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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講好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經濟學故事

2023年05月12日14:34    作者:周天勇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國從傳統一大二公的計劃經濟,歷經改革開放,轉向社會主義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市場經濟,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創造了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大國在世界歷史上經濟增長的奇跡。1957-1977年,GDP年平均增長4.97%,到1978年時,經濟規模為3679億元,折合美元占世界總量的3.6%,人均GDP水平385元,折合官定匯率為229美元,按照市場匯率可能在50美元左右。從1978到2010年,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10.02%,GDP規模超過日本達到410354億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水平提高到30808元,折合匯率美元為3434美元。

  進入21世紀第2個10年以來,雖然因人口增長速度放慢及其少子化和老齡化,大國之間貿易保護主義興起,還有近幾年的疫情和地區軍事沖突等客觀影響,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放緩。但1978-2022年,經濟年平均增長9.12%,GDP規模1210207億元人民幣,折合美元匯率占世界總經濟規模的18.05%,人均GDP為12741美元。

  如何解釋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奇跡的深層次來源,認識后期經濟增長放緩的形成機理,尋求未來還能夠中高速增長的內生動力和釋放算法?確實需要從基礎學理方面符合中國國情體制地進行深入探索。下面是我對此初步嘗試性研究一個介紹。

  國家經濟類型與二元體制常態

  觀察國民經濟的運行、增長和發展,主要表達是各方面的經濟數據。而揭示需求與供給、投入與產出和債務與資產等變量之間變動關系時,不同類型的經濟體,需要有不同針對型的數理邏輯和分析方法。中國與市場體制發展中國家、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和向市場體制轉軌國家(絕大多數是三到五年的瞬時轉軌)三大分類相比,都呈現出獨特的非標準特點。即是一個體制和結構雙二元轉型、計劃與市場二元體制并存型和特長周期體制漸近轉軌型國家。

  為什么改革開放以來,要素投入增長率大幅度下降,而經濟增長率卻大幅度上升,生產率的提高,源自于哪里?用標準化的哈羅德-多瑪投資積累、劉易斯二元結構轉型和索洛市場經濟等增長模型描述,可能都存在著所用方法針對分析客體的錯位。需要做的工作是,給中國這樣一個特大規模和特長周期漸近轉軌國家的經濟分析,看能不能提供符合中國體制類型的經濟學基礎數理邏輯。

  改革推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這是國內外經濟學界的共識。但是,在敘事方面,要么是定性的邏輯分析,要么是改革前后結果的比較,可能沒有針對特長周期二元體制經濟體的數理分析思路和方法,去證明經濟奇跡來自于體制改革,也無法證明深化改革會繼續內生地推動經濟中高速增長。

  體制扭曲是計劃與市場并存經濟的一個常態,并且許多體制扭曲無法予以糾正。在市場經濟國家,由于政府不當干預,或者自然壟斷,在資源配置中也存在或者發生扭曲。對于這種扭曲,要么有追求利益最大化動機的競爭主體,通過各種變通行動自發地進行糾正;要么政府通過各種反壟斷的規定和措施,進行司法和行政糾正。然而,在二元體制經濟中,普遍發生的不是經濟自然壟斷扭曲,也不是單純價格和資源配置數量方面的扭曲。

