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車寧

　　否極泰來，福禍相依。走出與病毒反復較量的防疫三年，政府和企業都需要重新置身于發展語境下錨定未來的工作方向。在政府，按照日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是要從戰略全局出發，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在企業，則是賡續此前如火如荼的數字化浪潮，推動由消費互聯網到產業互聯網，由產業數字化到數字產業化的轉型升級，以期能夠更高質量地實現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

　　在政府政策引導和企業業務布局的交匯之中，作為全球經濟發展新趨勢和國內近年增長主力軍的“數實融合”（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最為各方青睞。特別是其中的鄉村振興場景，因為其廣闊的市場空間和發展想象，以及本身自帶的社會公益（ESG）光環屬性，遂成為不同主體或拓展業務、或講述故事的絕好素材。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即使搖身一變成為經濟發展的時代寵兒，鄉村地區所固有的產業基礎薄弱、資源匯聚匱乏等瓶頸問題并未點石成金般快速消失，前數字化時代的技術應用、經營管理等歷史欠賬也依然如影隨形。鄉村振興工作的高質量開展有賴于更多資源的注入。

　　在現代社會，金融既是資金融通的工具，也是資源整合的樞紐，在鄉村地區導入金融資源，進而激活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對于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及數字技術獲取發展第二曲線意義重大。事實上，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國家就通過開辦專業銀行、信用合作組織等方式向鄉村地區定向供給金融資源。而在不久前的脫貧攻堅階段，各種類型的金融機構更是群策群力，體現了自己的使命擔當。站在后疫情時代鄉村振興征程新起點，數字普惠金融有望以數實融合對接城鄉融合，面對新情況，應對新挑戰，謀劃新舉措。

　　一、鄉村振興新情況

　　鄉村振興本質上是一場發生在鄉村地區的現代化運動，其路徑和邏輯自然也被現代化所定義，現代化同時也構成鄉村振興的最大背景因素。從歷史看，現代化運動雖然起源于英國，昌盛于美國，但其模式卻并未被英語國家所壟斷，而是在擴散中被不同國家所形塑，相繼出現了法徳模式、東亞模式以及以蘇聯為代表的計劃經濟模式。

　　進入20世紀后半葉，由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因為其超大的市場規模和不依賴于殖民的原始積累，以及史詩般的趕超速度和建設成就，成為世所矚目的重大歷史事件。在二十大報告中，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本質要求得到濃墨重彩的闡發，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工作的有效開展，首先需要準確理解把握中國式現代化之于鄉村的影響。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本身也還是現代化，需要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路徑、歷程和目標，具體到鄉村振興領域，最重要的就是產業更加現代，生態更加多元。

　　一方面，鄉村振興最基本的要求是產業更加現代，這首先表現在產品科技含量及產業組織方式的現代化，背后則是生產中知識水平及密度的革命性提升。從外部情況看，鄉村振興正在面臨極為有利的時代機遇，作為中國目前重要發展趨勢之一，制造業正在經歷全領域、全產業鏈的轉型升級。這種轉型升級不僅包括以數字化、智能化為代表產業本身的“縱向”升級，也包括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從城市向鄉村的“橫向”轉移，其間的資源整合、空間再造正是金融的發力空間。

　　另一方面，現代化的鄉村振興也意味著當地經濟社會生態的更加多元。特別是現代化進入到“后現代”階段，發展需要揚棄傳統的單一產業及與其相適應的社會生態，起先是允許鄉村居民被從鄉土中解放出來，從事多元化業務，以“新市民”的身份進入附近城鎮及大城市，并保持與鄉村的經濟關聯。當走出去成功實現后，引起來也就有了水到渠成的基礎空間，不再“板結化”的鄉村結構有利于引入外部資源打造更加豐富的商業生態。在這一過程中，金融可以資金為杠桿、數字技術為工具，充分挖掘、整合鄉村內部資源，與外部對接、盤活。

　　除了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化外，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工作開展中還要特別注重其中的“中國化”特色，尤其是共同富裕、協調發展等本質性要求。

　　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征程上，共同富裕是寫在旗幟上的關鍵目標，二十大報告也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從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歷史來看，由于發展路徑和資源積累所限，一定時期內難免出現了城鄉二元發展及由此帶來的貧富不均。但在二十大之后的發展新格局中，城市反哺鄉村、發展成果共享不但具有道義上的合理性，同時具有發展上的必須性。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印發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文件精神，鄉村振興既可以培育新的消費和經濟發展增長點，又可以對沖通貨膨脹、外貿不振及城市消費萎靡的負外部性，構成經濟發展托底的壓艙石。除產業發展外，在融合空間方面，以人為本推進城鄉一體化，形成都市群和城市帶，也將為鄉村振興注入新的動能。當然，宏大愿景的實現需要巨大資金的支撐，需要創新型的金融來適應、推動。

　　與共同富裕相伴隨，協調發展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色。不同于大多數發達國家，我國現代化的原始積累來自于鄉村而非外部殖民地，不可能無限度竭澤而漁地開發榨取，這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屬性也不相符。再加上發達國家環境問題、城市問題等前車之鑒，我國鄉村的現代化就具有了多重內容，蘊含了多重價值。

