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管濤

　　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24年要切實增強經濟活力、防范化解風險、改善社會預期，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披露了今年主要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和預算安排，全年政府工作由九項擴展為十項，也主要是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相關部署。全國兩會之后，預計市場將走出數據和政策“真空”，進入預期兌現期。

　　5%的經濟增長目標基本符合市場預期

　　按照慣例，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來年經濟工作要求及任務，年初政府工作報告則是細化落實上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尤其是量化相關指標。政府工作報告揭曉今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之一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5%左右。該目標與上年持平，也符合市場預期。但考慮到2022年經濟增速僅有3%的低基數，今年目標的含金量要高于去年。若今年物價能夠溫和回升，推動GDP平減指數由負轉正，名義GDP有望重新超過實際GDP。

　　前述增長目標披露后引發海內外熱議。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最新預測，受房地產行業調整、社會保障不充分、外部需求疲軟及貿易局勢緊張等因素影響，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值分別為4.6%、4.5%、4.7%和4.7%。可見，今年我國要達成預定的增長目標確實不易。

　　中國政府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政府工作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提示要看到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相關闡述由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的60余字擴展到近300字。我國發展面臨的有利條件強于不利因素，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政府工作報告就此做了詳細闡釋，強調我們既要增強信心和底氣，又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充分準備，緊緊抓住有利時機，用好有利條件，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有人質疑中國去年經濟增速。然而，從常用的實物經濟指標與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看，這種質疑值得商榷。2003~2023年，中國的發電量變動與實際經濟增速的相關性為0.753，美國為0.687，顯示長期看發電量變動與兩國經濟增長均具有較強的正相關性。其中，2021~2023年，中國二者為高度正相關0.997，美國僅為弱相關0.277，表明發電量變化可以很好解釋近年來中國經濟波動，倒是美國二者卻突然失聯了。特別是去年，中國發電量增長6.2%，增速環比上升2.8個百分點，對應著經濟增長5.2%，提高2.2個百分點；美國發電量由上年增長3.0%轉為下降1.2%，卻對應著經濟增長2.5%，環比上升0.6個百分點。

　　就業市場繁榮是美國經濟韌性的重要表現。但有分析指出，其官方就業數據是“收入口徑”，失業數據是“家庭口徑”，這有可能夸大了美國就業市場的繁榮。因為如果一個人打三份零工，按“家庭口徑”是一個人就業，按“收入口徑”則是三個人就業。而美國某媒體去年11月份的一個民調結果顯示，71%的美國人對美國政府的經濟表現不滿。

　　“十四五”和2035年遠景目標規劃提出，到2035年，我國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據測算，2020~2035年我國年均經濟增速需達到4.7%左右。2020~2023年，我國四年復合平均經濟增長4.7%，伴隨著就業不充分、有效需求不足、物價走勢偏弱，指向負產出缺口，表明我國潛在經濟增速仍在5%以上。同時，鑒于潛在經濟增速前高后低，為達成2035年遠景規劃目標，現階段有必要盡可能長時間地將實際經濟增速維持在5%左右，才可能為后期的增速回落留有余地。現階段推動實際經濟增速回歸趨勢水平，不僅要靠必要的經濟政策支持，還要靠科技創新、改革開放、擴大內需，促進增長新舊動能轉換，增強發展內生動力。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實現預期增長目標并非易事， 需要政策聚焦發力、工作加倍努力、各方面齊心協力。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的通脹目標為3%左右，與大部分年份保持了一致。這并非預測今年通脹會從去年的0.2%升至3%，而是表明政府認可的通脹合意水平為3%左右。所以，今年2月份CPI同比增長1%不會引起央行的政策響應。相反，在保持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同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的貨幣政策取向下，維護價格穩定、推動價格溫和回升是央行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

　　今年就業目標為城鎮新增就業1200萬以上，高于去年的1200萬左右。2011年以來，除2020年外，其他年份實際城鎮新增就業均在1200萬以上，去年為1244萬。今年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高校畢業生預計為1179萬，同比增加21萬，再創新高。這也是今年將經濟增長目標設定為5%左右的一個重要背景。

