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李迅雷

　　2021年我國人均GDP達到80976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12551美元，超過全球人均GDP水平，同時離世界銀行在2021年設定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12695美元只有一步之遙。但隨著最近幾年美元指數的走強，同時2023年世界銀行又調高了邁入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即為人均GNI（國民收入，基本等同于GDP）13845美元，這樣我國距高收入門檻又擴大至1000美元左右。經濟學界有一種觀點：若成為不了高收入國家，我國或將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認為，這種非此即彼的推理應該不成立。高收入只是相對概念，而經濟增長和收入提高則是常態。

　　高收入只是相對概念：

　　門檻會水漲船高

　　目前對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的分類，大家基本上都是依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從長期看，全球普遍存在各國貨幣超發、通脹等現象，故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NI同步提高確有必要。例如，2015年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門檻是人均11906美元，2023年則提高至13845美元，增加了近2000美元。而且，還得考慮全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因素，讓這收入四大分類中的所包含的人口數量相對合理。

　　因此，世界銀行在對全球各大經濟體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行歸類時，實際上是采用了橄欖形的結構分類法，即中間大、兩頭小。這也意味著，能夠歸類到高收入國家或地區人口占比，最高不會超過25%，通常則不會超過20%，即所謂的二八現象。

　　如2015年世界銀行所統計的215個經濟體中，盡管高收入國家和地區高達80個，但覆蓋的人口只占全球總人口的16.18%；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地區53個，人口占32.78%；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和地區51個，人口占40.67%，低收入國家和地區31個，人口占10.38%。即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占比高達73.4%。

　　如今，全球人口超過80億，中國人口占全球的比重為17.7%，如果世界銀行的高收入的門檻從2015年至今一直不變，則意味著中國及其他不少國家就可以成為高收入國家，那么，高收入國家所覆蓋的人口占全球總人口比重或將超過40%，這就不符合“高收入”這一相對概念的定義了。就像90年代初國內“萬元戶”絕對是高收入群體，如今我國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都接近1萬了。

　　下圖是根據世界銀行2023年最新的收入分類標準公布后，對2022年全球217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收入分類，并計算出對應其的人口占比。發現2022年中國的人均GNI（12850美元）在中等偏上經濟體中屬于較高位置，但相比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超過5萬的GNI，差距依然很大。

　　按2022年全球各大經濟體國民收入分組概況

　　來源：世界銀行，中泰證券研究所

　　從高收入和偏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看，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都在顯著下降，兩者的人口合計占比下降了13%，說明近半個世紀以來全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要成為高收入、中等偏上經濟體的難度進一步增加。

　　過去60年全球不同國別收入分化明顯

　　來源：世界銀行，中泰證券研究所

　　我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經過45年的改革開放，國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且離世界銀行的13845美元的高收入門檻，也就相差不到1000美元，若要進入高收入經濟體，難度很大。因為一旦進去，則全球高收入經濟體所覆蓋的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33%，這就不符合“高收入”概念了。

　　根據《世界銀行1992年世界發展報告》，高收入國家是指人均GNP1990年為7620美元以上的國家。但到了2023年7月份初，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國民收入必須超過13845美元。估計它會一直采取水漲船高的劃分標準，從而讓人口占全球總人口10%以上的國家一直達不到高收入經濟體的標準。

　　事實上，2022年高收入經濟體平均的人均GNI水平高達5.15萬美元，其中超過3萬美元（發達經濟體門檻）的國家和地區數量接近一半，低于3萬美元的高收入經濟體則大部分都屬于小國，其人口的權重比較小。如智利人口不足2000萬，但人均GNI也超過15000美元，屬于高收入國家。

　　不難發現，世界銀行所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是偏低的，只有高收入經濟體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只比2022年全球人均GNI（12869美元，其中中國為12850美元）高出不到1000美元。這意味著世界銀行或刻意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降低，同時也意味著它未來上調門檻的空間還很大。因此，中國沒有必要過于追求GDP的增速，去跨入這道原本是把中國限制在外的高收入經濟體門檻。