　　除了經濟發展外，鄉村振興還強調精神文化、生態文明等的齊頭并進，一方面，鄉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滿足可以開辟新的消費互聯網業務增長點，進而帶動相關的支付、消費金融服務；另一方面，在粗放的城鎮化發展進程告一段落后，除了土地等單一生產要素外，綠水青山等其他環境要素也可以吸引外部資源投資、消費，光能、風能、碳排放等綠色資源也可以作為資產進行交易。協調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為鄉村其他要素資源帶來了可能的貨幣化空間，進而創造了綠色金融新的增長點。

　　二、服務三農新挑戰

　　如前所述，早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就有金融服務三農的專門機構和機制，其歷史甚至可以上溯至土地革命時期。應當說，傳統的三農金融模式基本適應了各個相關時期農業、農村、農民的基本金融需要，有力策應支持了國家建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不管是其服務對象亦或是金融機構自身，也都出現了影響業務持續性的新挑戰：

　　其一是農村、農業、農企、農戶本身的脆弱性，這些脆弱性雖然隨著現代化進程在局部得以緩解，但并沒有得以根本解決。以鄉鎮企業為例，其中的大多數仍舊不是經典市場經濟意義上的適格信貸客戶，不但缺乏與傳統信貸相適應的抵質押物，其經營上也具有業務波動大、管理不現代等問題，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后，部分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意愿，鄉村地區也相對缺少轉型開展所必需的人力、技術等各方面資源。這就導致金融機構難以對鄉村客戶進行準確的風險定價和有針對性的產品創新。

　　其二是金融服務三農的扶助初衷與抽血現實相對立：一方面，為三農客戶提供金融服務的本意是扶助鄉村當地發展，但由于城市和鄉村資源稟賦和發展速度的落差，以及鄉村地區客觀存在的信貸損失可能，導致服務的實際后果卻是將廉價資金轉移至城市；另一方面，早期三農金融服務普遍具有濃厚的幫扶政策色彩，并沒有與時俱進地誕生現象級的產品、模式，因此也就缺乏商業上的可持續性，不但政策要求一經放松金融機構就缺乏維持的意愿，沉浸在政策導致的貨幣寬裕幻象中的企業一旦斷奶也會出現經營困難，不具有真正的市場競爭力。

　　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后，為有效因應前述問題，在鄉村地區實現金融服務的可觸達性、精準性和可持續性，金融機構普遍借鑒大型互聯網企業在產業數字化時期形成的技術應用和商業模式經驗，在數據、網絡和技術的加持下持續推進產品、渠道和場景創新，進而形成機構主導的自身生態，并以開放金融的方式接入政府、公共事業單位、本地龍頭企業、大型科技企業為主導的外部生態。

　　在產品層面，針對鄉村地區客戶普遍缺乏抵質押物，難以準確定價等難題，金融機構普遍選擇以信用貸款為基礎開發數字金融產品，通過引入大量的客戶基礎數據、政府及公共服務數據、行為數據、經營數據、交易數據，將其與自身掌握的金融數據相結合，進行實現產品的創新設計。

　　但這一明顯依賴于數據驅動的路徑也存在挑戰，一方面伴隨著數據和貧富的多少不均，能夠被數據畫像且有能力承接貸款的客戶被過度營銷，少有數據痕跡或缺乏貸款能力的客戶則乏人問津，另一方面，多元化的數據積累及相關產品設計均具有鮮明的公共產品特色，在缺乏足夠激勵的情況下難以有效調動相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使得更多時候是低水平模仿，缺乏高質量創新。

　　在渠道方面，受投入產出比制約，金融機構大多開始收縮鄉村地區線下經營網點，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服務渠道能力，金融機構的對應舉措是一方面力推自有線上渠道建設，另一方面試水加盟合作渠道，在滿足本地政府、事業單位、鄉村集體、龍頭企業、科技企業等相關功能需求的基礎上，嵌入自身金融服務。

　　上述舉措從邏輯上固然自洽，但實際中也并不能完全彌補線下渠道撤并導致的缺憾：一方面線上渠道一般是機構總部統一開發，在現代企業經營的科層制下難以快速反應本地客戶的個性需求，而權利下放后則可能由于基層缺乏專業性，風險控制和體驗管理上難免又出問題。另一方面鄉村地區畢竟還是“熟人”社會，具有明顯的“鄉土”特征，線下網點在本地的存在不僅具有渠道意義，也是能夠通過關系網絡和“地域知識”來最大限度減少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進而控制貸款損失，這一功能顯然目前還無法通過線上或合作渠道來有效實現。

　　在場景方面，一方面是受到前述渠道收縮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在數字化轉型后形成的與場景相適應的新經營模式，現下金融機構服務鄉村振興也主要通過開拓維護重點場景來實現。從目前情況看，金融同業的打法基本趨同，在零售（C端）是通過政府（G端）的公共服務、鄉村治理相結合，節約資源投入的同時維持與客戶的基本業務聯系；在企業（B端）則是與本地特色產業相結合，與物流（物聯網）相結合，通過與龍頭企業及其掌握的供應鏈、生態圈合作，減少信息不對稱的風險。