　　赤字率不高但實際財政支出強度不弱

　　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要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政策工具創新和協調配合。其中，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會后，央行立即行動。去年底重啟抵押補充貸款（PSL）投放3500億元，今年初又超預期降準0.5個百分點、下調5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25個基點。財政政策直到這次兩會才揭開謎底，這也是財政政策靈活性不及貨幣政策的重要表現。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綜合考慮發展需要和財政可持續，赤字率擬按3%安排，赤字規模4.06萬億元，比上年年初預算增加1800億元（加上1萬億增發國債后，2023年實際赤字規模為4.88萬億元）。3%的赤字率與上年持平，低于此前市場預期3.5%左右的水平。但考慮到以下因素，實際財政支出強度高于去年：一是從今年開始擬連續幾年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專項用于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今年先發行1萬億元；二是擬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3.9萬億元，比上年增加1000億元；三是去年四季度增發1萬億元國債，5000億元結轉到今年使用。預計今年財政收入繼續恢復增長，加上調入資金等，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28.5萬億元，比上年增加1.1萬億元。所以，預算草案披露后，市場并未對此感到失望。

　　今年預算依然是中央政府增加赤字，地方政府7200億元預算赤字連續三年保持不變（為2016年以來最低），體現了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的思路。只是還不清楚超長期特別國債會不會參照去年底國債增發的做法，全部通過轉移支付劃轉地方政府使用，且本息均由中央政府償還。2020年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當時利息由中央政府償還，本金由地方政府負擔。當然，如果要將去年底的做法常態化，需要在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框架下，建立與高質量發展相匹配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財政政策要大力優化支出結構，強化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和基本民生財力保障，嚴控一般性支出。貨幣政策要加強總量和結構雙重調節，盤活存量、提升效能，加大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同時，要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預計在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的情況下，配合加快實施“十四五”規劃重大工程項目，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四大行動”（設備更新、消費品以舊換新、回收循環利用、標準提升），房地產“三大工程”建設（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等具體政策措施，將對今年擴大投資和消費發揮巨大作用。

　　此外，鑒于當前我國消費復蘇仍是恢復性的，存在較深的疫情“疤痕效應”，借鑒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海嘯的應對經驗，政府部門增加為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和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也或是一個重要選項，有助于對沖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導致的“節儉悖論”。前述兩次危機期間，我國都是靠消費和投資雙輪驅動經濟復蘇。其中，1999~2001年，“政府消費支出/最終消費支出”均值較1996~1998年上升3.1個百分點；2009~2011年，較2006~2008年上升1.2個百分點。然而，2020~2022年，較2017~2019年僅上升0.2個百分點。

　　三個“超預期”或是改善社會預期的關鍵

　　自2021年以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連續三年談到預期問題，并將改善社會預期列為今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之一。這反映前期政策總體持續落后于市場曲線。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及政策取向和政府工作安排總體符合市場預期，但從金融市場反響看比較平淡，或表明市場更加看重政策落實及其效果。今年經濟工作應該堅持問題和結果導向，從以下三方面采取超預期的政策措施，重新走到市場曲線前面。

　　一是超預期的宏觀調控措施，推動經濟運行回歸合理區間。近年來，我國保持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定力，堅持結構調整為主、政策刺激為輔，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但千招萬招，能夠穩住經濟的才是實招妙招。宏觀調控要增強前瞻性，豐富工具箱并留出冗余度，確保有需要就能及時推出、有效發揮作用。今年經濟增速宜不低于2020~2023年復合平均增速，顯示經濟持續下行勢頭得到遏制。同時，穩預期的關鍵在于抓落實，消除宏微觀的“溫差”。因此，經濟增長還應伴隨著物價溫和上漲和重點人群就業改善，體現有質量、有溫度的增長。

　　二是超預期的防化風險政策，引導主要風險因素趨于收斂。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是當前我國防范化解風險的重點領域。要堅持長短結合、標本兼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短期看，要扭轉房地產下滑態勢，避免地方債務違約。同時，無論是房地產健康發展新模式，還是地方化債長效機制，都應該有一個較為清晰的框架，并著手一些基礎制度的建設。相關政策宜打好提前量，避免一直被市場推著走。要按照早識別、早預警、早暴露、早處置的要求，建立中小金融機構早期風險糾正機制，提高響應能力。

　　三是超預期的改革開放舉措，用標志性事件重塑市場信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激發經營主體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必要手段。要落地一批實質性措施，樹立類似小崗村、傻子瓜子的標桿性事件，在“兩個毫不動搖”和制度型開放方面重塑政策公信力。為此，既可以是妥善處置一些市場關注的焦點事件，也可以是化解一些市場雖不關注但確屬堵點痛點的重要問題。

　　來源：第一財經

　　(本文作者介紹：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