　　“中等收入陷阱”或是偽命題

　　所謂跌入“陷阱”，就是被卡住動彈不得，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甚至負增長。這類案例應該有，如中等收入國家中，2022年以美元計價的俄羅斯GDP規模與10年前的規模基本持平，曾一度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之后又退回到中等收入國家，而南非、伊朗等也有類似經歷；而阿根廷1989年的GDP水平與2002年的GDP水平相當。

　　但早就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日本，2022年的GDP水平仍低于1995年的水平，如果說全球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也同樣存在高收入陷阱，即某些經濟體的GDP停滯不前的現象在不論在哪個收入水平下均會發生，無非就是停滯時間長短而已。既然經濟停滯不前現象在高、中、低三類經濟體中都有可能發生，那就沒有必要特指中等收入陷阱了。

　　此外，按我理解，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指長期不能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而是指經濟長期停滯增長甚至出現倒退。從過去20年的歷史看，主要經濟體中除中國之外，都曾出現過兩次以上的負增長，但再拉長時間看，除了少數經濟體，絕大部分國家的經濟體量都在增長。因此，不必太在意中等收入陷阱，這或是偽命題。但同時不能過于奢望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因為二八定律幾乎無處不在，全球75%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中等收入這個區間了。

　　從過去60年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并不算快，如日本、韓國等成為高收入國家，中國依然是中等收入國家；但從過去30年看，中國經濟的確創造了增長奇跡。如1993年中國和印度的人均GDP都是300多美元，如今，中國人均GDP是印度的5.5倍，但韓國又是中國的2.7倍。

　　過去60年中國、韓國、印度的人均GDP走勢圖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即便從總量看，中國過去30年的GDP占全球份額也大幅上升，如1993年中國的GDP占全球份額只有2.43%，到2023年則超過18%。而歐盟則GDP的全球份額從原先占全球三分之一降至不足五分之一。

　　美歐中三大經濟體GDP占全球比重（%）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當然，隨著這輪房地產下行周期的延續，不少人看到日本曾經“失去30年”，擔心我國是否會步入“經濟停滯”的階段。從被稱之為停滯或倒退的國家案例看，有中東的伊朗、非洲的南非、南美的阿根廷、東南亞的馬來西亞等，多屬于自然資源豐厚的地域。而人口密度大、人均擁有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的東亞國家和地區，不僅沒有在中等收入階段出現停滯現象，而且多數已成為發達經濟體。

　　這說明兩點：一是天然資源豐厚的國家或地區，不一定都能成為富裕國家，其發展模式如果一成不變，則有可能一蹶不振；二是自然資源匱乏的國家或地區，可能更有危機感，尤其受儒家文化影響較大的區域，普遍勤勉好學，并把勞動力作為最大的資源稟賦，致力于制造業和貿易。儒家文化圈應該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港澳臺地區、新加坡等。

　　從每周工作時間看，按國家統計局數據，至2023年9月，我國企業就業人員的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8.4小時，在全球名列前茅。從女性勞動參與率看，我國領先于大部分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

　　全球15歲以上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盡管我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在過去30年中已經大幅下降，但仍大大超過印度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水平。總體看，印度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僅為51%，落后中國25個百分點。如今印度的總人口盡管超過中國，且勞動年齡人口更是大大超過中國，但就業人數卻只有4.3億，中國為7.34億。就識字率而言，中國為97%，印度只有74%。

　　因此，當今印度的崛起固然值得重視，但人均GDP水平已經是印度5.5倍的中國，仍具有明顯的勤勉、專業等優勢。一般而言，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時間會相應縮短，但中國企業從業人員的平均周工作時間卻沒有明顯縮短。如根據Penn World Tables（2023）的數據，從1970-2019年，全球工作時長普遍減少，如丹麥平均每周工作時間從1970年的35個小時，降至2019年的27個小時，但我們則從38個小時提高到42個小時，迄今仍超過印度。

　　因此，盡管中國的人口的劉易斯拐點早已出現，目前也面臨老齡化加速和經濟收縮的壓力，但傳統的文化基因和有為政府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引領，今后中國經濟應該能夠保持領先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速。例如，2024年全球經濟增速的普遍預期為2.5-2.7%，但國際經濟機構對中國GDP增速的預測普遍在4.5%以上。

