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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吉偉:全球氣候投融資體系建設及創新趨勢

2023年06月05日21:31    作者:袁吉偉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袁吉偉

  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發展低碳綠色經濟,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抑制全球氣溫上升趨勢,已經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主題。為了實現凈零碳排放,需要從政策、技術等方面加強落實推進,這其中氣候投融資體系建設必不可少,同時需要進一步創新氣候投融資工具,動員更多社會資金參與其中。

  一、全球氣候投融資內涵及需求

  人類經濟社會活動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導致氣候變化加劇,近年來全球氣溫持續上升,引發的極端天氣明顯增多,嚴重威脅著全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簽署標志著各國共同努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開始,后續又達成了《京都議定書》《巴黎協議》,形成了控制全球氣溫共同的目標,即到本世紀末,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以內,力爭控制在1.5℃以內。2021年,我國發布《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和《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完善頂層設計,加強應對氣候變化挑戰。

  技術是碳達峰碳中和政策的核心所在,而資金是物質基礎,自全球共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以來,與氣候相關的投融資就是相關政策的重要內容。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氣候投融資(climate finance)主要是指支持適應和減緩行動以解決氣候變化的金融活動,世界銀行對于氣候投融資活動的定義與此類似。我國發布的《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指出,氣候投融資是指為實現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和低碳發展目標,引導和促進更多資金投向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投資和融資活動。目前,國內外尚未對氣候投融資有統一的定義,不過都指向了其與綠色低碳發展有明確的關聯關系。

  近年來,全球越來越重視可持續發展,與此衍生出了很多金融概念,除了氣候投融資,還有可持續金融、綠色金融以及碳金融,它們之間很容易混淆。可持續金融出現時間要比氣候投融資早,其內涵也更為廣泛,不僅包括環境因素,也涵蓋社會、企業治理方面的金融投融資。近年來,氣候變化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可持續金融中氣候投融資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綠色金融是指為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經濟活動。綠色金融的內涵也要大于氣候投融資,由于我國還沒有明確細分氣候投融資,通常認為氣候投融資是綠色金融的重要部分。碳金融主要是指基于碳排放權的各類金融產品服務,主要包括碳期貨、碳期權、碳質押等,是氣候投融資的重要組成部分。

  按照資金使用目的,氣候投融資重要包括氣候適應投融資以及氣候減緩投融資,適應氣候主要是指應對氣候變化所引發的自然災害等挑戰,提高農業、林業、海洋等方面的適應能力;減緩氣候主要是發展低碳、碳捕捉和碳匯技術,優化能源結構,降低碳排放水平。氣候政策倡議組織(CPI)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末,全球氣候適應投融資規模為460億美元,占比僅為7%,而氣候減緩投融資規模占比高達93%。不同國家所面臨的兩類資金需要不大一樣,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更多,氣候減緩投融資需求更高;發展中國家碳減排壓力相對較小,而基礎設施建設落后,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能力不足,迫切需要更多氣候適應投融資的支持。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努力達成《巴黎協議》氣溫上升控制目標,全球氣候投融資規模將顯著增長。CPI認為是要實現2030年減碳目標,保守估計每年氣候投融資規模要達到4.5-5萬億美元。根據據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此前測算,我國實現碳中和需要新增投資139萬億元,年均投資規模達到3.5 萬億元。非洲國家自主貢獻中心測算,2022年至2050年非洲氣候投融資總額為4.76萬億美元至4.84萬億美元。總體來看,全球氣候投融資需求非常龐大,現有投融資規模很難滿足上述需求,存在很大缺口,特別是對于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未來需要進一步健全氣候投融資體系,豐富資金來源渠道,動員社會資金力量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

  二、全球氣候投融資體系現狀

  為了實現低碳綠色發展,加強了氣候投融資規劃,2020年,歐盟發布《歐洲綠色協定》,我國發布《關于印發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的通知》,明確了碳中和碳達峰行動目標以及投入規劃,這些都為全球氣候投融資體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根據CPI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末,全球氣候投融資規模達到6320億美元,呈現持續增長態勢。

