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增長奇跡——來自改革開放全要素生產率的最通俗解釋

2024年01月05日13:26 作者:周天勇

　　意見領袖 | 周天勇

　　2023年，一是筆者《中國：二元體制經濟學—增長解釋與未來展望》（簡稱《二元體制經濟學》，下同）由格致、上海三聯和上海人民三家出版社收入其當代經濟學文庫并聯合出版。二是8月初到12月20日，筆者主持，有東北財經大學等多所大學、科研院所和其他單位的教研人員和碩博研究生等參與工作，完成了中國二元體制國民經濟仿真系統第二次“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大型全面試算。就此二事，筆者筆者擬寫一組短文，2024年新年初，每一兩天發出一文，請朋友們分享。新書出版和前四篇短文發出后，收到讀者留言提問和微信電話交流，提出全要素生產率是最學術的一部分，有的還來面對面的進行了討論，希望能夠通俗地再講一下。于是我想就之五，以與讀友們對話的方式寫作和刊出。

　　讀友：周教授您講到全要素生產率，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強調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但全要素生產率這個詞對多數讀者來講學術性較強，不大懂它的含義，您能不能通俗地解釋一下全要素生產率是什么？

　　周天勇：全要素生產率是什么？最通俗化比喻，就是一個家庭，大家辛苦勞作了一365天，年底數一下共有多少收成時，發現與往年投入人工、資本和土地等數量相比都沒變，甚至還有減少，但是收成卻比去年多出來一塊。從算帳看對不上，今年比去年多和少了一部分，會計上叫“殘差”；從今年創造財富數量多少看，多出來一塊叫“余值”。實際就是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就多出一塊。而從一個國家來講，全要素生產率的前身，是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發現，生產法統計各行業增加值加總，比這一年應有的國民財富多出來了一部分，起初稱其為“殘差”。

　　讀友：我明白了。但是，一個國家數量那么大和那么復雜的經濟核算，“殘差”是怎么被發現的，我在大學時教科書上又把這種“殘差”，稱為全要素生產率（簡稱TFP，下同），并定義為由知識進展、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技術研發應用、產業創新獲得，而您在書中提出還有改革TFP，能舉例說的明白一些嗎？

　　周天勇：國民經濟財富核算時，需要生產法、分配法和支出法三種計算相平衡，常常發現后面兩種方法計算的要比生產法多出來一塊，最初是因不知道從哪多出來一塊，因此，稱之為“殘差”，后來發現往往每年都多，于是將這種“殘差”又中性地稱之為“余值”，再后來又學術地稱其為全要素生產率。

　　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述的TFP，一般定義為德育知識進展、廣義技術和產業創新獲得的TFP。比如，一個勞動者，過去寫成一項工作，需要五天時間，后來技能水平提高，用了新的工作方式，只需要三天就完成了；工廠生產零件，過去的裝備工藝技術，一天只生產100個；用了新的裝備工藝技術，一天生產了200個；多出來的人工工作成果和裝備工藝產出零件，就被稱之為“余值”。這類余值——全要素生產率，是在勞動者和裝備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因教育有了新的勞動者技能，或者新技術發明應用使裝備流水線生產增加而形成。因此，又將其稱之為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

　　讀友：現代經濟學教科書上定義，TFP就是因您提到的上述廣義技術進步而獲得，難道除此之外，體制改革也能形成TFP？

　　周天勇：現代經濟學中的索洛增長模型，假定的場景是市場經濟，在勞動者工資價格、工廠稅收水平適當、自然壟斷被糾正等情況下，不會發生勞動者和企業故意少出力少生產的情況；不會發生戶籍體制等阻礙人口和勞動力自主遷移，使勞動力要素能從低生產率地區和行業向高生產率地區和行業再配置；也不會發生一部分土地房屋可以交易，另一部分土地房屋禁止交易的二元狀態。因而，沒有必要政府出面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和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所以不會出現我下述的改革后勞動生產積極性提高和土地房屋零到市場價格溢值發生財富增多的情況。

　　讀友：為什么要素市場化改革優化配置勞動資本要素，就會獲得TFP？

　　周天勇：市場化的利益刺激和人口遷移資本流動體制機制改革，調動產出的積極性，把要素配置到投入產出更高的區域和行業，使投入要素生產效率提高獲得的TFP。生產往往用投入產出計算。改革開放前，分配平均主義，勞動者干多干少工資一樣，如港口員工每人平均一天裝卸一個集裝箱；工廠生產多生產少，留成一樣，如一個周期每爐生產五噸鋼。后來，承認物質利益，職工計件工資制，工廠多生產可多提留，港口每人每天裝卸變成一個半集裝箱，工廠一個周期變成每爐（煉爐大小、員工數量、能源消耗水平沒變）生產八噸鋼。投入沒變，產出增多。這類TFP，來自于體制改革激發了員工和企業的工作和生產積極性，提高了投入要素的生產效率，而與廣義技術進步無關。

