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3年12月5日，由華爾街見聞創制、中信出版集團聯合主辦，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學術支持的高端對話舉行。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增長的邏輯》作者埃德蒙·費爾普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就增長與創新發展問題展開對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全球產業研究院首席專家何志毅主持。本文根據林毅夫教授的演講整理。

　　非常感謝何志毅老師，我很高興有機會在費爾普斯教授的新書《增長的邏輯》中文版發布之際講話。

　　未來30年，中國仍有快速增長的潛力和必要性

　　本書的出版恰逢其時，將有助于在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之際，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中國政府設定了一個目標，屆時成為一個發達國家。（雖然）中國政府沒有具體說明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是多少，但根據我的研究，我猜到那時，中國的人均GDP應該達到美國人均GDP的50%。

　　我這么說是因為，2019年世界上有70個高收入國家，其中有28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了美國人均GDP的50%，大約有35000美元。這28個國家包括了所有的工業化大國，如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以色列，這些是我們共同印象中的發達國家。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22.6%，所以《增長的邏輯》這本書對我們非常重要，因為，如果在2049年，中國的人均GDP想要從占美國的22.6%提高到50%，我們就需要高增長，特別是從2019年到2049年，為期30年，我們要想從占美國人均GDP的22.6%提高到50%，中國就必須比美國的增長率高2.7個百分點。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美國的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長約1.8%，因此，從2019年到2049年的30年間，中國必須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長。

　　用好后發優勢有利于縮小技術落差，推動創新發展

　　中國是否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明白，經濟增長意味著需要不斷創新以提高生產力，增加人民的收入，從費爾普斯教授《增長的邏輯》中可以看到，創新是任何國家增長的驅動力。

　　在創新方面，中國似乎有一些優勢，其中一個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我們知道，高收入和發達國家的收入處于全球前列，這意味著它們的技術走在全球前沿，它們如果想要創新，則必須擁有本土創新或替代手段，必須自己發明新技術。但目前，中國人均GDP只有美國的25%左右，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生產力差距，因此，可以通過借鑒發達國家的技術，作為技術創新的一種方式，從而彌補這些技術差距。

　　對發達國家來說，通過本土創新或發明，可以使人均GDP年增長率達到約2%，就像我提到的過去半個世紀的美國一樣。但如果發展中國家利用自身后發優勢的潛力，便可以更快地增長，就像中國，從1978年到2022年，年平均增長率為9%，人均GDP年均增長率達到8.1%，是發達國家的4倍。

　　中國仍有后發優勢的潛力

　　但問題是，44年來，中國一直利用的后發優勢潛力到底還有多大？為此，我們可以研究一些成功國家是如何利用后發優勢的，它們與2019年的中國發展水平相近。例如德國，1946年其人均GDP約占美國的22%至23%，從1946年到1962年，人均GDP實現了8.6%的增長。相似的，1956年，日本的人均GDP約占美國的20%至23%， 從1956年到1972年，人均GDP實現了8.6%的增長。還有韓國，1985年人均GDP約占美國的22%至23%，從1985年到2001年，人均GDP的年增長率是8.1%。從這些經驗來看，從2019年到2035年，中國的人均GDP有可能增長約8%，這是一個優勢。

　　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有三個優勢

　　另一個優勢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特別是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新能源、太陽能等領域的革命。對于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與其他國家處于同一起跑線上，但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有三個優勢。

　　第一個優勢是，中國有14億人口，這意味著中國擁有大量的人才。

　　第二個優勢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是第一大經濟體，按美元匯率計算，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這意味著中國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任何新的創新都可以在中國迅速達到一定規模。

　　第三個優勢是，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如果需要硬件，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業，因此中國擁有最完整的硬件供應鏈。

　　我認為這三個優勢將使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頗具競爭力，甚至可以成為電動汽車和太陽能等領域的全球領導者。

　　從后發優勢和第四次工業革命兩大優勢來看，在2035年之前，以技術規模來看，中國應該有潛力以約8%的速度增長，當然，中國還需要關注其他問題，例如氣候變化等。但我認為，到2035年，中國應該能夠以每年約5%至6%的速度增長。

　　采用類似的分析，我認為從2036年到2050年，中國應該有6%的增長潛力，而且應該可以達到每年3%至4%的實際增長。如果中國能夠認識到這一點，那么直到2050年，中國就能保持4.5%的增長率。這意味著中國將成為發達國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可以實現。然而我們不能認為這些分析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后發優勢一直存在、一直可用，但在1978年之前，中國經濟增長緩慢，收入水平非常低。

　　用好后發優勢離不開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

　　其次，后發優勢適用于每個發展中國家。但我們知道，在二戰后的幾十年，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陷入貧困或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數國家能夠實現動態增長，由低收入轉向中等收入，也只有少數國家能夠從低收入轉向高收入，因此，我們需要了解創新的重要性，以及第四次工業革命釋放出的新技術帶來的后發優勢和機遇。但我們也需要了解如何做好必要的準備，從近年來我所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中抓住這些機遇。

　　我認為，在創新的過程中，我們首先需要遵循比較優勢原則，需要在國家具有競爭優勢的領域進行創新，并將競爭優勢從潛在轉化為實際。

　　其次，我們還需要有兩個機構的支持。

　　第一個是有效市場。因為競爭優勢是一個經濟學家肯定可以理解的概念，但我們需要企業家進行創新。企業家關心的是利潤，因此我們需要有價格信號來指導企業家的技術選擇，這些指導涉及他們將進入哪個行業，以及他們將采用哪種類型的技術。我們還需要相對價格反映相對豐富的要素稟賦：如勞動力、資本、自然資源。也需要相對價格重新反映要素稟賦稀缺程度的相對規模，從而引導企業家做出正確的產業選擇和技術選擇。

　　第二個是有為政府。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創新、結構轉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基礎設施、制度等方面存在許多市場失靈的現象，我們需要政府提供支持來克服瓶頸、克服市場失靈以提高市場效率，政府如何發揮這種促進作用，價格部門如何真正釋放這種創業精神？

　　在我看來，費爾普斯教授的書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多啟示和有用的經驗。我強烈建議我們所有中國人仔細閱讀這本書，我認為我們將能夠實現到2050年成為發達國家的愿望，非常感謝。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