  從全球范圍看,氣候投融資主要資金來源于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其中政府公共資金是最核心的資金來源。

  政府資金來源方面,各國政府從財政收入等方面提供資金支持氣候投融資,主要以發達國家為主。在控制溫室氣體談判過程中,發達國家承諾到2020年前提供投融資規模為10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設立了適應基金和綠色氣候基金,其中適應基金獲得投入11.6億美元,對外投融資5.11億美元;綠色氣候基金獲得103億美元資金支持,按照1:1的比例提供氣候適應和減緩投融資。另一方面,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外,發達國家也成立了多邊或者雙邊的氣候投融資基金,諸如氣候投資基金、國際氣候基金、全球氣候合作基金等。此外,發展中國家自主設立了部分氣候投融資基金,諸如墨西哥氣候變化基金、印度尼西亞氣候變化信托基金等。上述基金很多都是通過開發性金融機構來實施和完成的,截至2020年末,全球主要開發性金融機構在氣候領域承諾資金660.45億美元,其中76%的資金用于適應氣候變化領域,24%的資金用于減緩氣候變化領域。總體來說,在推進低碳綠色轉型之初,公共資金占據了主導地位,根據CPI測算,截至2020年底全球來源于政府方面的公共資金規模達到3210億美元,占據總體規模的51%。

  金融機構資金來源方面,主要是銀行、基金機構等金融機構為企業提供貸款、股權投資等資金來源。近年來,隨著監管要求的提升、客戶需求的升高,金融機構更加重視氣候投融資,探尋新的投資策略,為客戶創造更高的投資收益。調查顯示,大約24%的機構投資者表示氣候變化現在是他們投資政策的核心,51%的機構投資者表示這是一個“重要”因素。貝萊德已經將可持續投資作為核心策略研究和實施,摩根大通投入超過1000億美元的融資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效和可持續交通,我國商業銀行綠色信貸余額超過15.7萬億元,綠色保險保額達到18.3萬億元。CPI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末,全球來自金融機構的氣候投融資規模達到1220億美元。

  企業資金來源方面,主要來自企業自有投資,諸如購買機器設備、技術研發等。外部融資的通暢逐步降低了企業參與氣候投融資的難度,根據數據顯示,2021年全球氣候技術企業股權融資規模為158億美元,較2020年翻番,其中交通運輸和電池企業投資額占比達到80%。很多企業也開始關注氣候投融資投資機遇,履行社會責任,設立氣候相關基金,諸如中國石油OGCI昆侖氣候投資基金。總體來看,截至2021年末,全球企業氣候投融資規模已經達到1240億美元。

  個人家庭來源方面,個人對氣候投融資貢獻并不大,截至2021年末僅為550億美元,占比為8.7%。但是各國居民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未來有望成為氣候投融資來源的主力。以英國為例,調查顯示,7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個人投資避免對社會和地球產生破壞影響,50%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可以犧牲一定收益以實現對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特別是全球老齡化趨勢下,居民養老金日漸增多,可以養老金配置與氣候投融資相結合,解決氣候投融資不足問題。

  表1:中國、印度和歐盟氣候投融資體系比較

 

中國

印度

歐盟

頂層設計

《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氣候投融資項目分類指南》《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等

2070年實現碳中和

《可持續發展融資行動計劃》《歐盟可持續金融分類方案》等

政府公共資金層面

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國家氣候投融資基金(籌建)

國家清潔能源基金、國家氣候適應基金、國家災害響應基金等

歐洲氣候基金、復蘇基金等

社會資金層面

綠色信貸、綠色債券、股權投資等

綠色債券、股權投資、私人部分風險擔保等

綠色債券、股權投資、氣候韌性債券、藍色債券等

  數據來源:根據互聯網信息綜合整理

  總體來看,當前全球氣候投融資日漸壯大,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各國結合自身所呈現的優勢和稟賦,建設氣候投融資體系,而且初步不斷完善發展過程中。相比較而言,我國在氣候投融資方面剛剛起步,但是發展較為快速,未來仍需要持續借鑒國際經驗,不斷完善氣候投融資體系。