　　城鄉人口遷移戶籍管制、糧食等消費品城鄉分割供應、禁止農村子女在城鎮接受義務教育、禁止常住流動人口異地購車購房等，阻礙了勞動力要素從低生產率的農村農業向高生產率的城鎮工商業流動配置，使國民經濟勞動生產率處于低效率狀態。體制改革使集體化勞動的人民公社生產隊解體，城鎮暫住證、允許農民外出務工等人口流動勞動力配置體制松動，使勞動力從農村農業向城鎮工商業配置，在投入勞動力數量不變狀態下，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出數量增加。這也與廣義技術進步無關。

　　讀友：除了要素投入使用和配置效率提高獲得的TFP外，中國體制改革過程中還能獲得其他類型的TFP嗎？

　　周天勇：是的。多出來的財富有時并不來自于當期生產。比如，一個游客到內蒙古戈壁沙漠中，偶遇撿到一塊純度不低的自然金塊意味什么呢？首先，它雖然是財富，但它不是礦業企業生產出來的。其次，他如果拿回家收藏起來，不進行交易或者抵押，就不會貨幣化和財富化。然而，一旦有一天交易，分配法上有現金收入，支出法上有購買支出。應當計入當年的國民總財富中。然而，由于此類數量微乎其微，一般在國民經濟核算時忽略不計。

　　中國在計劃和產品經濟時代，土地和住宅禁止交易，它們只是生產和生活資料，沒有價格。中國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除了推進要素配置市場化外，再就是推進土地房屋的資產化。體制改革使過去禁止交易和無價格的土地房屋放開交易，使其資產化，獲得了財富溢值性的TFP。

　　幸運地是，如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土地從無償劃撥改革為有償出讓，城鎮住宅進行了從無償實物分配到商品化改革。當然，這些無價格的土地和房屋，一旦發生交易，則土地出讓和住宅出售，發生了零到市場價格的貨幣和財富溢值，分配法上地方政府和房屋擁有者獲得土地出讓和銷售房屋收入，支出法上需要土地者和購買房屋者則支出了購地買房款，而且與前述游客在戈壁沙漠上偶然拾到黃金不一樣的是，規模太大一定會累積在國民財富核算的余值之中。

　　讀友：那么，現在土地出讓和城鎮原無價格住宅資產化后交易，其發生的財富溢值部分計入了TFP嗎？

　　周天勇：這個問題提得好。不同的政府部門，包括不同學者之間，土地出讓金是不是進入GDP核算，進行了爭論。應該進入和不應該進入，形成兩種意見。從20世紀90年代到2022年，城鎮化推進、基礎建設和工礦業發展，共計從農村零地價征用了2億1000萬畝左右的土地，有償出讓的9000多萬畝，地方政府獲得74萬億元收入。如果不計入GDP，分配法和支出法形成的國民財富，無法與生產法相平衡。

　　從實際的國民經濟核算看，國家統計局列了房地產和金融行業，從過去沒有調整過的數據看，改革開放前只有項目建設單位，沒有房地產企業；而金融業的增加值在總GDP中的比例也很低。但是，后來國民經濟核算中增加了房地產行業，并且其和金融業的增加值占GDP比例，自土地有償出讓和城鎮住宅商品化后越來越高。因而，實際上土地出讓金零到市場價格溢值通過房地產行業工資、利潤和稅收以及金融業房地產貸款和居民按揭貸款利息，還有居民自有住宅自己給自己虛擬交納房租等方式，進入了生產法GDP的核算。

　　讀友：城鎮住宅商品后，原分配住宅交易零到市場價格溢值部分，也進入了生產法的GDP核算嗎？

　　周天勇：沒有，還是余值，在TFP中。原商品化改革住宅二手房交易或抵押、宅地被征用而貨幣化安置，還有貨幣化安置棚戶房改造等等，對于分配和支出兩方法來看，發生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回龍觀，分配和支出兩方都發生了貨幣化和財富化過程。但其隱在了每年的TFP里。這種原本沒有價格房屋的資產化溢值流動進入“余值”，被實務和學界所忽視，沒搞清楚的這一塊以為是由廣義技術進步形成。

　　讀友：那么，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奇跡中，TFP對經濟增長的總貢獻，其中廣義技術進步TFP、體制改革TFP，包括改革TFP中要素投入使用效率提高和土地房屋資產化零到市場價格溢值等等，進行過計算嗎？各自是多少？