  市場競爭主體對于二元體制性扭曲的應對,大量結果的是成本極高和風險很大,許多不可能被糾正。一是糾正的風險極高,糾正收益為負,幾乎不可能被糾正。比如,土地計劃分配、用途管制和規劃約束,農村住宅禁止市場交易等扭曲。如果投資經營居住者,試圖以小產權房的方式,興建生產工廠、商業設施和居住房屋加以糾正,就會被當作違建強制拆除,也會有購買農民住宅后因其反悔訴訟被判交易違法而退回。還比如到城鎮常住農村戶籍人口,其到齡子女想在務工地上學,但義務教育的戶籍歧視,無法糾正這種扭曲,必須回原籍地農村就學。二是可以糾正,但成本較高和法律風險很大。比如,一些市場競標和進入,有國有資質障礙性的體制扭曲,國有企業競標獲得標的,民營企業掛靠國有企業實際進行投資建設經營,加以糾正。但民營企業需要支付程度不同的掛靠成本,并且有應收款項被國有企業延付、挪用和惡意抵賴的風險。二是可能被糾正。城鄉人口遷移和流動被戶籍限制,但農民20世紀80年代后期外出務工,務工證和居住證變通可以使他們在城鎮尋找工作獲得了工資。還如改革開放初時,農村土地并不能交易,但農民興辦了鄉鎮企業,進行工業生產和高附加值種植,獲得了地租。但2004年以 “散、亂、污、小、差” 為由整治,大量的鄉鎮企業被關停。

  找出內生變量使改革釋放生產力可以數理解釋

  也許有讀者要問,生產方面的產出增長由投入要素數量決定,增加這一內生實體變量,就可以得到產出的增加。然而,體制改革并沒有增加新投入的實體要素,因此怎樣將其變成內生的動能變量呢?形象地解釋,如果將國民經濟看成是一個循環流動運行的系統,其組成則為流體、管道和各種閘口。經濟運行體系中,生產要素和貨幣支付等流體市場化地自然流動,而閘口則是對流體能否通過和流量大小的人為控制。不考慮體制因素的產出和增長函數,以投入流體多少為內生變量。而建立體制變動與經濟增長的數理關系,則要以閘口大小及其開關為主變量。我的思考是:如果將國有經濟看成是一個“生產—分配—支出”的流動循環體系,正常的市場經濟運行中,要素作為投入流體進入生產領域,貨幣作為支付流體進入需求領域。體制扭曲,則發生了由于障礙、禁錮或過度諸問題,導致應該從乙領域流動到甲領域的生產要素和需求貨幣流體,發生了在乙領域的淤積,流出過少(如城市化滯后)或者過多(如稅負較高)問題,造成產出水平的下降。

  從生產要素或者支出貨幣等實體性變量看,改革不可能在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變成影響增長的內生因素。需要換一種新的分析思路,即體制扭曲和改革體制,是一種人為的安排,其在國民經濟流體、渠道、流速和流量運行中,有增大或縮小和加快或阻緩流體流量,從而有影響產出和增長的功效。因此,一般來說,市場機制外的各種體制安排,實際是影響國民經濟生產要素和支出貨幣流量、位勢和流速各方面的各種閘口。

  如何發現和測度這些影響流量的體制閘口,使其成為可數量化的內生變量?方法是找出影響產出和增長的各種市場經濟標準值和二元體制扭曲值,進而求出二者之間的差值。比如將人均GDP相近國家的動態城市化水平看成是標準值,將中國動態實際值看成是扭曲值,其差值就表達戶籍體制形成影響城市化人口流動閘口的大小。還比如,民營企業平均資產凈利潤率為標準值,國有企業的為扭曲值,其差值表達的是生產要素投入后影響產出流量體制閘口的大小。

  根據中國的二元體制國情,通過標準值與扭曲值的比較,推算其差值—即體制閘口的大小;將差值這一閘口式變量,內生于生產增長函數和需求增長函數中,計算體制扭曲造成的產出損失和估算體制改革形成的增長潛能。因此,除了過去函數中內生的實體變量外,加入體制差值閘口式變量,是建立二元體制經濟體經濟運行、增長和發展數理邏輯體系的關鍵。

  數理邏輯和數據推算驗證

  從數理邏輯上看:先是市場經濟標準值減去體制扭曲實際值為扭曲差值,再是差值乘以所使用的資源為產出損失,產出損失除以標準值為扭曲體制下未發揮作用的資源—體制剩余,而安排一定的改革時間和改革強度,釋放體制剩余除以總資源,并乘以對增長貢獻的權重,則為新的增長潛能。

