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周天勇

　　筆者按：2023年，一是筆者《中國：二元體制經濟學—增長解釋與未來展望》由格致、上海三聯和上海人民三家出版社收入其當代經濟學文庫并聯合出版。二是8月初到12月20日，筆者主持，有東北財經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首都經貿大學、安徽大學、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和北京其他單位的教研人員和碩博研究生等參與工作，完成了中國二元體制國民經濟仿真系統第二次“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大型全面試算。就此二事，筆者寫了9000字的一篇文章，分五篇短文，新年期間，每天發出一文，請朋友們分享。今天刊出之四。

　　1．改革開放前后投入和經濟增長數據的比較

　　中國1957—1977年間，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實驗室核算的經濟成長，在經濟規模基數小和工業化初中期的條件下，GDP增長速度年平均只有4.63%。其中，按照格羅寧根大學的數據計算，TFP平均增長率為-1.25%；就業勞動力平均增長2.62%，勞動產出系數為0.45，其貢獻的GDP平均增長率為1.31%；資本年平均增長8.55%，產出貢獻系數為0.55，貢獻的GDP平均增長率為4.70%。

　　定性來說，改革開放前GDP增長中偏低速度的根源，來自于一大二公加計劃管理的經濟體制。20世紀50年代后期，中國向蘇聯斯大林經濟模式學習，全面轉向一大二公加計劃管理的經濟體制。刺激導向上非經濟化，不鼓勵個人和企業追求物質利益，經濟主體國有企業和農村生產隊是國家大工廠和大農場的車間和生產單元。要素配置方面，城鄉戶籍管制、勞動力生產隊及國有單位所有、外出請假制度，單位用工計劃招收，生產隊社員勞動工分制和城鎮單位職工計劃工資制；資金沒有利息價格，并在國家和國有經濟單位間縱向計劃無償劃撥和企業利潤上繳流動；土地劃撥使用，并且沒有地租。計劃配置勞動資金土地的體制，要素使用效率的高低，并不影響管理者和員工收入的提高和降低。這就失去了工資、利息和利潤等價格機制的調節勞動者和單位有效使用要素和作用，也無法調節要素從效率低的投入向效率高的投入進行優化配置。國民經濟運行的結果必然是高投入、低效率和中偏低速度增長。

　　1978—2022年間，在就業勞動力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相對降低的情況下，GDP年平均速度達到高水平的9.12%。其中，格羅寧根大學計算的TFP年平均增長為0.60%（2019年后數據為外推填補）；就業勞動力增長為1.08%，產出貢獻率為0.45，勞動貢獻的GDP增長率為0.49%；資本增長率為14.61%，貢獻的GDP增長率為8.03%。

　　定性的肯定和數理的疑問。從前后數據比較，定性道理上講，可以下個結論：就是改革開放獲得了1978年以來的中高速經濟增長。但是，有的學者可能會有不同意見。其理由，一是改革輸入的并不是流動實體變量，比如發動機中的汽油數量并沒有增加；二是在原因和結果的關系方面，只是前后黑箱式比較的猜測，怎么就不能說那時的經濟增長，恰好遇到了改革以外的其他動能呢？因此，說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推動了經濟快速增長，在數理邏輯方面看，收支仍然是一筆糊涂帳，并沒有說明白。因此，沒有一定要相信這種判斷和結論因果關系很清楚的理由。

　　2． 中國經濟：從哪里來，是什么樣，到哪里去？

　　中國經濟體和成長來自哪里？原來是計劃經濟體，后來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而來。中國經濟過去的增長奇跡來自于哪里？一般來說的共識是源于改革開放。

　　中國經濟體是誰，經濟遇到了什么問題？與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瞬時轉軌國家都不類同。由于特長周期體制漸近轉軌，目前還是二元經濟體制國家。首位的問題是，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大。

　　中國經濟要向哪里去？GDP增長要保持中高速度，到2035年時人均GDP翻一番并實現現代化，未來在世界大家庭中成為居民富裕、國家強盛和文明和平的偉大國家。未來要保持一個中高速增長需要怎么做？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的關鍵一招，這已經是一個共識。問題在于，如前面討論的一樣，也可以從索洛模型殘差的學理上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就可以實現中國經濟未來的中高速增長，用不著再費很大勁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反正，從數理邏輯上似乎也證明不了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與體制改革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中國經濟怎么去未來？這就使改革開放這一關鍵一招遇到了關鍵的問題：如果堅持使用流動實體變量組合的數理方法，如索洛模型，不可能計算出未來中國經濟還能夠有中高水平增長的速度。這就逼迫我們不得不去尋找，解決關鍵一招遇到的關鍵問題的關鍵思路和方法。