　　周天勇：我主持的團隊對1978-2022年進行了計算和分解，從名義核算看，廣義技術進步TFP貢獻的年平均增長率為0.66%；勞動和資本要素投入使用效率提高貢獻的GDP增長率分別為0.92%和1.33%，合計2.25%；城鎮住宅資產化改革溢值貢獻的GDP增長率為0.55%。TFP貢獻的GDP實際總增長率為3.23%，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10%，TFP增長貢獻了GDP總增長的35.49%。

　　這里特別需要提出的是，地方政府征用鄉村和城郊集體土地，行政有償出讓零到市場價格溢值，形成的GDP年平均增長0.45%。按理是一種余值，應當計入TFP核算。但是，前面已述，已經以生產法計入了GDP。

　　也就是說，如果從不同改革分類，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市場化改革，城鎮住宅和出讓土地資產化改革，四種不同來源的生產效率提高和資產溢值增長，我們這里將土地出讓金（當做TFP）也合起來進行計算，則改革增長部分占總TFP增長83.12%，各自的對TFP增長的貢獻比率分別為23.53%、34.02%、14.07%和11.51%，體制改革形成的平均增長動能占GDP年平均增長的28.90%。

　　讀友：按照您對改革TFP的分類，在整個高速經濟增長周期中，不同體制改革在時間上的不同部署，是不是其推動增長的來源輕重也不一樣？

　　周天勇：是不一樣。如圖1所示，一是每一類體制改革推動經濟增長不可能永續，其呈邊際遞減的趨勢；二是中國經濟體制，先是進行要素利益導向刺激和優化流動配置的市場化改革，再是推進了城鎮住宅貨幣化分配和土地有償出讓的房地資產化改革。因此，兩段時間中，國民經濟增長通過體制改革獲得動能的輕重主次也不一樣。

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制圖

　　1978-1977年間，沒有展開大規模的土地和房屋資產化改革，期間改革新經濟增長潛能年平均為3.53%，動能幾乎全部來自于利益機制刺激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勞動資本市場深化使其配置得到優化。

　　圖1顯示，土地有償出讓和城鎮住宅貨幣化分配大規模改革的時間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1998-2000年間，要素市場化改革形成的新經濟增長率平均為0.93%，而房地資產化改革形成的新經濟增長率平均為1.74%。經濟高速增長的改革動力，如果按照時間劃分，1998年前主要來自于利益機制改革刺激要素生產效率提高和人口流動放開勞動力向高生產率城市、區域及工商業再配置。1998年起及后，則城鎮原來無價值住宅資產化和土地有償出讓發生的財富溢值，補充甚至替代利益導向機制和要素市場化改革動能的邊際遞減，繼續支撐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

　　讀友：1978年提出和啟動改革開放，45年來改革與開放密不可分。上面您只提到了體制改革形成的TFP，對外開放是不是也會帶來TFP呢？

　　周天勇：前面提到，科學、教育和知識進展，技術研發及進步，產業創新提升，其可以帶來廣義技術進步TFP。然而，其與改革開放和體制機制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一大二公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劃生產和統購統銷，價格國家確定，利潤上交和虧損補貼，經濟封閉國內循環，企業沒有市場競爭的壓力，也沒有研發投入和工藝裝備技術進步的條件和動力。中國1957-1977年間，根據格羅寧根大學數據TFP增長率年平均為-1.25%，而亞洲生產率組織1971-1977年間數據則為-2.04%。與當時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相比較，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可能要落后30到50年之間。

　　改革開放以后，（1）開放給國內經濟帶來的技術流入。積極和擴大對外開放，引進、吸收和消化國外新知識、新技術、新裝備和新工藝，國外專家到中國來，中國學生到國外留學，廣泛進行教育知識和科學技術的合作交流，極大地加速了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進步，也提升了裝備和產業的技術水平。（2）外資外企直接提升了中國經濟的技術水平。外資外企的作用在于：帶來的新技術和新專利，節省了研發投入，縮短了研發應有推廣時間；資本進入帶來了新材料、新組件、高技術集成的裝備和先進流程和生產線，包括數控和智能制造等新技術；而企業的進入帶來了新的產權結構和組織結構，以及新的經營管理經驗和模式，提升了企業生產經營的效率。（3）中國中小學和技術專業學校教育正規化，恢復高考和高等教育，發展碩士博士研究生都教育，人力素質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人力資本的智能和技能水平提高；科學技術自主研發，技術成果推廣應用，處于加速追趕階段。

　　結論是：沒有開放，就沒有中國改革開放以來TFP增長的由負轉正。據格羅寧根大數據并我們的外推替補數據，1978-2022年間，中國廣義技術進步TFP實際增長率為0.6%，占44年來GDP年均增長率9.12%的6.59%。與1957年到1977年的數據比較，我們將廣義技術進步TFP年均增長率加快到了1.85個百分點。從這個意義上講，體制改革，廣義技術進步給中國經濟貢獻的增長，占總經濟增長的2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