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國金融雜志

　　作者|陳彥斌  譚涵予‘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陳彥斌系副校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長期面臨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趨勢性放緩的局面。筆者測算，2008~2022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均值為1.2%，相比1978~2007年增速均值下降了1.5個百分點。其他一些學者和機構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結果也呈現出類似的趨勢。針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趨勢以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升級的戰略需求，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對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視程度不斷上升。“十三五”規劃綱要首次將“全要素生產率明顯提高”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并將“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列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環節。由此，厘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趨緩的主要原因，找到有效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政策方向與具體路徑，是需要深入思考與回答的重要問題。

　　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趨緩與總需求持續不足密切相關

　　全要素生產率是指經濟增長中無法被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所解釋的部分，通常用于反映科技創新與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等因素的變化。正因如此，既有研究對于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分析主要聚焦于供給端，從科技創新速度與市場化程度入手，但這兩方面因素難以較好地解釋2008年以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放緩。就科技創新而言，2008年以來中國的科技創新步伐不斷加快，突出表現在高技術制造業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以及數字經濟等新產業新業態在GDP中的比重持續攀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創新指數顯示，2021年中國創新指數已達到264.6（2005年為100）。其中，2005~2010年創新指數年均上升6.7，2010~2015年年均上升8.3，2015~2021年年均上升14.9，年均增幅顯著提升，印證了創新步伐持續加快的現實情況。就市場化程度而言，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持續深化，以往制約資源合理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被逐步打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由此，我國市場化程度持續上升，能更充分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因此，不論是科技創新方面還是市場配置效率方面，均難以解釋近年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趨勢性放緩。

　　相比之下，既有研究相對忽視了總需求不足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抑制作用。由于最終經濟產出水平是由供需均衡決定的，總需求不足會使得供給端要素投入所形成的產能難以充分利用，在既有的要素投入不變情況下，產出水平會下降，由此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也會隨之下降。反映在增長核算框架之上，就表現為總需求不足導致經濟增速下滑。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濟一直面臨總需求不足的問題。從產出缺口來看，受居民消費需求疲軟與民間投資需求下滑等多重因素的影響，2008~2022年產出缺口均值為-0.4%，而1978~2007年的產出缺口均值基本為0。持續負向的產出缺口導致了既有要素投入難以充分利用，突出表現在工業產能利用率一直不高。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從2010年的80%下降至2016年的73%，2017年以來回升至75%左右的水平，但距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80%左右的相對較高水平仍有一定差距。綜合以上分析可知，近年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趨緩并非主要源于供給端，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總需求的持續不足。

　　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在于提高宏觀政策效率，解決總需求不足問題

　　既然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趨緩的一大原因在于總需求不足，那么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問題上就既要從供給端入手，有效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及“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等重要方針，還要從需求端入手，通過宏觀政策加力增效有效化解總需求不足的問題。

　　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宏觀政策面臨的突出問題是，受總需求結構、總供給結構以及收入分配結構等方面結構失衡問題的影響，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傳導渠道受阻，宏觀政策效率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貨幣政策釋放的流動性與財政政策釋放的財政資金難以有效提振居民消費與企業投資，從而導致總需求不足問題難以得到顯著改善。例如，在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問題的影響下，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足，制約了居民消費能力的提升，使得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擴張對居民消費需求的帶動作用有限，降低了宏觀政策的調控效率。也正因此，近年來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多次明確提出了“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效能”等要求。此外，宏觀政策效率下降還會進一步制約宏觀政策力度，從而導致宏觀政策面臨力度不足與效率下降的雙重問題，加劇總需求不足的問題。

　　因此，只有牽住了提高宏觀政策效率這一“牛鼻子”，才能真正讓宏觀政策實現加力增效，有效擴大總需求，進而紓解總需求不足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抑制作用。在既有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總需求的擴大可以提高要素資源的利用率，從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又有助于提高要素回報率，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的生產與投資，疏通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進一步提高宏觀政策效率。可見，牽住宏觀政策效率這一“牛鼻子”，將有助于切實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的重要要求，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從而切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水平。

　　提高宏觀政策效率，需要有效協調穩定政策、結構政策與增長政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既有宏觀政策理論主要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穩定政策內部的協調來提高宏觀政策效率，但從實踐來看效果不及預期。與之不同，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框架將穩定政策、結構政策和增長政策三大類主要的宏觀政策統籌考慮，不僅強調穩定政策內部的協調，更是強調穩定政策、結構政策和增長政策三類宏觀政策之間的協調，旨在同時實現短期經濟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優化三大類宏觀政策目標，能夠提高宏觀政策的整體效率。基于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筆者對提高宏觀政策效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第一，結構政策以構建總需求結構與收入分配結構的良性循環為切入點，對經濟結構進行全局性優化，從而紓解穩定政策傳導機制上的“堵點”，提高穩定政策的調控效率。第二，增長政策通過推動新技術、新能源、新產業的發展，能夠成為穩定政策短期內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更好地引導資金流入實體經濟，從而進一步提升穩定政策的有效性。第三，在結構政策和增長政策的協調配合下，穩定政策調控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增加穩定政策的發力空間，可以適當加大穩定政策力度，以適度為正的產出缺口為錨定目標。

　　從根本上看，要應對當前與需求端乏力密切相關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問題，關鍵要打破古典二分法框架下短期與長期相互分離的思路，將短期和長期、需求和供給納入統一框架統籌分析。在古典二分法框架下，對短期問題與長期問題的分析是相對割裂的。短期主要遵循新凱恩斯主義分析框架，主張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短期穩定政策來調節短期總需求，并且將經濟長期的供給能力視為外生且相對穩定；長期主要遵循新古典分析框架，主張使用增長政策和制度變革等長期舉措來調節長期總供給和經濟增長軌跡，較為忽視短期總需求的影響。理論上，古典二分法分析框架固然具有突出的優勢，但在現實中，短期總需求和長期總供給之間存在密切聯系，短期需求既有可能通過影響生產要素的配置與使用效率進而影響長期供給能力，長期供給也有可能通過影響居民預期進而影響到短期總需求。具體到實踐中，近幾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總需求持續不足導致的短期總需求和長期供給之間的惡性循環：短期總需求不足引發生產要素使用率下降和產能過剩等問題，從而影響到全要素生產率和長期經濟增長路徑，長期經濟增長趨緩又會進一步影響到實體回報率和居民預期，進而使得短期總需求更加有所不足。要打破這一惡性循環，在古典二分法框架下僅僅使用短期需求端政策或是長期供給端政策是難以應對的。相比之下，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框架充分分析了短期需求和長期供給之間的內在聯系，強調使用結構政策和增長政策等長期政策為短期穩定政策疏通傳導渠道并提供抓手，也注重使用短期穩定政策為長期結構政策和增長政策營造良好經濟環境，能夠真正打通短期和長期、需求和供給之間的內在聯系，從而實現短期需求和長期供給之間的高水平良性循環，這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思路。

　　總的來看，要真正做到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的“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需要從供給端和需求端同時發力。一方面，需要著力提升供給端技術進步速度和市場資源配置效率，這需要落實好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等重要舉措；另一方面，需要大力提振總需求，推動形成短期需求和長期供給之間的良性循環。這需要秉持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框架，通過穩定政策、結構政策和增長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切實提高宏觀政策效率，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真正實現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目標。

　　(本文作者介紹：權威、專業、理性、前沿，宣傳金融政策、分析金融運行、報道金融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