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劉元春
當前,世界經濟的變化比想象中更復雜。除了參考國際機構的判斷,我們還需要深入剖析正在發生的事情,這對于深入理解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是非常重要的。
在后疫情時代,主導全球經濟增長的中期因素不會發生變化,但會有階段性不同。在以往對全球經濟增長長期停滯的研究中,我們提煉出了很多基礎性因素,比如全球生產率下降導致經濟增速放緩。
從目前來看,各國勞動生產效率增速都在放緩,且近年來加速下行,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后疫情時期的修復比想象得要慢,疫情帶來的疤痕效應較大。二是美國挑起的技術戰、“脫鉤”,以及“去風險”帶來全球技術貿易的下降,直接導致全球技術進步增速漸緩,主要體現為全球芯片、半導體等高新技術產品交易額大幅下降。三是新技術應用場景的拓展速度放緩,主要體現為全球專利技術下降。
以上幾大因素導致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增長趨緩,導致經濟增速下降。除此之外,一些長期因素,比如人口問題、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問題、逆全球化問題、減碳帶來的氣候成本擴張問題,以及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導致各國國防支出成本上漲的問題等,也會使得經濟增速放緩。
全球通貨膨脹率在2022年達到歷史新高9.2%,以美國、歐盟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全面收縮貨幣政策和金融條件,直接導致全球融資成本上漲,投資下滑,進而遏制了快速上升的通脹率。因此,市場預測全球通貨膨脹率可能會回落到5%左右。
通貨膨脹率的回落對于全球經濟增長,以及低收入人群生活成本的降低是一個利好消息,但與此同時,考慮到通脹的黏性依然較大,要回落到各國的通脹盯住目標值可能還需要較長時間。比如一些國際機構預計,全球通脹率回歸疫情前水平可能還需要一年的時間,這意味著貨幣政策的逆轉速度可能沒有想象中快。
盡管美聯儲去年12月的公告中出現了全面停止加息的聲明,歐盟也開始討論利息政策的調整,但利率水平是否會有明顯回調,從而帶來全球金融條件及全球資本流動的逆轉,依然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不過可以明確的是,全球正處在一個去通脹、去高利率的新進程中。
盡管2022年全球供應鏈有所恢復,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疫后反彈,但當前世界貿易仍處于收縮過程中。我認為,今年貿易實現增長是比較困難的。
2024年的貿易發展狀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美國采取制造業回流、“脫鉤”“去風險”等全球布局的調整已經過了5年時間。在此過程中,會產生一個過渡態,即在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的作用下,對于固定資產投資、能源等的需求有所上升。
過去幾年中,中國與美國近岸外包的主要基地墨西哥的貿易同比增長非???,對美國布局友岸外包的區域,特別是東南亞的貿易也出現了大幅增長。這些提升可能是貿易政策調整帶來的結果,但更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政策再布局所帶來的“引致需求”,尤其是對機電產品、新能源產品的需求。在美國的戰略階段性完工后,這些需求可能會發生變化。
當前,墨西哥初步建立了為美國提供工業品的生產線,我們需要思考在東南亞初步建成這種生產線以及美國建成核心產品的生產基地后,全球貿易格局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我認為,盡管受到了疫情的沖擊,但美國的戰略還是會在五年后出現階段性成效,我們需要對此進行深入研判。需要關注的問題包括,在高新技術領域,美國是否會出現再工業化和關鍵供應鏈、產業鏈的全面回歸,并且能否在政策支持下成功實現商業化;在全球層面,美國進行的近岸和友岸外包是否具備商業化和持續發展的可能等。
美國通過的《基礎設施法案》《通脹削減法案》《芯片科技法案》等帶來的補貼效應還沒有完全耗盡,可能會繼續影響中國對美國及歐洲的出口增長。但隨著這些政策補貼的消失,加上美國在再工業化過程中成本降低的速度遠低于中國,可能會導致一些“爛尾工程”的出現。比如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也進行了再工業化的計劃,但最終以失敗告終,根本原因就是利用政治力量實現再工業化的商業可行性和成本競爭可行性較低。
同時,我們也需要關注與墨西哥、東南亞等國在產品競爭上的變化。目前來看,中國與這些地區存在差別性定位,不是完全競爭的關系。但中國與日本、韓國、德國之間的競爭已經白熱化,尤其是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造船等中高端制造業領域的全面升級和成本下降是非常明顯的。因此,中國與這幾大貿易逆差國之間的關系可能會出現劇烈調整。同時,我們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互補性可能還會進一步提高。
總而言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可能會出現一個階段性的成果,導致世界多邊體系進一步撕裂,世界傳統貿易潛能持續下降,從而產生短期的產業鏈供應鏈新格局。
全球范圍內成本上升帶來的結構性變化更為劇烈,會導致傳統三角的崩潰風險,在此過程中呈現的新的結構性變異是我們未來幾年需要重點研究的,包括中國與互補性國家之間的產業升級速度差異,以及各國在中高端制造業領域的成本競爭格局。
我認為,未來五年,中國在貿易政策和戰略上需要有新的定位和思考。過去幾年中,我們在成本上的優勢全面凸顯,并且目前中國仍處于一個加速降本的過程中。
未來五年,是美國戰略得到全面顯化和檢驗的重要時期。
因此,我們一定要提高產業布局和貿易政策的契合度,同時重新思考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對未來全球經濟的變化,不能僅從增長、通脹、利率政策、財政政策等角度來思考,還要考慮結構性變異對于政治布局帶來的商業可行性和競爭模式上的變化。
來源:第一財經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財經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經濟學博士,教授)
責任編輯: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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