  三、全球氣候投融資工具創新

  當前,氣候投融資工具主要包括信貸、股權投資、資產證券化等,一般而言,主要以債權融資為主。全球氣候投融資缺口仍較大,需要加快相關工具和機制創新,豐富投融資渠道,吸引更多社會資金參與應對氣候變化。

  (一)基于風險分擔的機制創新

  氣候投融資項目多處于技術前沿階段,項目周期長,不確定性高,風險-收益性價比不高,對于社會資金不具有吸引力。傳統的政策支持方式主要是提供貼息、擔保等舉措,雖然能夠起到一定作用的,仍無法最大化地動員私人資本。因此,為了解決風險分擔問題以及降低投融資不確定性問題,混合融資(blended finance)模式應運而生。混合融資模式主要是將不同性質和目的的資金組合起來,降低氣候投融資項目的投資風險,或者提升投資收益吸引力,增強社會資金吸引力。通常,開發性金融資金或者慈善捐贈資金主要關注投資所帶的社會影響力,愿意降低所要求的投資收益,有利于吸引更多社會資金,助力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混合融資通常模式為開發性資金或者慈善資金獲取低于市場的收益或者提供損失優先吸收機制、為氣候投融資項目提供擔保等模式。自2015年,混合融資模式開始逐步在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等可持續發展領域得到推廣,截至2021年末,全球混合融資總體規模達到1600億美元,其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亞以及東亞是混合融資交易最多的地區。

  (二)專業化投融資工具的創新

  為了進一步豐富氣候投融資工具,各國政府及專業組織開始推動發展與氣候投融資直接相關的金融工具,諸如氣候債券、氣候掛鉤債券、氣候掛鉤貸款等。這些金融工具具有明確的標簽,遵循嚴格的分類和統計口徑。

  氣候債券是綠色債券的一種,也是快速發展的氣候投融資金融工具。為了避免“漂綠”,氣候債券倡議組織發布了氣候債券標準和認證機制,主要從資金用途、項目和資產的評估和篩選流程、募集資金管理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界定,推動發行人落實與《巴黎協議》相一致的氣溫上升控制目標。當前,氣候債券多是用于支持新能源發展或者企業技術改造,但是支持氣候適應投融資的氣候債券不多,2017年,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發行了氣候韌性債券,主要是為欠發達國家的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截至2022年1月,全球認證的氣候債券發行規模為2180億美元,特別是2018年以來,氣候債券發行規模明顯加速,這與各國重視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導向有很大關系。

  氣候掛鉤債券(貸款)是一種基于績效表現的氣候投融資工具,創新地將債券發行與企業綠色低碳發展目標相掛鉤,當預定目標實現時,可以下調票面利率,反之亦然,當然也可以設置其他債券要素與績效目標相掛鉤。2019年,全球發行首個可持續發展掛鉤的債券,目前全球所發行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相掛鉤的債券中,60%左右與應對氣候變化有關。2020年,全球資本市場協會發布氣候(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標準,主要是要求設定關鍵績效目標,校驗氣候可持續發展目標,設定與目標相關的債券要素,定期報告績效目標實現情況,聘請外部專業機構審核披露信息真實性。

  (三)氣候風險轉移工具的創新

  保險一直是各國居民預防風險的重要金融工具,而對于易氣候影響的農業等行業更是如此。不過傳統的保險也存在問題,諸如損失核定時間長等,不能充分保障投保人利益。為了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可能造成的自然災害,提高氣候變化適應能力,一些國家已創新地開展與氣候指數掛鉤的保險產品。氣候指數保險以風力、降水量、溫度等氣候指標為標準,與農產品產量等建立聯系,氣候指標或者指數高于或者低于臨界值,不管受保者是不是遭受災害,保險企業都將依據氣象條件指數值向保戶賠付。氣候指數保險有利于提升農戶等人群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幫助他們更快地從氣候災害中恢復。

