即社會生產兩大類之間必須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通過“實物補償”和“價值補償”得以進行社會再生產。在不同發展階段，這個比例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如前所述，當經濟發展跨越低水平階段后，社會資源將被更多地用于積累和投資，這個階段投資率較高，而消費率相對要低；當經濟發展進入更高階段后，高度發達的工業體系已經形成，社會注意力由生產轉向消費，消費也由生存型向享樂型延伸，消費率提高，而投資率有所下降。

　　需求不足、生產過剩在工業化社會的經濟循環中并不少見。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主要由人口、資本和技術進步等驅動。但從短期來看，由于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等原因，一國的產出不僅僅是供給端決定的，還要考慮到供需平衡。例如，當市場有效需求不足時，總需求＜總供給，企業生產出來的商品銷售不足，形成了庫存積壓和“過剩”，實際產出因此低于潛在產出，出現產出的負缺口，有時也被稱之為衰退缺口，經濟運行出現暫時偏離長期經濟增長趨勢。

　　經濟運行在長期過程中是能夠自我校正（self-correcting）的，也就是說，當經濟中存在負缺口時，經濟會被推回到潛在產出水平，使得產出缺口變回零。這種自我校正過程一般要花費幾年甚至十幾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在凱恩斯時代，大部分經濟學家把短期看作無關緊要，凱恩斯則務實的指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因此，他提出不要等待經濟的自我校正，而是政府應該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經濟總產出偏離潛在產出水平時推動其回到潛在產出水平。比如，當經濟存在衰退缺口時采用擴張性政策刺激投資或消費。

　　在這個圖里SRAS是短期總供給曲線，LRAS是長期總供給曲線，AD1是初始的總需求曲線，在初始的短期宏觀均衡點E1上，總產出水平是Y1，低于潛在產出水平Y2，政府要做的是采用積極政策增加總需求，將總需求曲線右移到AD2的位置，使得衰退缺口封閉，經濟達到新的短期均衡點E2，這個點也是長期宏觀經濟均衡點（參見《宏觀經濟學（第二版）》，保羅﹒克魯格曼、羅賓﹒韋爾斯 著）。

　　“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機制在于，短期內，通過擴張性政策刺激消費可彌補市場需求的不足。政府通過實施消費刺激政策（例如發放消費券或消費金），直接帶來產品需求量增加。消費刺激政策帶來產品需求的增長將直接形成實際產出，減少需求不足帶來的產出負缺口。同時，消費需求的增加將一定程度上緩解生產過剩問題，促使企業資金回流實現再生產循環，形成消費與生產的正向反饋，促進實際產出向潛在產出水平回歸，推動經濟回歸長期增長趨勢，糾正經濟對長期供給的暫時偏離。

　　可以看出，無論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僅僅是一種經濟穩定政策，是管理短期經濟波動的工具與封閉短期產出缺口的手段。盡管從短期來說，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會對經濟產生較重要的影響，但這些擴張政策所驅動的需求曲線右移對總產出的沖擊是暫時的，并不會影響經濟的潛在產出，它們只是通過將總產出水平推動到潛在產出水平位置。

　　三、推動長期經濟增長還需從供給側發力，重構長期總供給曲線

　　需求側管理，無論刺激投資還是消費都是讓生產得以繼續的短期應對之策。短期的應對當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否則如凱恩斯的名言“從長期看，我們都死了”，經濟停擺了。凱恩斯名言諷刺了那些只看長期，不顧短期問題的經濟學家。然而今日，人們對經濟的觀察分析只見短期不見長期，地方政府也常囿于穩增長的KPI考核，陷入過度關注短期經濟增長，反而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這背后部分源于人們對長期經濟增長之“長期”的錯誤認知。一般談論長期的經濟增長都是有關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因此，容易產生長期即長遠的看法，長期經濟增長就是遙遙未來的經濟增長。當遇上經濟下行的時候，都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度過當下難關，把長期經濟增長的事放在一邊，認為那是日后再去考慮的事情，日子就這么一天天、一年年的過吧。殊不知，由于經濟運行總是趨向于回到潛在產出水平上，實際總產出水平會圍繞潛在產出水平波動，很少過多背離，所以，從長期比如幾十年來看，經濟增長率的走勢非常接近潛在產出增長率走勢。實際上，長期經濟增長中的“長期”和代表經濟潛在產出水平的長期總供給曲線中的“長期”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長期經濟增長討論的是潛在經濟產出水平。

　　近年來我國實際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潛在產出增長率的下降。中國經濟的真正挑戰在于長期供給曲線的重構問題，而非短期的需求不足問題，需要從供給側持續發力。

　　過去的數十年，我國采取了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人口紅利和大規模投資使得國內生產能力迅速提高。然而，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和勞動投入對增長率的貢獻會逐漸降低。隨著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資本收益出現遞減，要素驅動高速增長的模式己經走到了盡頭。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重塑長期總供給曲線，才能走出新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是近年來我國經濟放緩的重要原因。從格羅寧根大學的計算結果看，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在2014年之后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當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2021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僅為美國的40%、德國的44%、日本的63%。。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效率提升，二者都離不開有效投資。技術進步并不單獨存在，必然附著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上，要使用新技術，就必須積累資本。因此，以技術創新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就意味著將更多的投資用于支撐未來全要素生產率不斷進步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等新質生產力。

　　增加有效投資是協調長期經濟增長與短期經濟穩定的一致性的重要紐帶：短期來看，投資是構成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加有效投資將直接帶來需求的增長，封閉由于需求不足帶來的短期衰退缺口；長期來看，通過深化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促使社會資本從效率低的行業轉向效率高的行業，推動經濟發展由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

　　目前，中國既需要解決短期需求不足的問題，也需要解決長期有效供給動力的問題。前者需要在需求側加強管理，后者則需要供給側的持續發力。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更多的是學者們針對短期內如何解決經濟恢復向好問題提出的方藥。但從長期來看，只有發揮市場作用，增加有效投資才能為穩增長提供更為持久的動力。實質上，擴大有效供給也是擴內需。哈哈，這里“長期”是不是也有不是長遠的意思哦。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理學博士、廈大經濟學博士、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