　　實事求地講，中國是一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漸近轉軌的國家，計劃與市場二元體制并在，是其重要的國情。前面已述，因這一場景的不同，不加改造地套用索洛模型就核算或預測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有很大的誤差。中國的增長潛能被禁錮在體制扭曲之中。體制向前改革，增長潛能就得到釋放；體制改革放緩和停頓，經濟增長就會減速。

　　3． 找出關鍵一招遇到關鍵問題的關鍵思路和方法

　　流體變量數理組合的模型，不適應于刻畫中國二元體制經濟的運行和增長。體制是一種安排，它不是流動體，本身不會帶來將其投入并產出的增長動能。在完全的市場經濟場景假設中，經濟運行是經濟主體競爭、價格機制調節、要素優化配置和投入轉化產出的自然過程，并不進行計劃和行政的設置。因此，核算和預測其經濟運行和增長的算式，一般是流動實體變量數理關系組合的模型。因此，流動實體變量組成的各種模型，針對中國二元體制經濟，無法測算體制安排和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內生影響。

　　體制安排和變化中國家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仿真計算的數理邏輯。轉變一個思路，在世界經濟范圍和二元體制國家中，在生產財富、收入分配和支出需求三大領域中，都存在著各種市場經濟的標準值，也存在著二元體制的扭曲值，二者差值實際上表達了體制安排和變化動態影響各種流量閘口的大小；并將同一物品禁止和允許市場交易，表達了經濟運行中的可以交易流動和不可能交易流動，設為絕對差分變量0和1（開或關）。這些變量因不是流動實體變量，沒有價格（當然私下存在程度不同的尋租價格）。因此，差值剛性設置，相互之間一般沒有替代關系。用差值可以計算在有關體制安排和變動每件下所涉及資源的潛能損失。也可以用標準值衡量其造成的閑置浪費和低利用，對于改革釋放來講，可稱之為體制扭曲性剩余，通過改革可以釋放它們，成為經濟增長的動能。

　　供給方面，創新形成新的三要素的生產增長函數。筆者并不是說要否定索洛模型，而是要根據中國的國情和改革及發展的需要，在其基礎上改造成中國二元體制轉軌、改革、發展，仿真核算和模擬預測經濟能夠使用的算法。一是將影響勞動力、資本和土地配置的差值變量組合在模型中；二是勞動資本投入產出對數模型重新回歸到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古典模型，因為改革土地計劃體制和盤活土地剩余，需要其貼入和釋放潛能的算法通道。

　　將不可理解的一部分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為要素市場化改革后投入產出生產率的提高。將禁錮和扭曲鎖住的體制性剩余要素，改革盤活成為重新發揮產出作用的要素，根據釋放其投入生產形成的新增產出，已經可以解釋為生產過程中要素投入產出的貢獻。

　　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零到市場價格的財富溢值，并不是生產出來的，還是要歸于全要素生產率。因為其體制改革允許交易后，一旦發生交易，收入法上獲得了新的收入，支出法上發生了新的支出，形成二種方法計算的財富余值。因一國的財富在核算上生產分配支出三個方面需要平衡，所以也需要將其歸入“索洛殘差”—全要素生產率之中。這是二元體制轉軌市場化、貨幣化和財富化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獲得，在既定的市場經濟體制國家中，一般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供給的增長有需求可能性邊界的約束。在人口增長、國際需求景氣，有支付能力內外需求的不斷擴張的經濟周期中，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成立的。但在內部人口數量結構發生收縮、收入分配扭曲、支出結構不合理，外部國際經濟不景氣，或者遇到貿易困境時，供給并不一定自動創造需求，而其收縮會要求和引致生產能力不斷地出清。

　　生產分配支出聯動和均衡分析。需要將財富生產、分配、需求各個領域的差值變量貫穿于“生產溢值—收入分配—需求支出”關聯計算中，形成二元體制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的運算體系。從而找出分配和需求方面，制約經濟增長速度的問題，進行針對性的體制改革，進而也擴張經濟中高速增長的需求可能性邊界。

　　之五要討論的是，從供給方面看，未來的增長潛能，一是在改革盤活巨額體制剩余性要素，使其有效利用，提高生產率；二是對數量巨額的禁止交易和無價格的土地房屋，放開交易，進行資產化改革，從而獲得零到市場價格的財富溢值。未來經濟中位增長5.5%，并無懸念。

　　附短文標題

　　之一：城市和工業化還使中國經濟有十年中高速增長的條件；

　　之二：不能否定和應該理解索洛模型對經濟理論和實踐的貢獻；

　　之三：教條套用索洛算法無法仿真出中國未來還能中高速增長；

　　之四：創新經濟學數理邏輯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服務；

　　之五：只要推進市場化改革就能實現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