  (四)專業金融機構創新

  為了更加聚焦氣候變化,全球正在探索建設綠色銀行或者氣候銀行,此類金融機構按照氣候綠色標準研發產品服務客戶,既可以提高自身專業水平,也可以更好地管理氣候變化風險。目前歐洲正在討論建設氣候銀行,我國建設銀行廣州南沙氣候支行設立,未來會有更多氣候友好型金融機構誕生,以此適應低碳綠色發展的新趨勢。

  促進氣候投融資做大規模,不僅需要各方面積極參與,也需要建立氣候投融資創新機制,加快推動氣候投融資工具的創新,建設氣候友好金融機構,建立更多元而高效的應對氣候變化解決方案。

  四、政策建議

  實現《巴黎協議》目標,仍需要動員社會資金,創新氣候投融資工具,加強氣候風險管理標準和信息披露,不斷擴大氣候投融資規模,助力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發展。

  一是加大公共財政資金投入。落實《巴黎協議》仍然任重道遠,各國政府落實的資金仍然不足,特別是氣候談判之初,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所承諾的1000億美元支持還沒有落實到位。未來,各國政府仍需要加強氣候投融資整體規劃,明確未來發展氣候投融資的目標,持續提升公共資金投入力度,解決氣候投融資資金缺口問題。發達國家要繼續落實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援助,幫助應對氣候變化挑戰,而發展中國家既要利用好國際資金,也要提高自身公共資金投入,增強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能力。

  二是吸引私人資本參與氣候投融資。從現有資金來源,主要以政府公共資金為核心,私人資本占比不高,主要還是受到投資風險等因素抑制,未來做大氣候投融資規模,必須加大力度動員私人資本參與其中。這就需要政府不斷解決制約私人資本參與氣候投融資的關鍵因素,一方面,提高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意識,鼓勵金融機構等社會主體涉及各類金融產品,吸引更多社會閑置資金,支持氣候投融資項目。另一方面,政府部門給予政策激勵,諸如提供稅收、補貼等,加強合規投融資項目篩選,發揮開發性金融和公益資金的引導作用,與私人資本共同分擔氣候投融資項目風險。

  三是強化氣候投融資創新發展。氣候投融資剛剛開始,所能夠使用的金融工具還很有限,并不利于提升氣候投融資規模。未來,仍需要加快氣候投融資工具和機制創新,為各類主體提供更多渠道參與到綠色發展中。從創新引導上看,可以成立專門的創新中心或者工作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摸索出一套可行的創新體制機制。從創新方向上,針對當前氣候投融資主要集中在氣候減緩投融資領域,未來還需要加強氣候適應投融資創新,尋找出更多良好的應對氣候挑戰解決方案和做法。此外,有必要加強氣候友好金融機構的建設,發揮專業優勢,聚焦氣候投融資發展。

  四是持續完善氣候風險管理方法和標準。氣候風險管理實踐較短,可借鑒的成熟經驗較少,政府等主題都在加快研究氣候管理工具和方法,以達到有效評估和計量氣候風險及影響的目的。依靠現有數據和工具,已經出現了宏觀類、行業中觀類、微觀類等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而且以壓力測試、情景分析和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形成逐步較為完善的管理工具體系。在全球多方主題的探索下,未來仍需要不斷創新和改善氣候管理工具和標準,采用多元化的手段控制氣候變化風險,提升氣候變化風險管理能力。

  五是有效評估氣候投融資效果。當前,所開展的氣候投融資較為獨立,很多項目對于落實氣候變化應對的目標并不明確,也缺乏相關落地效果客觀評價,信息披露不充分,可能導致偽造結果的“漂綠”問題,使得氣候投融資名不副實。這就要求完善氣候投融資效果評價體系,強化與《巴黎協議》等政策的關聯性,推動發展基于績效目標的氣候投融資工具,提高信息披露要求,發展項目認證和第三方審計制度,建立約束機制,強化氣候投融資對于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貢獻。

  (本文作者介紹:FRM,某信托公司資深研究員,專著《資管新時代與信托公司轉型》,曾在《上海證券報》《金融時報》等刊物發表各類研究文章。)

責任編輯:李琳琳

  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文章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新浪財經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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