　　不難看出，這一策略的得意之筆在于能夠有效控制成本，“不打無把握之仗”，但由此帶來的關鍵問題是主動性和控制力不足，場景或者是被政府和公共事業機構，或者是被當地龍頭企業，或者是被大型互聯網企業所開發、主導，金融機構只是備選的數家甚至數十家之一，處于僅僅提供資金和部分科技力量的附屬地位，業務的持續性不能有效保證。此外，在他人“地盤”上開展業務也會影響相關數據資產的形成，不能形成有效的正反饋，進而影響機構在本業務領域的服務提升和數字化轉型成效。

　　三、數字普惠新舉措

　　雖然金融服務鄉村振興存在諸多挑戰，但在后疫情時代，經濟發展的客觀現狀也使得金融機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一，由于進入現代化中后期人口增長乏力，加之城鎮化遭遇階段性瓶頸，房地產在失去“黃金時代”后又接連失去“白銀時代”，金融機構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的高質量資產業務因此難以如前般持續；其二，由于通貨膨脹、能源短缺對國外需求的壓制及疫情對國內消費的壓制，城市大中型企業也都有避險打算，金融需求不高；其三，前期高歌猛進的消費互聯網在反復開發存量客戶后也迎來了發展的“天花板”，而產業互聯網則未能及時開辟新的增長點。在此情況下，基建、消費和互聯網都可能下沉轉向城鎮及鄉村地區，金融服務也需要以數字普惠為主力軍謀劃鄉村振興服務新舉措。

　　在謀劃提振鄉村振興發展質量的金融策略中，一個基本的著力點是數字經濟。數字經濟不僅僅是要在鄉村振興中開辟一個新的經濟部門，更是通過數據、網絡和技術要素整合升級鄉村社會經濟整體。從此前城市數字經濟的發展經驗來看，其前半場以網絡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商業模式是線上化；下半場則以數據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商業模式是數字化。而此時的鄉村振興由于內外部各種因素影響需要上下半場同時進行，甚至需要前數字化時代的補課，補足數字基建和治理的歷史欠賬。

　　對應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前半場對應的工作是渠道搭建，不僅是自己要有專門的鄉村渠道（如鄉村版掌上銀行），還需要通過各種共建渠道將金融服務融入鄉村生產生活的重點場景，形成渠道+、平臺+。后半場對應的工作是產品開發，在機構數字化轉型后建立的標準化信貸產品工廠的強力支持下，挖掘利用鄉村數據而非照抄照搬城市數據，更精準地識別客戶需求，進行風險定價、客戶畫像，針對客戶全周期、全旅程提供精準服務，滿足其生產、生活需要，助力國家鄉村振興戰略實現。

　　不過，被動跟隨的渠道建設、產品開發還只能算作權宜之計，根本之策則是在深刻理解包括服務鄉村振興在內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政治性，在此基礎上有的放矢地持續提升數據能力、場景能力。首先是完善數據應用，一方面著力打造自身主導的場景生態，另一方面與不同類型合作伙伴聯合創新，在風險可控、經營可持續的基礎上不斷下沉，開拓新市場，打造新載體。其次是發揮溢出效應，提供產業基礎底座，不僅是要在客戶身上賺到錢，更是要伴隨、助力客戶成長，聯合合作伙伴尤其是鄉村地區不能有效聯動的外部資源，針對鄉村產業特點設計整合性方案，以金融力量實現鄉村地區生產組織的規模化、產業化、標準化乃至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等。

　　對于鄉村振興這一系統性工程而言，金融資源、金融力量雖然重要，但還遠非全部。特別是在數字經濟時代，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科技企業特別是各類大平臺、“小巨人”的積極努力，這一事實近期也在政策層面得以確認。科技企業一是可以各擅勝場，依托自身比較優勢，提供滿足民生和鄉村產業數字化轉型等不同場景需求的多元數字產品服務。二是打通彼此生態，充分開展合作，針對鄉村地區特別降低業務準入門檻及數字化工具使用門檻，塑造鄉村數字經濟全生態鏈條。三是可以技術普惠帶動金融普惠，利用新技術對沖新風險，賦能金融機構和客戶，特別是針對一般數字服務能力無法觸及的微弱客戶推出一體化解決方案。

　　除了金融機構和科技企業外，政府在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工作中也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部分資源稟賦和治理能力薄弱的地區，政府更需要“置身事內”，按照《鄉村振興責任制實施辦法》等制度要求提升政策施行的有效性、精準性及合成性，以看得見的手實際發揮生產組織者的功能。

　　首先是組織各類資源，特別是引入信貸、投資等資金資源，以及電商、直播等商業生態資源；其次是在后疫情時代盡快重新暢通園區、物流、展會等公共資源，統籌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激活本地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廣泛發掘和高效組織數字化生產要素，對其提供高質量公共服務，在鄉村地區打造“小而美”的本地數字服務市場體系，真正將鄉村振興的使命擔當落在實處。

　　(本文作者介紹：金融新興商業模式的長期觀察者，現就職于某大型銀行，北京市網絡法學會副秘書長。)