　　經濟只要保持量的合理增長——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至關重要

　　過去，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以投資拉動為主，這實際上是一種趕超模式，即高儲蓄、高投資；這種模式的前提是房地產、基礎設施、制造業等的資本形成規模比較小，但一旦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房地產規模、基礎設施（高鐵和高速總里程等）都成為全球第一，且出現過剩，那么，這種以高儲蓄為前提的趕超模式就難以為繼。

　　今后我國將面臨三重壓力。首先，據麥肯錫估算，中國的全社會凈資產從2000年的約7萬億美元飆升至2020年的120萬億美元，總量是20年前的17倍多。同期美國只增長一倍多，達到90萬億美元。我國的資產增長如此之快，與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的大擴容密不可分。但我國的GDP總量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凈資產規模卻是美國的三分之四，因此，靠房地產或基建投資拉動的模式，其邊際效應在下降。

　　其次，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30%，但人口占全球17.7%，長期以來通過出口來消化剩余產能，中國出口占全球的份額也是最高的。但隨著國內制造業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人口紅利在消減，中低端產品出口的份額會減少，產能過剩的壓力會持續增加。

　　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在全球份額大幅上升

　　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第三，中國經濟工作會議把“有效需求不足”放在六大困難的第一位，說明這才是過去30年來我們面臨最大的結構性問題，即目前的居民收入結構還難以支持消費主導的增長模式。表現為居民部門在國民經濟中分配比重偏低及中低收入階層在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占比偏低。

　　根據2019年Harvard SWIID項目的測算數據，基尼系數在0.4以上的國家通常存在結構性問題，最典型的是基尼系數高達0.6的南非，2011年以后經濟出現倒退現象。盡管基尼系數高不必然導致經濟增速下行，但肯定是經濟結構中的一個堵點。

　　主要經濟體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

　　來源：SWIID，中泰證券研究所

　　如當前面臨的有效需求不足既包括消費的有效需求不足，也包括投資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恐怕又與產能過剩、投資回報率低有關，所以，關鍵還是要擴大最終消費需求，而不是主要通過擴大投資的方式來增加供給，后者又會產生新的產能過剩。擴大消費有效需求的主要路徑，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表述，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如果通過擴大財政在民生領域的支出，推進財稅改革等使得居民收入能夠持續增加，且快于GDP增速，同時收入分配結構又能改善，那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產能過剩問題、預期偏弱、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等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如何來應對這三重壓力，肯定還是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如果總是確定過高的增長目標，當下只有靠擴大基建投資來快速實現，但這就難以把高質量發展放在首位。因此，圍繞著擴大就業、增加收入和改善結構為目標，推動經濟轉型，畢竟GDP不是最終目標，而是結果，人民大眾美好生活才是最高目標。只要中國經濟增速長期快于全球GDP的平均增速，那就不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在中國人口規模占全球比重不降至12%之前，要邁入高收入門檻幾乎不可能。也就是說，要付出巨大代價去爭取成為所謂的高收入國家的沒有意義。

　　目前市場一致預期2024年我國GDP增速的目標為5%左右，或許可達到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故在中國特色的舉國體制下，基本上不用擔心經濟長期停滯問題，但需要提高效率，因為順水推舟可以事半功倍，而逆水行舟往往事倍功半，過于頻繁采取逆周期政策，是導致債務增速超過GDP增速的主要原因。作為高水平開放的經濟體，中國受外需的影響是顯見的，故建議我國的GDP增速保持在全球平均水平1.5-1.7倍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我們正面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提到的三大風險：房地產、地方債務和中小金融機構，這三大風險背后其實只有一個核心原因：房地產周期。西方國家都經歷過一次以上的房地產周期，所采取的對策主要是降息，其中降速很關鍵，降速快的如美國，比較早的走出危機，降速慢的如日本，步入長期停滯狀態。我們要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財政和貨幣政策只有超預期，才能穩預期。

　　(本文作者介紹：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