  這里以勞動力產業配置為例。差值與體制性剩余。比如2021年與中國人均GDP相近和上下國家農業就業勞動力比例為7%,我們扭曲值為22.87%。農業就業差值率為15.87%,乘以總勞動力,戶籍管制等閘口阻礙在農業領域淤積的體制性剩余勞動力為11847萬人。

  產出損失規模。農業增加值勞動生產率為48744元/人,非農業為184482元/人。我們假定農業勞動力投入對產出貢獻率為20%,非農業就業對非農業產出貢獻率為40%,農業勞動力產出部分人均9749元,非農業為人均55345元。非農業勞動人均產出減去農業勞動人均產出,再乘以體制性剩余勞動力規模,可以計算出勞動投入部分產出損失規模為54018億元。

  改革的經濟增長潛能。對戶籍及其與戶籍掛鉤的一系列阻礙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體制進行改革,實際也就意味著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市場化流動的閘口擴大。其數理為:流動農業淤積勞動力比總勞動力為體制性剩余率15.87%,假定體制性剩余勞動力與總勞動力同比例變動,并且戶籍等體制改革使體制性剩余勞動力平均在10年轉移完畢,則年可有效利用勞動力增長1.59%,其乘以勞動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率40%,則年平均可獲得0.64個百分點的新經濟增長。

  經濟奇跡來自于哪里?

  回顧和比較中國經濟的增長歷史,1957~1977年,中國就業勞動力年均增長率為2.62%,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為45%,資本年均增長率僅為8.83%,將勞動和資本對增長貢獻的權重估計在0.3至0.7之間,GDP年均增長率只有4.97%。鮮明的對比是,1978~2022年,勞動與資本的增長貢獻比為0.4和0.6,就業勞動力年均增長率下降到了1.33%,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下降到了14%,但資本年平均增長率為8.92%,年均GDP增長率卻高達9.12%。。

  從二元體制學理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來自于計劃經濟體制禁錮向市場經濟發育的釋放:教育正規化和開放條件下知識和技術的交流和裝備技術進步;城市化起步和勞動力要素開始市場化流動;資金有償使用和銀行借貸的恢復,資本要素開始市場化流動;20世紀90年代的土地有償使用和后期的城鎮住宅商品化改革,使土地要素和房屋資產也開始市場化流動。

  首先,改革開放分別獲得了體制改革和廣義技術進步兩種TFP增長潛能。1957~1977年平均核算,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為-1.21%(格羅寧根大學)和-2.04%(亞洲生產率組織,1971~1977年)。1978~2022年,中國總TFP平均增長3.23%,其中廣義技術進步TFP增長0.7%,體制改革獲得的TFP增長平均為2.53%。

  體制改革TFP包括資產零到市場價格溢值和要素生產效率提高兩部分。一個被學術界所忽視的增值,是城鎮住宅商品化改革后,其如果在市場上交易,發生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這在支出法方面需要計算購房的付出,在分配法方面需要計入出售者的收入,在總GDP里形成了余值。改革開放以來,由此而形成的TFP平均增長0.94%。

  改革開放,產品商品化和要素市場化,也提高了要素投入的生產率。如允許農民承包土地后出售自己生產的農業產品,鄉鎮企業發展、城鎮國企放權等改革,在勞動和土地投入數量不變的情況下,獲得了TFP年平均1.59%的增長率。

  直接計入GDP的土地出讓溢值。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分析,1978~2022年,土地有償出讓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使經濟獲得年均0.43%的增長,但以生產法方式直接計入了GDP的核算。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1978~2022年,自然經濟年均增長水平,按照不同的取舍,低為3.37%,高為4.25%。

  二元體制經濟增長函數及其經濟運行體系

  國民經濟運行由流體、渠道和閘口三因素形成。動態結構模型的組成為:二元體制經濟增長函數中閘口—差值是主要內生變量,生產函數能夠將體制剩余性要素通過改革再貼入,通過擴大或取消閘口對剩余和潛能加以釋放;而需求函數則需要選取與分配有關的閘口變量,觀察其變化對支出潛能的影響。

  要素和資產等流體變量有價格因素,但體制設置的閘口—差值變量,一般情況下沒有價格。或許尋租發生黑色交易,但無法公開透明和統計確定為價格。并且,許多閘口是行政設置,呈現為剛性扭曲,其可替代彈性很小,甚至為零。當然,一些行政許可以進行拍賣,如個人購車車牌、出租車行政許可,雖然屬于閘口因素,但能夠出售并明碼標價。然而不是普遍的經濟現象。

  在生產流量增長模型中,要素流入產出標準值與扭曲值之間的差值,土地房屋市場交易有或無的絕對差值構成主要內生變量,體制性剩余要素和土地房屋按照要素市場化的再投入和資產化后的交易率計算額外的增長來源。并且,為了使體制性剩余土地和開發性剩余土地要素,能夠作為流體變量進入生產增長函數,需要改對數性要素結構的索洛增長模型為三要素結構的古典增長模型。也即在生產側建立“計算資源使用量、比較標準值與扭曲值的差值、估測低效率產出損失規模、依據標準值衡量體制性資源剩余、改革釋放體制剩余獲得增長潛能和組合形成新生產增長函數”的二元體制經濟數理邏輯分析體系。以觀察勞動力、資本、土地要素各體制閘口擴大和土地房屋市場關閉閘口打開時,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生產增長需要考慮需求的可能性邊界。然而,需求方面各類支出扭曲形成的差值,并不意味著體制性需求剩余流量實體淤積的存在,它是生產成果和資產交易收入分配扭曲等差值向支出流量的傳導。因此,也需要建立以差值為主要內生變量的需求側增長函數。

  從二元體制需求流量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總量模型看,收入分配和需求支出扭曲對經濟的影響,在二元體制經濟體,計劃和行政影響較強,市場自然分配能力較弱,容易形成使居民收入占GDP比例過低的格局。結果,GDP流量內部造成生產與消費循環和比例失調,制造業過剩,吸引不了其繼續擴大的投資,從生產和需求兩個方面形成增長放緩的壓力。從未來總量模型尋求糾正GDP分配和消費比例扭曲獲得增長潛能的角度: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擴大政府福利支出占GDP比例,其增加的支出部分可以擴大生產增長的可能性邊界。

  從不同的時間階段看,二元體制扭曲的就業人口數量收縮、人口從低收入處向高收入處流動梗阻、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城鎮居民購房收入房價比過高、禁止農民住宅交易和財政民生支出比率過低、貿易脫鉤使出口占GDP比例下降等,傳導到居民各渠道的消費和投資支出,是總需求不足的結構性原因。也需要建立居民收入需求扭曲影響經濟增長的各個結構性模型,它們的加總成為總需求不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建立人口生育新體制、放開人口戶籍遷移管制、提高土地交易農民分配比例、推進農村住宅資產化改革、居住多渠道競爭和政府組合供給、縮小土地淡水開發利用水平差距、擴大政府福利比例和防止貿易鏈內外脫鉤,則會從各個調節收入合理分配、擴大消費、增強投資和出口需求能力方面精準發力,形成經濟增長的強勁拉動力。

  據此,如上圖所示,與發展中國家、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瞬時體制轉軌國家三類標準經濟體不一樣的是,筆者以二元體制差值為主分析變量,建立二元體制供給與需求兩方面均衡的經濟運行和增長函數。

  這樣一個二元體制經濟運行體系的刻畫,有助于我們了解過去增長奇跡的來源,有助于我們認識增長放緩的深層次和結構性的原因,也有助于我們有針對性地安排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的體制改革,找出體制性剩余要素及資產和可釋放的需求潛能,將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支撐在一個中高速的合理區間之中。

  以上想法和敘述,是為序。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責任編輯: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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